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見：最小單位的英雄主義

抖音網紅君哥，是一位來自黑龍江農村的 59 歲普通老人，他的走紅充滿了意外與獨特的魅力。君哥的視頻風格堪稱 “粗糙隨性” 的代表 —— 畫面常常高糊且抖動，聲音模糊不清，內容也毫無邏輯，上一秒說的事下一秒可能就戛然而止，讓人摸不著頭腦。但他卻異常高產，一天最多能發布 71 條視頻。

君哥的身上充滿了黑色幽默，由于不熟悉智能手機的操作，他總懷疑自己被 “無形的大手” 控制：比如微信顯示 “正在錄音”，他覺得是被監控了，實則可能只是誤觸了錄音功能；賬戶里的錢不見了，也認定是被控制，殊不知可能是開通了先用后付或自動續費。

他的性格單純又矛盾：不懂得隱私為何物，會在視頻里直白地說出自己住在某間彩鋼房，動情講述照顧 90 歲老爹的經歷，甚至自曝生平；一邊擔心被 “控制”，一邊又毫無保留地分享所有信息，可憐與可笑在他身上交織 —— 曾被曝冬天讓老爹待在室外自己卻在屋里直播，可老爹去世時又在一旁連聲喊 “爸”，復雜的形象更顯真實。

而讓君哥真正破圈的，是他的 “南方見”視頻。視頻里，他在一個簡陋的板房中，穿上他認為最體面的套裝，戴上黑框眼鏡，對著鏡頭說 “走了，打工去了，南方見”。短短15秒的內容，配上游戲《星際拓荒》中空靈憂傷的 BGM 后，引發了網上的模仿與討論。據我在抖音刷到的視頻，“君哥”后來沿著鐵路南下，最后抵達了北京，在鼓樓大街留下了自己的影像。那些他臆想中要“控制他”的網友，則一路友好地和他合影留念。

為什么“南方見”這句話會引起人們的共鳴呢？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需要從這句話所蘊含的象征意義出發。“南方見”中的“南方”，正是布洛赫所述的“尚未成為之物”（Not-Yet-Being）的象征。它不具體指向哪一個目的地，而是象征著任何一個能夠讓人離開當下枯燥、乏味的生活的可能空間。這種模糊性恰恰構成了它最強的普遍感染力：每一個在生活中感受到倦怠、失序或挫敗的人，都能在這句口號中找到與自己經驗的鏈接。于是，“南方”就不再是一種他者性的遠方，而成為了內心希望的具象化，是個體認知中對改變現狀的表達。這種通過話語自身構造意義和目標的行為，已經不再只是心理慰藉，它本身就是社會行動的出發點，是對“尚未現實的世界”的先行投身。簡單來說，我們所要去的“南方”，不管是北京、蘇州、香港還是馬來西亞抑或是其他地方，這個“南方”就是我們生活的希望本身。

什么是希望？涂爾干認為希望是社會規范性的產物或者社會事實。弗洛姆認為，希望是對“更充實的生活，更有活力的狀態，從永恒的無聊中解放出來”的期待。而恩斯特·布洛赫在《希望的原理》中則認為，希望是人類對“尚未實現”的未來的積極期待，代表著人類的追求、渴望和可能性，其本質是一種“認知情感復合體”，它既包括對可能性世界的直覺式感知，也是驅使行動的情感力量。

從涂爾干、弗洛姆、布洛赫乃至其他存在主義哲學家中的討論中，我們可以得知“希望”的本質是社會性的、實踐的。根據Guido Gili 與 Emiliana Mangone 在《希望社會學的可能性》（Is a Sociology of Hope Possible?）中對“希望”的討論，真正的希望并不是對現狀的逃避，也不是對未來的盲目幻想，而是一種社會性行為姿態，是人在面對不確定、未完成的現實時對“尚未發生之物”的積極投身。他們借用了恩斯特·布洛赫的“尚未成為之物”概念，指出希望意味著人類始終處于一種“超越現在”的張力之中。也就是說，希望不是空想，而是對一個更有意義的未來世界的積極想象與實踐。

