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這樣一個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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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君的回復就是“世界上的事情別談‘怕不怕’整的和幼兒園一樣”。
辛辣了一點,但得拿出來說說。
這個時代,討論問題越來越像情緒管理課。一遇到國際話題,動不動就是“怕不怕”“敢不敢”“打不打”——仿佛世界政治是小區群吵架,情緒夠硬氣就能贏。
但在真實的國際秩序里,“怕”這種詞根本不存在。國家之間只有算計:算得過就做,算不過就等。
所謂“怕”,只是一種成本高到超出政治承受力的狀態而已。
成年人的世界、成熟的國家 哪有那么多的膽戰心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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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之于美國沒怕過,而美國之于中國也沒怕過,甚至日本和韓國這樣的三流國家也沒怕過我們。
拿稀土來說,美國不是“怕”中國封鎖,而是暫時算不過。他們當然可以自己挖、自己煉,但那意味著要重建整個產業鏈:重啟污染項目、重投冶煉設備、重新訓練工人、重新布局專利。
一條鏈條要十年、幾百甚至上千億美元——問題不在“怕不怕”、“敢不敢”,而在“值不值”。
我們控制了稀土,不是因為我們有魔法,而是因為三十年如一日地干臟活、啃硬骨頭,把從采礦到磁材的每一道環節都吃透——這叫體系優勢。
對方不是怕,而是遲了三十年。這里面有算計、有拖延、有短視,但唯獨沒有一個“怕”字。讓人很痛心的不是這場注定會贏的稀土戰爭,而是都2025年了,還得專門寫一篇文章讓中國人知道用“怕不怕”來判斷國際問題是多么的幼稚!
我們是什么?記住!我們是中國人!我們的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史,經歷了盛衰與屈辱,見過刀耕火種,也見過原子裂變。中國人從來不是靠情緒維持文明的民族,而是靠算計、理性和耐心活下來的民族。我們不是嗓門大的一群,而是擅長在沉默中算清楚得失的一群。真正讓中國挺立于世界的,不是“勇敢”,而是清醒。中國的“強”是絕大多數中國人都難以想象的強,但別急著歡呼雀躍,我們很強但必須時刻保持清醒的認知,而更不能被情緒所左右。
作為一個中國人你得知道“中國人的見地要早于世界幾千年”。
西方社會中20世紀最偉大的哲學家是維特根斯坦。但是大多數不研究哲學的中國人可能第一次聽說維特根斯坦的名字。即便是聽過他的名字的人也大概是在聽別人說他“太深奧”或者“太抽象”的時候才知道有這么一號人。
那么維特根斯坦的觀點是什么呢?在《哲學研究》中維特根斯坦劃出了一個西方哲學家根本沒有辦法越過的鴻溝,幾乎摧毀了整個西方的哲學。他認為許多傳統哲學問題,特別是形而上學的問題,并非真正的問題,而是源于對語言使用的誤解。換句話說就是“人類之所以在哲學上陷入無盡的爭論,不是因為世界太復雜,而是因為我們把語言當成了現實本身。我們以為‘理解詞語’就等于‘理解世界’,結果卻被語言的表象困在自造的陷阱里。”——語言是認知的邊界。
而在老子的《道德經》中第一句話就給出了維特根斯坦的答案“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一旦你試圖用語言去把握“道”,你就已經失去了它的本真。因為語言必然帶來界定,而界定意味著割裂、歪曲與損失。語言不是世界的鑰匙,而是世界的影子。真正的智慧,不在言說之中,而在超越言說之后。所謂的“常道”和“常名”都不可能用語言來表達。
中西文化不同的是在維特根斯坦得出來這個結論之后西方哲學陷入停滯,而我們的“道可道,非常道”的觀點則是一本書開篇的第一句話。當西方人在二十世紀才意識到語言的局限時,中國人早在春秋時代就明白——真正的力量,從不在語言里。它存在于理性、秩序、克制與洞察之中。這,正是文明的深度。
回到2000多年后,再來看中國人的簡單道用“怕不怕”來評判國際局勢的觀點,只能說是不肖子孫了。當然了,這樣也是簡單的去說一說而已,也帶有一些簡單化情緒化的東西在里面。
再說西方社會的架構,從頭到腳都是帝國主義的思路。
很多人都會提到帝國主義(Imperialism)但也未必知道什么是“帝國主義”。帝國主義一詞源于拉丁語 imperium,在古羅馬語境中,它并不是貶義詞,而是一種合法化的統治授權——意指“指揮、權力、支配”。換句話說,它代表的是一種“被神圣化的征服權”。
羅馬人用 imperium 來形容執政官或凱撒的權力,這種權力不是來自民意,而是來自秩序的意志。它告訴人們:統治并非罪惡,而是一種秩序的延伸,一種文明對蠻荒的“矯正”。這套邏輯,后來被整個西方世界繼承并制度化,成為從古羅馬到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精神骨架。
有一部2016年的電影叫做《imperium》(絕對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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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的是一個年輕的FBI探員潛入美國白人至上主義組織內部的故事。電影里的白人至上主義組織,把“自由”“美國”“秩序”這些詞當作信仰,但他們真正捍衛的不是價值觀,而是一種身份特權的統治權。他們相信自己天生擁有指揮世界的資格,其他種族、文化乃至信仰,只能附庸其下。
這正是帝國主義在現代社會的隱身術——它不再以軍艦、炮口為象征,而是通過文化、輿論、資本與技術系統,構建一個看不見的“精神殖民帝國”。
片子很勁爆也很陰暗。但可怕的是這是一部傳記電影,依據真實故事改編。
那么“帝國主義”到底是什么?
