大明王朝是被朱重八的子孫們吃垮的

一、朱元璋的“慈愛”：制度性膨脹的根源

明朝開國之初，朱元璋為保障朱氏子孫永享富貴，制定了史上最優厚的宗室供養制度。他規定皇族“分封而不錫土，列爵而不臨民，食祿而不治事”，且嚴禁宗室從事士農工商之業。皇子封親王，歲祿萬石；郡王二千石；鎮國將軍至奉國中尉依次遞減，但最低的奉國中尉仍有二百石。這一標準遠超官員俸祿（正一品官員歲祿僅千石），使皇族成為完全依賴財政供養的寄生階層。

更致命的是，朱元璋將“多生子女”與宗室利益捆綁：每生育一子，即可申請封爵領取俸祿。此舉直接觸發了一場持續兩百余年的“生殖競賽”。

二、人口爆炸：從58人到百萬子孫的驚人增殖

洪武年間，宗室人口僅58人；到萬歷三十二年（1604年），玉牒記載的宗室成員已超8萬人；至明末，朱元璋子孫總數逼近百萬，約占全國人口的千分之一點五。其增殖速度堪稱恐怖：

個案見證：山西慶成王朱鐘鎰生育子女94人，孫子163人，曾孫510人，直系后代達767人。其長子亦生育70人，王府“正牌主子”超千人，以致父子相見需專人介紹。

區域縮影：山西洪武年間僅1位晉王，嘉靖時增至1851位；河南從1位周王擴張至萬歷時5000余人。

增長規律：徐光啟推算，宗室人口每30年翻一倍，增速為全國平均的10倍。

三、財政黑洞：宗祿耗盡稅糧的殘酷現實

宗室人口的幾何級增長，導致宗祿支出逐步吞噬國家財政：

1. 地方財政崩潰：

山西晉王府歲祿從明初1萬石漲至嘉靖年間的87萬石；

河南周王府從1萬石漲至69萬石；

湖廣楚王府從1萬石漲至25萬石。

2. 全國性危機：

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全國稅糧總收入2285萬石，而宗室歲祿支出853萬石，占比37%，成為財政最大開支。至明末，一些學者推測宗祿支出甚至占國庫收入的80%。

四、惡性循環：土地兼并與經濟壟斷

皇族不僅消耗祿米，更通過特權掠奪社會資源：

土地兼并：藩王動輒占田萬頃——景王、潞王莊田4萬頃，福王2萬頃，吉王占長沙田地產量的40%，河南一半土地歸王府所有。

行業壟斷：皇族與商人勾結，控制鹽、茶、礦產等暴利行業，并截留地方稅權（如周王壟斷開封稅課，潞王占有26處河泊所）。

底層反噬：貧苦宗室因祿米拖欠淪為“進京乞食”的流民，甚至組織武裝搶劫公糧，加劇社會動蕩。

五、末日審判：宗室盛宴的血腥結賬

明末農民起義爆發后，皇族成為首要復仇目標：

李自成在山西屠殺朱姓宗室逾萬人，晉王系400余高級皇族被處決，大同代王系4000余人“屠戮將盡”。

張獻忠則對楚王、蜀王等滅門，“七十二家”起義軍所過之處，“朱姓王爺幾乎無人活下來”。

這場持續兩百年的宴席，最終以百萬皇族的鮮血結賬，印證了“制度性特權必然導致制度性崩潰”的歷史鐵律。

結語

朱元璋以“慈愛”之名設計的宗室制度，本質是一場將國家公器變為家族私產的豪賭。當皇族以“生殖競賽”瘋狂透支財政，以特權壟斷榨干民生時，王朝的根基早已被蛀空。明末宗室問題不僅是財政危機，更是政治公平與社會活力的徹底窒息。其教訓警示后人：任何將特權制度化的統治，終將被特權反噬。

相關史料來源： 《明史·諸王世表》、《明實錄》等官方記載 ；王世貞、徐光啟等時人統計 ；現代學者陳梧桐、安介生等人口史研究。

任何一個朝代混到明末這種狀態都會麻煩不斷。

財政供養人員規模超過 8000萬人，而且這8000萬人只勤勤懇懇為人民服務，并不親自生產糧食、創造稅收。這種趨勢發展下去非常危險。

所以近年來，“嚴控財政供養人員規模”已成為政府機構改革的一項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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