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諾獎得主口述：T細胞有望催生更成功的器官移植手術

本文為《大美界》原創

2025年10月6日，瑞典卡羅琳醫學院宣布將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簡稱“諾貝爾醫學獎”）授予3位科學家，他們分別是：

瑪麗·E·布倫科（Mary E. Brunkow）目前任職于美國系統生物學研究所。1961年出生，1991年在普林斯頓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分子生物學方向）研究內容涉及生物醫學、免疫學與系統生物學交叉領域。

弗雷德·拉姆斯德爾（Fred Ramsdell）目前任職于美國索諾馬生物治療公司。1960年出生，他不僅活躍在基礎研究領域，也在生物技術產業中推動免疫相關療法的發展，致力于將免疫學基礎發現轉化為可用于治療自身免疫疾病、癌癥或免疫調節的干預策略。

坂口志文（Shimon Sakaguchi）日本大阪大學免疫前沿研究中心的教授。1951年出生，其在免疫調控領域的開創性工作，獲得過多個國際和日本國內的獎項。

諾貝爾獎委員會主席歐萊·卡珀評價：“他們的發現徹底改變了我們對免疫系統運作機制的理解，解釋了為何大多數人不會患上嚴重的自身免疫疾病。”

這三位獲獎者的研究發現并定義了 CD4+ CD25+ FOXP3+調節性T細胞（Treg 細胞）及其在控制自身反應性響應中的重要性。

不僅開創了“外周免疫耐受”這一重要領域的突破性研究，也推動了癌癥與自身免疫疾病的治療進展。

基于調節性T細胞的療法正被積極探索，有望催生更成功的器官移植手術。

而這，也勢必對整形美容行業帶來深刻影響——與換肝、換腎一樣，換臉也是器官移植手術，不同的是整形換臉屬于體表器官移植。

眾所周知，異體移植長期以來受到免疫排斥反應和免疫抑制不良反應等多種因素制約。在整形外科的發展中，不少異體移植案例因無法堅持免疫抑制治療而將移植器官切除。

全球第二例換臉手術主刀醫生郭樹忠教授告訴《大美界》：“我們做了大量的工作，目前沒有獲得大的突破。從理論上講，對于移植的組織，如果我們自體的免疫細胞豁免了它，就是不把它當外面的人，或者是說我們自己的免疫細胞受到了抑制，有一種抑制性的免疫細胞，那么就不對移植的組織進行攻擊的話，毫無疑問，調節性T細胞是一條很好的思路。”

瑪麗·E·布倫科、弗雷德·拉姆斯德爾的發現，是基于一種有著嚴重自身免疫表型的突變小鼠，該小鼠名為 scurfy 小鼠，他們發現了該小鼠的自身免疫表型是因為攜帶了 Foxp3 基因突變。

他們看出患皮膚病的小鼠與人類的 IPEX 病之間的關聯，并且按照假設進行研究，最終取得了成果。

在公布獲獎名單后，諾貝爾獎外聯辦公室首席科學官Adam Smith 通過電話分別采訪了3位獲獎者。

以下為2025年三位諾貝爾醫學獎獲獎者口述實錄：

1

瑪麗·E·布倫科：

一個小的基因改變導致免疫系統巨大變化

我完全沒有預料到（會獲得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

回顧當時的研究經歷，那真是一次極為出色的團隊協作。

自該研究完成以來，我的科研生涯已經發生比較顯著的轉變。

現在，我已不再專注于當初那個特定領域。

所以能成為最初那項研究的參與者，我倍感榮幸。

我始終關注醫學領域的最新發展，并期待我們的發現能在某些方面對醫學產生積極影響。

除此之外，我一時難以表達更多，到目前為止，還沒完全反應過來。

我們的研究從試圖理解在小鼠身上觀察到的一種表型的原因這一角度來著手的。

我們利用了一種導致有趣免疫缺陷的小鼠突變，并將其與人類兒童中的罕見疾病聯系起來，這體現了遺傳學的強大作用。

很顯然，人類與小鼠的病癥存在一定的遺傳重疊。

這固然有幫助，但關鍵在于，一旦我們對遺傳學有了初步認識，并確定了突變基因的大致位置，隨后的分子層面探索便成為艱巨任務，這樣才能找到確切的突變。盡管這僅是一個很小的基因改變，卻導致了免疫系統的巨大變化。

