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鄧小平視察廣東，得知很多人逃港后感嘆：兩邊差距太大了

1977年11月，復出后的鄧小平來到廣東視察。當時人口不足3萬的邊陲小鎮深圳，逃港事件愈演愈烈，邊防部隊幾乎無力防守，省委領導把這一情況報告給了鄧小平。

令匯報者愕然的是，鄧小平只是用他那睿智的目光眺望著窗外煙塵蒙蒙的羊城街景，似乎對這個“驚天動地”的嚴重問題無動于衷。鄧小平沉默了好一陣子，才轉過身來，用肯定的口吻說：“是我們的政策有問題，這事不是部隊所能管得了的。逃港，主要是百姓的生活不好，兩邊的差距太大了！”

鄧小平

鴉片戰爭后，香港被英國占領，從此走上了一條與大陸母體完全不同的發展道路。然而政治鐵幕并未將香港與祖國大陸的臍帶完全斬斷，從1951年到1980年的29年中，大量的大陸非法移民以偷渡的形式從廣東進入香港，最終匯聚成為了一股股逃亡香港的奔涌潮流。

建國初期，廣東不乏欣欣向榮的圖景：大量愛國華僑經香港回國，參與新中國的建設；在農村，農民因土改獲得了田地。40年代末跑去香港的窮人階層都在不斷地打聽著內地發生的變化。

但從50年代開始，情況出現了變化。50年代末，人民公社化運動迅速發展。1957年，中共寶安縣委通過了《關于限制農村資本主義發展的幾項規定》，限制社員自留地和副業收入：副業收入不能超過全家全年總收入的30%，社外農民不準開荒，不準棄農經商，不準投機買賣。這個規定還要求，“男全勞動力”一年要完成260個工作日，“以徹底堵塞資本主義漏洞”。

而在當時的廣東沿海，副業、貿易是農民生存的基本來源。寶安縣委的報告說，當地50%的農民在走私，20%依靠走私為生，他們主要是把蔬菜和水果賣到香港去。事實上，所謂的“走私”，就是漁民的小額貿易。《規定》下發后，在海豐縣的一個鎮，因“走私”不到半年間就抓了160人，有一個合作社一半以上的勞動力都被抓走了。

在這種情況下，廣東沿海一帶很多走投無路的民眾，懷著不解、不甘的心情，開始孤注一擲地逃往香港。據寶安外事辦公室《關于經寶安縣偷渡香港問題的調查報告》顯示，1956年至1958年，經寶安縣偷渡香港的共有20105人，逃出去的大部分都是青壯年，以致不少邊防村莊成了“女兒國”、“老幼院”。寶安當地的民謠說：寶安只有三件寶，蒼蠅、蚊子、沙井蠔。十屋九空逃香港，家里只剩老和小。

從此以后，偷渡逐漸成為了廣東民間的一種風氣。從城市到鄉村，從孩童到老人，各色的群眾以不同的方式向粵港邊境靠攏，他們冒著生命危險，或爬火車，或乘小船，或只身泅水，不顧一切向香港奔去。雖說偷渡者一般都準備有汽車輪胎，但在大海中游泳仍有很大危險，于是有人就發明了在珠江里“練兵”。

據老人們回憶，在那個年代的廣州，群眾常常自發去珠江中練習游泳，其目的就是為了在日后“逃港”中用得上。不少孩子從小便被家人灌輸“好好煉身體，日后去香港”之類的思想。

對于當年的偷渡潮，許多經歷者回憶說，那時曾經流傳過一句詩，據說是劉伯溫預測后500年世事所留：“過了千八日，安樂永無憂。”“千八日”就是香港的“香”字，根據當時的形勢，這句話被解讀為“只要過了香港，就生活無憂了”。

那時的偷渡，按方式可分為走路、泅渡、坐船3種。泅渡，就是從海上游過去，除了陸路，還有不少人選擇海路。偷渡的地點一般是距離香港4公里的蛇口，這里的海邊有大片的紅樹林，偷渡者往往會躲在林中，趁邊防人員換崗的間隙迅速下水。當時中英兩國以水為界，不論潮漲潮退，只要一下水，就出了中方地界。

從海上泅渡除了選擇最佳下水地點外，還需要更多技巧。準備充分的人在偷渡時，會帶上一個小型的充氣救生圈之類的可供漂浮的物體，但并不是一下水就用，因為那樣會影響速度，也容易被發現；相反，他們會將這些充氣物腔內的空氣放掉，折疊好帶下水，等到游到中途累了時，就拿出來吹上氣，然后漂浮在水上稍作休息。即使是這樣，也有不少偷渡者被海浪所吞沒，以至于后來蛇口在搞開發時，人們用挖掘機掘開土地，一次就發現了400多具偷渡者的尸骨。

從陸上偷渡，是在深圳梧桐山、沙頭角一帶，翻越鐵絲網到達香港，廣東人戲稱為 “撲網”。這種網很難翻過去，后來鐵絲網裝了先進的感應裝置，一觸網就會被發現，對逃港者來說，探照燈、哨崗和警犬的組合是致命的危險。為了防狗，偷渡逃港者臨行前往往會到動物園收買飼養員，找一些老虎的糞便，一邊走一邊撒，警犬聞了糞便的氣味以為有老虎，就不敢追了。有人為防止被邊防軍看到臉，便將西瓜挖空，瓜皮套在頭上，只把眼睛露出來。

陸上越“網”，海上破浪，畢竟是年輕人所為，中老年人、兒童婦女要逃港，只有坐船了。坐船相對而言比較安全，但帶有集團性質，出了事問題較嚴重，而且要付300元不等的一筆不小的費用，但為了“逃港”，不少人往往不惜傾家蕩產。

上個世紀60年代以后，“大躍進”的惡果全面迸發，再加上后來10年“運動”的影響，逃港的人數更是有增無減……

此次廣東之行讓鄧小平深刻認識到，只有不斷縮小與對岸的經濟差距，讓國人富起來，才能遏制住這股逃港大潮。此時的中央也正考慮利用廣東、福建兩地毗鄰港澳的優越地理位置，來吸引和利用外資，發展經濟。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在對內搞活、對外開放政策的激勵下，廣東省決心邁出更大的步伐。1980年8月26日，經濟特區在“逃港”最嚴重的深圳最先建立。”“逃港風潮”最終促成了改革開放的大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