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的他們，讓今天的故宮更鮮活

1938年，木船載著裝滿故宮文物的卡車過河。（圖 /由被訪者提供）

故宮博物院的掌門人既是時代的過客，又留下了深刻的烙印。正是因為他們，故宮才有了今日的模樣。

?記者 | 尤蕾

?編輯 | L

20多年前，對于故宮博物院歷史的研究很少，僅有《故宮滄桑》《紫禁城的黎明》等幾本薄薄的小冊子。《故宮塵夢錄》是故宮前輩吳瀛的著作，正是這本書，讓章宏偉與這段歷史結下不解之緣。他自告奮勇接下了這本書的編輯工作，從此他進入了民國時期故宮博物院復雜悠長的歷史之中。

“故宮博物院是在明清兩代皇宮的基礎上建立的。明清兩代，有二十四位皇帝在這里統治中國，創造了帝制時代最后的榮光，也吞咽了衰落帶來的種種苦果。”章宏偉將筆觸觸達1924年10月——北京暑熱退去，秋風乍起的時刻，一場烈度更強的風席卷了古都，直系將領馮玉祥發動了“北京政變”，末代皇帝溥儀被驅逐出宮。11月5日下午5點，天光開始暗下來，“溥儀及他的后妃，后面跟隨宮女太監多人，最后是紹英等四人，最后面是攝政王，步行由御花園而出”。

1925年10月15日，清室善后委員會同人攝影。（圖 /由被訪者提供）

隨后，主要宮殿和場所被留守故宮的國民軍士兵和警察貼上了封條，加了鎖。最后的封建王朝，遺留的“辮子”被徹底剪短。

故宮的歷史性時刻開始倍速出現，無論大小，都讓我們得以重返“現場”。

段祺瑞召開國務會議議決辦法五條，為日后故宮博物院名正言順地誕生提供了重要法律依據；點查清宮物品，“天字第一號物品”竟是“二層木踏凳”，這僅僅是因為踏入天字號乾清宮殿門時首先點查的便是此物；當“故宮博物院”的牌匾被懸掛于神武門門樓之上時，故宮內早已人頭攢動；第一次向市民打開大門的故宮，收費標準是“券價每張大洋壹圓”，開院當天及第二天半價優惠。

對于1925年10月10日那天的盛況，章宏偉在書中評價道：“驅逐溥儀出宮、建立故宮博物院，將紫禁城這座昔日皇帝居住的禁區變為人民自由參觀的場所：一座國家博物館。”

1925—1949年，這近四分之一個世紀的故宮博物院的記憶，被章宏偉從歷史深處一點一滴地打撈出來。他通過研究李煜瀛、莊蘊寬、趙爾巽、江瀚、王士珍、易培基、馬衡這7位掌門人的事跡，將一座國家博物院風雨飄搖、命運多舛的歷程呈現于世間。

建立一座國家博物院

歷史專業出身的章宏偉喜歡做考據文章，“不愿意拿到一些材料就說話”，他下了最多功夫研究的人是李煜瀛這位故宮博物院的開拓者。章宏偉感慨，人們對于李煜瀛的名字已經很陌生了，哪怕是故宮博物院，也僅僅是把他的名字放在歷任領導的行列而已，但實際上，在20世紀上半葉，他的社會影響力非常大。

馮玉祥驅逐溥儀出宮后需要善后，清室善后委員會應運而生，李煜瀛被聘為委員長。1925年9月29日，故宮博物院臨時董事會、臨時理事會成立后，因為沒有選舉董事長、理事長，李煜瀛以清室善后委員會委員長的身份主持故宮博物院，李煜瀛當時的地位可想而知。然而，關于李煜瀛的資料卻寥寥無幾。

從內右門出宮。（圖 /由被訪者提供）

章宏偉得知，中國臺灣地區有人專門為李煜瀛寫了一本傳記，只有不到5萬字；有本年譜，也只有不到5萬字。此時，上海圖書館已經做了民國時期的報刊數據庫，“我每天堅持去查看數據庫、復制資料，一天最多能復制2萬字”。經年累月地進行多方考據、資料整理后，章宏偉編出了李煜瀛年譜（未公開發表），約500萬字，書稿打印本一共裝訂了27冊。