2

弗雷德·拉姆斯德爾：

利用這些T細胞治療自身免疫疾病

瑪麗·布倫科是我的摯友，我昨天第一個電話就是打給她。

或許您不了解，8年前，我和坂口志文以及Sasha Rudensky獲得了克拉福德獎，當時我與瑪麗及所有參與者都認為，那已是對我們研究的充分認可。

我們因此將諾貝爾獎完全置于腦后，未再抱有期待。如今的諾貝爾獎確實出乎意料，我至今仍感到難以平靜。

我在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完成博士后訓練期間，同時考慮了生物技術行業與學術界的職業機會。

即便在1990年代初，我已發現規模較小的生物技術環境極具吸引力。

我所欣賞的是，它將擁有不同專業技能的人才匯聚在一起，且每個人都在自身領域極為出色。

大家的目標高度一致：致力于開發最終能進入臨床、造福患者的藥物。

置身于這樣一個團隊精神強烈、目標明確的氛圍中，對我而言極具吸引力。

可以說，整個過程充滿趣味。早在1990年代末，當我們厘清這一機制時，前景對我們而言異常清晰。

實際上，我們在專利中寫道，若能利用這些T細胞，便可治療自身免疫疾病。

但在2000年，體內基因治療尚無人嘗試，自身免疫疾病的細胞療法也無人推動。

當時甚至連癌癥的細胞療法都未出現。

成本過高、技術難度大，所有這些原因在當時都是真實的，但現在都不再是了。

我們雖能預見路徑，卻難以真正抵達。

后來，通過與學術界的合作——Sasha Rudensky是我一生的摯友與重要合作伙伴——我們得以深入探討。

Sasha與我常坐下來商議：在學術界，他能做到哪些我無法實現之事？

于是五年前，在Jeffrey Bluestone與其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同事Qizhi Tang的牽頭下，Sasha與我共同創立了Sonoma Biotherapeutics，旨在將我們20多年前的基礎發現轉化為實際藥物。

目前，臨床試驗正在進行中，患者已開始接受治療，最終效果仍有待觀察。

另有其他團隊也在推進相關研究。

這再次凸顯了生物科技界與學術界之間的協同效應；若能有效利用這一互動，二者將相互促進，成效顯著。

獲得諾貝爾獎令我感到欣慰，這不僅在于獎項本身，更在于它賦予我們契機，例如讓我能公開講述那只小鼠背后的歷史——這批小鼠源于美國曼哈頓計劃期間在橡樹嶺國家實驗室的培育。

在橡樹嶺，一個團隊從1940年代末至1990年代，一直保存著這批小鼠的血統，直至我們將其發現，其間已繁衍數百代乃至上千代。

他們以卓越遠見堅持此舉，并投入大量資源維持。能夠如此長時間地堅守，認定其重要性卻未知具體價值，而如今的諾貝爾獎正是對這些具遠見者的有力證明。

我真的很佩服他們能堅持那么久，這實在令人感嘆。

3

坂口志文：

科學是時代集體努力的成果

我剛從一個會議回來，便收到了這一驚喜。

我們的研究對免疫學，尤其是免疫耐受領域的貢獻獲得認可，我深感欣慰。

實際上，每年同事們都會提示我可能迎來斯德哥爾摩的喜訊，但我總是回應說：只有當我們的工作能為臨床提供切實療法時，才可能獲得某種認可；在此之前，我們必須持續投入研究，懷抱將其應用于臨床的期望。

不管其他免疫學家怎么想，正常T細胞能夠抑制疾病發展的這一發現，始終是我可以依靠的。

因此，每當新觀點或理論出現，我們都會檢驗孰優孰劣——是我們的還是他人的。

我們始終認為，至少我們的理論能合理解釋所觀察到的現象。這正是我持續開展這項研究的主要動力。

眾多免疫學家與分子生物學家逐步揭示了其中的作用機制，并逐漸向臨床應用推進，這一領域的進展確實令人振奮。

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說，科學是時代集體努力的成果。

我很高興我們能在外周耐受，即依賴Treg細胞的外周耐受機制方面，從最初便做出貢獻。

這使我得以堅守至今，持續從事這項研究。

我現在已年華老去，但能看到我畢生堅持的事業獲得認可，此刻我心中唯有欣慰。

我認為這（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會鼓勵免疫學家以及醫生將Treg細胞應用于免疫疾病、控制癌癥免疫或移植領域，以實現更安全或更有效的器官移植，防止器官排斥反應。

這就是我們所期望的拓展方向，如果能為此做出一點貢獻，推動其發展，那就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