當希望轉化為行動意圖，接下來我們便可以討論“英雄主義”的范疇。說到英雄主義，我們最為熟知的一句話就是羅曼·羅蘭的一句話：“世界上只有一種真正的英雄主義，那就是在認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熱愛生活。”英雄主義在傳統意義上往往與巨大犧牲、歷史事件或極端情境等宏大敘事掛鉤，我們習慣于認為，英雄總是那些在戰場上英勇奮戰，或是在災難面前毫不退縮的人。但羅曼·羅蘭的這句話

在《平凡的英雄主義》（The banality of heroism）一文中，Zeno Franco 和 Philip Zimbardo（沒錯，這就是那位主持了“斯坦福監獄實驗”的津巴多）提出了“英雄主義的平凡性”這一顛覆傳統的概念。他們認為，英雄主義并不總發生在極端場景中，也不屬于少數道德楷模。“英雄”可以是任何一個在生活中關鍵時刻選擇挺身而出、堅持信念的人。這種平凡英雄主義具有四個特征：目標的指向性、象征或現實的犧牲、情境中的選擇性，以及行動的持續性或突發性。許多英雄行為并不需要壯烈犧牲，而可能只是一個不起眼的決定、一次主動的轉身。英雄主義的關鍵，在于“對希望的積極實踐”，即將一種價值或信念付諸行動，即使它并不引人注目，也可能具有深遠意義。

“南方見”正是這樣的“最小單位英雄主義”：個體在極其有限的資源、極其不確定的情境下，仍然選擇向希望邁出一步，哪怕這旅途充滿風險，最終的目的地也不一定能夠讓人滿意。這種英雄行為并非轟轟烈烈，也未必有明確的實踐對象或成功的把握，但它意味著個體在困頓的生活中保持了一種可貴的能動性，并通過行動重新定位了自己的身份。從“被動忍耐的人”轉變為“主動離開的人”，哪怕只是象征意義上的“出發”，也是面對當下生活命運的精神抗爭。而這種抗爭正是津巴多所說的“拒絕平庸的服從”，是在普通情境下完成的道德與意志決斷，而在希望中邁出實際行動的一步，即使微小，也構成了真正的日常英雄主義。

在胡波導演的電影《大象席地而坐》中，故事圍繞幾位生活在河北井陘縣的普通人展開，在這個死氣沉沉且灰色的山區礦業城市中，他們在各自的生活困境中掙扎。影片中的一條關鍵情節線是韋布和黃玲等人計劃前往滿洲里看一只據說“永遠坐著”的大象。這個大象成為他們逃離現實、尋找希望的象征。在影片的結尾，韋布、黃玲、王金和他的孫女四人終于踏上了前往滿洲里的旅程。韋布等人并非為了尋求對自己的生活，而是為了逃離壓抑的生活，在未知的遠方尋找一絲可能的希望。“滿洲里”便成為他們生活的希望本身。“去滿洲里，看大象”和“南方見”所表達的類似，離開并非為了逃避，而是對“尚未存在的世界”的積極投身，是對希望的實踐。

面對當下不被理解的境地抑或著無趣、枯燥的生活，我們固然可以選擇“人不知而不慍”，即使在這種不受理解的境地中默默做自己的工作，在生活和工作中尋找意義；亦可以選擇“南方見”，去尋找充滿希望、能理解我們的美麗的地方。

在流動的現代性社會中，我們也可以像水一樣自由，如果一個地方不理解我們，我們還離開這里，去到其他地方探索與冒險。正如夏爾·波德萊爾在《高翔遠舉》中寫作的那樣，在厭倦和憂傷的日常生活之后，將會是我們充滿希望、明亮安詳的田園：

在厭倦和巨大的憂傷的后面，

它們充塞著霧靄沉沉的生存，

幸福的是那個羽翼堅強的人，

他能夠飛向明亮安詳的田園；

他的思想就像那百靈鳥一般，

在清晨自由自在地沖向蒼穹，

－－翱翔在生活之上，輕易地聽懂

花兒以及無聲的萬物的語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