在《故宮掌門人1925—1949》中，章宏偉給7位掌門人每人一句概括語，其中，他用“撥云見日的開拓者”來形容李煜瀛。

在清宮物品點查過程中，李煜瀛等人考慮到故宮“關于歷史文化者甚巨”，只有把這項“革命事業”轉化為“社會事業”，方不致“受政潮之波動”的影響。這種理念很大程度上源于李煜瀛早年的留法經歷，他在巴黎見到曾經的“狼宮”在法國大革命后，被改造為羅浮博物院。于是，李煜瀛首倡盡快成立故宮博物院，不許溥儀復宮，保護國寶安全。他還手書“故宮博物院”幾個大字，在成立典禮當天，這塊匾額被高懸于神武門之上。

100年前，懸掛著這塊匾額的神武門被定格在方寸之中，而今，這張歷史照片被印在《故宮掌門人1925—1949》附贈的藏書票的上半部分，下半部分則印著李煜瀛在故宮博物院成立四周年時的講話：“希望故宮將不僅為中國歷史上所遺留下的一個死的故宮，必為世界上幾千萬年一個活的故宮。”

這是李煜瀛建設故宮博物院一貫的理念。事實上，在清室善后委員會時期，李煜瀛等人就效仿西方的管理方法，為建立現代博物館的基本原則和體制而奮斗。1925年9月29日，李煜瀛召集清室善后委員會召開會議，討論并通過了《故宮博物院臨時組織大綱》《故宮博物院臨時董事會章程》《故宮博物院臨時理事會章程》，設“古物”“圖書”兩館，采取董事會監管制和理事會管理制……

（圖/unsplash）

故宮博物院的成立構建了中國現代博物館的雛形，同時也是當時推翻帝制的革命力量的象征，蔣復璁如此評價：“在十六年（1927年）國民革命軍北伐未到達之前，這個故宮博物院象征著革命力量已經到達了北平。”從這個意義上看，章宏偉認為，李煜瀛功在首位。

讓被遮蔽的歷史，從煙塵中走出來

“這7位掌門人中，原本有兩位不在此列，他們是莊蘊寬和江瀚。”章宏偉說，原因很簡單，其他5位之所以被稱為掌門人，是因為他們都是政府正式任命的，而莊蘊寬和江瀚并非政府任命，嚴格來說，他們只能算作“準掌門人”。

不過，經過深思熟慮，章宏偉還是把他們二人放到了與其他人相同的地位之上。在章宏偉的筆下，莊蘊寬作為過渡性人物，他是“巋然不動的守護者”。“三一八”慘案后，李煜瀛遭通緝，新委員長盧永祥未到職，被推為副委員長的莊蘊寬受命于危難之間，出面維持故宮博物院院務。他先拒直魯聯軍進駐故宮，后即便因中風無法出門，在奉軍張宗昌令部下夜闖故宮“借宿”時，亦迅速命護宮人員嚴加把守抵制奉軍進入。

江瀚亦是一位“臨危受命的擔當者”。在故宮保管委員會解體后，故宮博物院再次陷入院務停頓、無人負責的狀態。1926年10月13日，在位于北京南河沿的歐美同學會，數人發起組織“故宮博物院維持會”，這一不等國務院指示便自行組織起來的維持會，最主要的職責便是應對故宮博物院無人負責的局面。當時已70歲高齡的江瀚挑起了維持故宮院務的重擔。在北平危急存亡之際，江瀚為保護故宮文物建言獻策，雖然他堅持就地保護的觀點與文物南遷的計劃相左，但從初衷來看，兩者的目的卻是一致的——保護故宮。

1925年10月10日，遵義門內擠滿了參觀的人群。（圖/由被訪者提供）

如果說莊蘊寬和江瀚是過渡性人物，因而不為人所知，那么作為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首任院長的易培基消失在歷史的塵煙中，就顯得有些匪夷所思了。與故宮相關的人與事，用今天的網絡語言講，是天生的“流量圣體”，往往有點風吹草動就引人關注，同時也會有人按圖索驥。2011年5月轟動一時的“故宮失竊案”，便讓不少人聯想到民國時期的一樁“懸案”——“故宮盜寶案”。易培基正是因為此案而身敗名裂，他執掌故宮博物院的歷史也從此被遮蔽了，甚至“很長一段時間里，‘易培基’這個名字只在《魯迅全集》的注釋中出現過”。

1929年2月，易培基被國民政府任命為故宮博物院院長，但因在南京職務繁忙，他直到1931年3月才到北平故宮履職。

1929年3月，故宮博物院組織繼續清點尚未查核的清宮物品，點查三成后，隨即就制定了提取庫藏文物制度。同時，故宮博物院還延請專家學者成立各種專門的審查委員會，不僅對故宮的收藏進行審核與鑒定，還將分散文物集中存放，嚴格周密的文物保管制度被逐漸建立起來。

