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為什么需要五年規劃

一

1953年1月1日，人民日報頭版刊發社論《迎接一九五三年的偉大任務》，提出了當年的三項偉大任務：加強抗美援朝斗爭，召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憲法，還有一個——“開始執行國家建設的第一個五年計劃”。

當時的人們對五年計劃并不陌生，報紙常宣傳說：蘇聯的五年計劃推動實行了工業化，使它在極短時間內大規模地創立起社會主義生產力。

但中國的第一個五年計劃應該是什么樣的？沒人知道。

用后來的眼光看，“一五”計劃是坎坷的。由于基礎不好、缺乏經驗，又有抗美援朝戰爭和蘇聯援建存在不確定性的外部影響，只能邊計劃、邊執行，不斷修訂、調整、補充。

計劃從1951年開始謀劃。1952年，周恩來、陳云兩次拜會斯大林并專門請教相關問題。1953年，計劃開始實施，并歷經幾次重大修改。到1954年初，毛澤東下達了盡快拿出計劃綱要草案的軍令狀。直到計劃年份行進到一半的1955年，“一五”計劃才正式通過。

但同樣用后來的眼光看，“一五”計劃又是成功的。計劃最主要的目的，是通過工業化牽引國家經濟建設，改變“一輛汽車、一架飛機、一輛坦克、一輛拖拉機都不能造”的局面。到1957年底，“一五”計劃全面提前超額完成，汽車、飛機、重型機械、精密儀表等一大批新興工業部門，從無到有地建立起來；一大批新的鋼鐵、煤炭、電力、機械、有色金屬、化工和軍工企業，構成我國工業布局的基本框架。

更重要的是，“一五”計劃確立了五年規劃在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全局中的重要地位。自那開始，我國先后編制和實施了14個五年規劃（計劃），相互銜接、有序推進。科學制定和接續實施五年規劃，自此成為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一條重要經驗，以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個重要政治優勢。

二

2025年10月20日至23日，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在京召開。備受關注的核心議程，就是研究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

今年7月31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出，“十五五”時期是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夯實基礎、全面發力的關鍵時期。在我國發展環境面臨深刻復雜變化的當前，“十五五”規劃謀劃實施得好不好，不僅關乎未來五年的經濟社會發展，還事關中國式現代化全局戰略更長遠的未來。

如何科學謀劃、有效實施“十五五”規劃？從過去的十四個五年規劃（計劃）中，能找到許多經驗與啟示。

首要一點，總體目標應始終錨定一個總方向。

“一五”到“十四五”，始終圍繞的是把我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戰略目標。這樣一個龐大復雜的系統工程，通過中長期規劃階段式分解，盡可能地避免了發展碎片化和短期行為，有利于保持國家戰略連續性穩定性，確保一張藍圖繪到底。

而每一個五年規劃（計劃）之間或微妙或重大的調整，則體現了不同形勢下的不同要求——比如從“六五”開始，“國民經濟發展計劃”改稱“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統籌考慮了經濟與社會的協調發展；從“十一五”開始，“計劃”改稱“規劃”，則體現了我國向市場經濟體制的進一步深刻轉變。

三

再看五年規劃的一項特有優勢——“集中力量辦大事”。這意味著政策、項目、資金、人員整合到一點，實現超常規的突破。

比如，“十三五”規劃把“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列為約束性指標，在中央統籌下，財政、金融、土地、交通、水利、教育、醫療等政策全部向800多個貧困縣傾斜，五年累計投入專項扶貧資金1.6萬億元，土地指標跨省交易籌資1130億元，引入社會幫扶資金1005億元，290多萬名干部先后被選派到駐村工作隊。到2019年底，農村貧困人口減少到551萬，每年減貧1000萬人口以上，貧困發生率由10.2%降至0.6%。

從“一五”從無到有的工業化，到“十三五”的脫貧攻堅，再到“十四五”的川藏鐵路、沿江沿海鐵路、雅魯藏布江下游水電開發等世界性標志性基礎設施工程取得重大進展，“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效能已被充分證明。

但在用好這一優勢前，仍有兩點關鍵。一是想清楚要“辦什么大事”。在今年四月的部分省區市“十五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十五五”時期，必須把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擺在更加突出的戰略位置。在人工智能引領新一輪科技革命的當下，提高原始創新能力、突破關鍵核心技術，一定是“十五五”時期要辦的“大事”之一。

另一點，則是如何“集中力量”。一方面，規劃與政策要保證取向一致性。另一方面，各地也要有“一盤棋”的戰略思維，既要貫徹國家總體部署，又要注重體現自身特色、發揮比較優勢，避免陷入地方保護、重復建設等“內卷式”惡性競爭，更好形成合力。

確保同向發力、形成合力，正是統一規劃的重要功能。

四

五年規劃還有一項重要原則。有西方學者評價其為“規劃森林，讓樹木自由生長”，意思是，五年規劃能更好地統籌發揮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作用。

從“十一五”開始，“計劃”改稱“規劃”，更多運用指導性和約束性指標調控和管理經濟，政府職能和權限有所收縮。但這并不意味著“看得見的手”不發揮作用了，而是重在干預市場失靈、激發市場活力。

比如，破除物理和政策上的市場壁壘和堵點，暢通國民經濟循環，使商品和要素能高效自由流動。在2022年，《“十四五”現代流通體系建設規劃》作為我國現代流通領域第一份五年規劃首次發布，正是著力于此，圍繞市場、商貿、物流、交通等領域提出了50項任務舉措。

更直接有效的，則是支持以民營企業為主的市場主體。這一點，在先前的五年規劃中也有體現——“十二五”規劃提出鼓勵和引導民間資本進入法律法規未明文禁止準入的行業和領域；“十三五”明確，廢除對非公有制經濟各種形式的不合理規定，鼓勵民營企業依法進入更多領域；“十四五”期間，我國民營企業數量增至5800多萬戶，一批民營科技企業在人工智能、生物醫藥、新能源汽車等領域成績斐然。

在“民營經濟發展前景廣闊、大有可為”的新階段，以更強有力的手勢，幫助民營企業等市場主體克服一些暫時性的困難和挑戰，為其營造更加公平、能充分競爭的市場環境，激發更多市場活力和發展動力，或許是下一輪五年規劃必須更為重視的一項工作。

來源：天府新青年

編輯：陳 科

一審一校：陳 科

二審二校：王東林

三審三校：趙野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