列寧在《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中,對帝國主義的本質進行了經典闡述——他指出,帝國主義并不是偶然的歷史階段,而是資本主義內在邏輯的必然結果。
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終將走向壟斷。當若干大銀行與工業寡頭結合,形成“金融資本”的統治后,整個國家機器便被這一利益集團所綁架。資本不再以商品交換為核心,而以資本輸出為目的——即把多余的資金、產業與債務,強行向外轉移,用他國的資源與勞動力維持本國的利潤循環。
“帝國主義”從來就不是單純的侵略,而是一套完整的資本秩序再生產機制——它以全球為舞臺,以資源為棋子,以戰爭、貸款、專利、文化為工具。
只不過過去是炮艦開路,如今是美元開路;過去是殖民地的土地,如今是債務和市場的殖民。所有的一切都指向了唯一的一個存在——帝國主義中心國家對邊緣地區的支配和剝削,以維持和擴展自身的權力與利益。
我常常說,帝國就是吃飯問題。要是你不希望發生內戰,你就應當成為帝國主義者。 ——塞西爾·羅茲(Cecil John Rhodes, 1853–1902)英屬開普殖民地總督、不列顛南非公司;創始人兼董事長;南非鉆石壟斷集團戴比爾斯 創始人;英國帝國勛章獲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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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cil John Rhodes
其實,一直以來西方的帝國主義思想都在侵蝕著世界,就像塞西爾·羅茲所表述一樣,他沒有掩飾,也不虛偽——他說出了所有帝國主義的秘密:帝國不是理想的產物,而是饑餓的延續。它征服的理由,不是信仰,而是供養。它的邏輯極其簡單:要么擴張,要么崩潰。
一個文明可以求生,可以尋求發展。但如果毫無理由地擴張、把自身的繁榮建立在他人的貧困之上,把自己的安全建立在他人的慌亂之上,那么這種“發展”就不再是進步,而是墮落。
文明的正當性,不在于它有多強,而在于它能否約束自己的力量。
因為當一個文明失去了克制,它就不再是文明。
帝國的本質,正是以“秩序”之名掩蓋暴力,以“自由”之名合法化掠奪。而一旦這種擴張失去了正當性,它所依賴的唯一手段就只剩下——恐懼。
恐懼成為帝國賴以生存的空氣。它讓敵人恐懼、讓盟友恐懼、甚至讓自己的人民恐懼。恐懼維系秩序,恐懼制造服從,恐懼掩蓋空虛。帝國一旦停止制造恐懼,它自身就會崩塌。
前陣子非洲論壇的社交媒體中發了這么兩張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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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軍隊就是這樣在索馬里傳播民主的”成了恐懼的縮影。
當腳踢到屁股的時候你不能反抗人家送上門的文明,當槍指著頭的時候你要感謝人家帶來的民主。
就問你“怕不怕”?
其實問別人“怕不怕”的心態恰恰是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在很多中國人的心里扎下的根,古籍中怕和懼并不存在。
《說文解字》:怕,從心,白聲。服也。原義是“順服”“柔順”,而非害怕。
《廣雅·釋詁》:怕,柔也。“怕人”即“性情溫和之人”,不是“害怕的人”。
《水滸》:因這次不是尋常押送,宋江怕晁蓋一路搶人,故而須這兩個州里的防送公人一路配合……到了明清,“怕”才剛剛向“恐”而轉移。
而恐、懼、畏都不是對人或者對一個團體。
《尚書·皋陶謨》: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恐懼修省。“恐懼”是“敬畏而自省”,并非“害怕”,而是一種君子修身的常態。
《論語·雍也》: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畏”與“恐”同根,此處“畏”絕非“害怕”,而是一種理性自制與禮的意識。
所以說,古人“畏天命”,不是“怕天命”;“恐懼修省”,不是“被嚇服”;
中國人從未以“怕”立身。
那又是什么時候,我們開始被迫學習“怕”了?是帝國主義的槍炮和話語,把“恐懼”變成了政治的語法,把“怕”變成了殖民心理的反射。從此以后,“怕不怕”成了一種病態的民族用語——既不是勇氣的對立面,也不是理性的表達,而是一種被操控后的自我檢驗。
所以當有人問你“怕不怕”的時候,你要明白,那不是在問勇氣,而是在重復一種從殖民時代繼承下來的幻覺。當你問別人“怕不怕”的時候實際上表現出來的也是某些“遺毒”。
“就問你怕不怕?”其實沒有任何自豪感也不具備任何風骨。
中國文化的自信和西方帝國主義的流毒
其實習大大在談“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時候,W君也覺得是缺什么要提什么了。許多人把它理解成政治口號,其實那是一個文明的防護網。因為一個民族的自信,不是喊出來的,而是抵御外部敘事的能力。
“自信”的核心,不是夸耀傳統的輝煌,而是擁有拒絕被定義的底氣。
當帝國主義的語言仍在塑造世界的敘事格局,當“民主”“自由”“人權”這些詞匯被包裝成新的殖民載體,文化自信的真正意義,就是要讓中國人重新擁有解釋自己的能力。
這正是“積淀”與“流毒”的分界線:前者來自千年理性的沉淀,后者源自百年恐懼的灌輸。
一個民族如果不能清除語言中的恐懼,就不可能真正實現文明的獨立。
我們從未以“怕”立身,也不必再以“怕不怕”思考。
因為中國文化的自信,不是拒絕世界,也絕不是恐嚇世界,而是能在世界面前不再顫抖地說話。甚至是讓世界上所有的人都不再顫抖的說話。
“怕”和“不怕”,僅停留在幼兒園水平。并非一個積淀了幾千年的大國民眾判斷事物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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