然而，在文物保管上建章立制的易培基，卻背上了監守自盜的惡名。這都源于易培基上任后重提處分故宮物品的舊事。1927年，故宮博物院制定了《處分物品保管款項規則》，決定處理一批宮內物品。但這一計劃還未來得及實施，就被張作霖下令緩辦。1929年，故宮博物院理事會通過了“處分本院所存無關文化歷史之物品方案”，易培基到任后，處分物品公開出售。

此舉導致易培基被控盜賣國寶，遭到舉報后，南京監察院派來的監察員周利生、高魯經過調查，向國民政府政務官懲戒委員會提交了對易培基的彈劾。彈劾中說：“關于盜賣古物一層，雖未查有確切證據，而出售金器一項，殊有違背法令之嫌。”不久，北平《快報》的幾名記者聯合檢舉易培基，原因是故宮博物院在出售金器時價格低，還處理了具有歷史價值的金八仙碗。1933年，易培基為自己申辯，指出金八仙碗是殘品，普通金店就有銷售，處分物品賬目也清清楚楚。他的申辯得到了臨時監委會的支持，認為檢舉純屬無稽之談。

1934年10月13日，易培基、李宗侗、蕭瑜等9人再以盜賣古物被提起公訴，11月29日，易培基案開審。案件升級為“故宮盜寶案”。3年后，易培基等3人又被提起公訴，起訴書中指控易培基以贗品調換書畫、銅器、銅佛、玉佛等物品。

（圖/unsplash）

他們認為乾隆及以后的文物多已品定，不應再有贗品，況且清室善后委員會成立后還經專家點查鑒定過，如果現存古物中有贗品或數量上有短缺，就是被故宮博物院主管文物的人以假換真或盜走。而當時正是易培基擔任故宮博物院院長，同時兼任古物館館長一職，易培基被認為“犯罪嫌疑實為重大”，但檢方也沒有他盜賣、盜換文物的真憑實據。不久，時局急轉直下，南京國民政府各機關紛紛遷往武漢或重慶，已無心處理這一樁官司了。

直到1948年1月9日，南京四開小報《南京人報》刊登了一條短訊，標題是“易培基案不予受理”，一樁橫跨十幾年的案子就此匆匆收場，不明不白。而該案的當事人易培基早在1937年就離開了人世，終年僅58歲。

“他不僅是故宮博物院的創建人之一，而且為故宮博物院各項事業的發展做出了貢獻。”章宏偉說，正是由于易培基在任時首次提出《完整故宮保管計劃》，還調整了故宮博物院的職能機構、整修宮殿建筑、增辟陳列展室、創辦《故宮周刊》、籌建警衛隊和護衛隊等，故宮博物院進入了第一個發展時期。

視國寶為生命，文物與民族命運連在一起

如果說最初章宏偉給予最多關注的是李煜瀛和易培基，那么現在他覺得，更應該關注馬衡。馬衡是橫跨民國時期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的一代掌門人，也是一位傳奇人物。章宏偉提到：“馬衡沒有高學歷，卻做了北京大學教授，這是時代造就的。我接下來可能會專門為馬衡寫本書。”

青年時期的馬衡更像一個豪門勵志故事的男主角，他家道中落，與上海巨富葉澄衷的女兒結婚并進入上流社會，“年薪6000銀元，還外加分紅”。但書生本色的馬衡從來不流連于聲色犬馬，而是醉心于研究學問。1917年對于馬衡而言是改變命運的一個重要節點——年初，提倡“兼容并包”的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學校長；6月，國史館并入北京大學，改為國史編纂處。這都為沒有高學歷但潛心做學問的馬衡提供了改變命運的機遇。

（圖/pixabay）

1917年8月，37歲的馬衡應蔡元培之邀北上，任職國史編纂處，后任北京大學文學院國文系講師兼教體育。1924年清室善后委員會成立后，他又參加了點查故宮物品的工作，后來擔任古物館副館長，“可以說，故宮博物院一成立，馬衡就是核心人物”。

章宏偉說，此前他在編輯《故宮塵夢錄》的時候就有判斷，作者吳瀛心中對馬衡“有股氣”，“他認為是馬衡把易培基從院長的位置上‘頂’了下來”。也因此，在編輯的過程中，章宏偉把過于主觀的文字刪減了很多。堅持“有一分材料說一分話”，在大量閱讀故宮所存檔案并參閱時人筆記、報刊等資料后，章宏偉描摹出了馬衡的基本性格底色，不張揚、謹慎，甚至唯恐出紕漏，顯得有點謹小慎微。

“我覺得馬衡接任院長沒有可糾結的，當時國民政府從故宮博物院內部提拔新院長，第一個人選應當是張繼（常任理事兼文獻館館長），第二個就是馬衡。”章宏偉認為，馬衡的性格是適合掌管當時的故宮博物院的，他負責任、兢兢業業干事的風格能夠幫助掃除“故宮盜寶案”留下的陰云。他是純粹的學者，從不參加派系之爭，并與“易培基案”毫無瓜葛。

1933年，馬衡代理故宮博物院院長。事實上，在他任上也曾發生失竊案，但他的性格注定了他更善于在危局中周旋。

1934年，“雙十節”特別開放期內，咸福宮西配殿遺失了一張乾隆寫生圖小貼落，馬衡便在第一時間呈報了故宮博物院理事會及行政院，對此事進行查核、處理和懲處。同時，馬衡還聽取了被處分者孫尚容的辯解，在文件閱后批示：“所呈者點，頗有見地，是供參考。本院現對此案尚在繼續偵查中，該員如有見聞足資研究者，仍望隨時呈報。惟在未獲確據以前，應慎重發言，免淆真相。”

對于馬衡而言，組織文物南遷的點查和文物西遷工作才是他任上的主要課題和考驗。自1931年“九一八事變”，1932年“一·二八淞滬抗戰”之后，全面抗戰在所難免，戰火一旦燃燒到華北，北平肯定難以幸免。為保護文物安全，故宮博物院啟動文物南遷，“南遷使故宮文物與中華民族的命運連在了一起，與民族獨立、民族尊嚴連在了一起，培育和形成了故宮人‘視國寶為生命’的典守精神”。

事實上，重要文物裝箱南運，是對馬衡組織能力、工作能力的一次重大考驗，尤其是石鼓的裝運。石鼓是承載著中國文學發展史的重要文物，10個石鼓，每個重約1噸，鼓上的字在石皮上，石皮與鼓身已經分離，稍有不慎，石皮就會落下來。馬衡本身就是研究石鼓文的專家，他認真研究裝運辦法，并親自押運，此后屢次開箱檢查，都未見新的損傷。

故宮文物南運歷時近4個月，至1933年5月23日，共運出五批文物到上海。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后，故宮文物被迫西遷，亦創造了一段蕩氣回腸的歷史傳奇。當時，文物分南路、中路和北路三線向后方疏散，開始了長達10年的漂泊。馬衡隨中路同行，親自考察每批文物的存放地。

（圖/pixabay）

其間，文物在國難日深的時局之下，命運多舛又多次絕處逢生：日軍轟炸貴陽時，文物剛剛遷出，躲過一劫；從漢中運往成都，路途非常顛簸，翻車時有發生，不過都是回程空車，即便有過一次裝運文物的車輛翻車，但裝載的都是檔案和書籍，翻車下去的河道恰是干涸的。那志良感慨道：“有人說，文物是有靈的，炸彈炸不到它，每次都在文物運走之后，那個地方被炸；現在翻了車，也毀不到它。”馬衡本人也說：“像這一類的奇跡，簡直沒有法子解釋，只有歸功于國家的福命了。”

此后，馬衡又組織了文物東歸。在國民黨遷往臺灣地區時，行政院多次函電他選擇北平故宮博物院的文物菁華裝箱分批運往南京，與南京分院的文物一同遷往臺灣，但此時馬衡做出了保護國寶、拒不赴臺的決定。

對于在《故宮志》“故宮歷屆領導名錄”中未出現、“沒有起到應有的作用”的趙爾巽，以及短暫掌管故宮博物院的王士珍，章宏偉也將他們單列一章。這正如書中所說：“介紹這些掌門人的生平行事，既是對他們的一種紀念，也是對故宮博物院歷史的一種尊重，由此，我們可以更深切地感受到保護這座承載中華文明的故宮的不易，對這些文明守護者生出由衷的敬意。”

從1925年到1949年，這個在中國歷史上波瀾壯闊又國難深重的時代，無論是開拓者、維持者還是守護者，故宮博物院的掌門人既是時代的過客，又留下了深刻的烙印，正是因為他們，才讓故宮成為今日更鮮活的故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