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以一邊害怕，一邊勇敢

女性的“出逃”，已經成為當下最熱門的敘事之一。

今年，脫口秀演員房主任接過了蘇敏阿姨的接力棒，再次點燃了許多女性的夏天。我們被她們的故事激勵著，繼續期待著下一個“她”的誕生。

而每一個這樣的女性故事，在誕生前，在那迎來改變的一瞬間前，都曾經歷過看似平靜，卻宛如身處風暴眼的混沌，這其中有著屬于更多我們的故事——

她們，是面對人生第一次別離的少女、對伴侶失望的年輕妻子、遭遇信仰危機的中女、在城市漂泊的老年女性，面對種種圍困，她們正在醞釀改變，迎來人生懸而未決的時刻。她們的故事太過平常，無人追問，只是日常生活的背景板。

今天要和大家聊到的這本小說集，輕輕接住了她們的人生。

五個屬于普通女人的故事，一字一句很輕又很重，像終于有人對她們說：“我看見你了，你不必解釋，你所經歷的是我們共同的故事。”

不得不承認，生而為女，我們時刻活在人為制造的風暴之中，它不是突然來臨，而是悄然逼近。

《觀音巷》一篇借一個沙漠小鎮女孩魚鉤天真的發問，點出那些無處不在的規訓。

喜歡舞槍弄棒的魚鉤，總被家人埋怨：“哎呀，跟男娃子一樣！”；嫁人的姑姑，成了媽媽口中“別人家的人”；叔叔告訴魚鉤：“公雞就是要追母雞啊！”

魚鉤不明白，她質問的聲音卻愈發微弱。

媽媽和奶奶忙活一天，爺爺永遠有獨享飯菜的“特權”。

魚鉤得理了似的， 昂起臉說：“憑啥？憑啥要給爺爺單盛一盤？他又吃不完！我們才這么一點！這不公平！”媽媽揮著掃帚罵道： “就你事多！坐下吃飯！”

奶奶的葬禮上，魚鉤意識到自己不是那個“長孫”。

她也有不高興的事情，迎大寨時，弟弟舉起了繞魂幡，走在了隊伍前面。爸爸說，他是長孫。可是不對，魚鉤才是老大，奶奶最喜歡的明明是魚鉤！

姑姑鬧劇一般的婚禮結束，魚鉤關心的事變成了姑姑的那輛自行車。

媽媽說：“以后姑姑的房間就歸你了。” 魚鉤的抽泣聲停了一下，說：“那自行車呢？” 媽媽說：“傻丫頭，還能給誰呢。” 漸漸地，魚鉤不哭了，只有喉嚨里還抽搐著，發出傷心的喘息聲。

小說用一種克制的方式描繪了生活對女性的無聲圍剿。當女孩長大，已經置身風暴眼中。

這是書名取“風暴”的第一層含義。

而當“風暴”與“織”組合，我們希望借這本書傳遞給讀者：每一位女性內心，那些看似最瑣碎、最無聲、最被期待“忍一忍就過去”的日常，正被一點點編織，形成一股力量。

在《Jungly Fly》里，這股風暴源自年輕女孩意識到丈夫身上那種可笑的男子氣概：

“你確定是我們先來嗎？” 他說。 “確定啊，我們來的時候這兒還沒人呢。” 這時他似乎已忘了游戲，將手機啪地反扣在桌上，狠狠吐出幾個字：“他媽的，狗日的殖民地！”

在《滑板車》里，這股風暴源自一位奶奶的短暫出逃：

有人介紹對象，她做了妻子，做了媽媽，又做了奶奶。生活不能說不幸福，只是十年前她來到這座城市，特地去了那所大學，看到一群女大學生經過，她站在原地看了好久。

在《我去2000年》里，這股風暴源自一個高知白領對婚姻的自省：

他說，這樣風風火火的女生是嫁不出去的。多麗笑了。毫無疑問，這句話里暗含著對自己的肯定，她是嫁得出去的，對吧。他的態度讓她覺得很安定，可靠，似乎對于建立什么樣的家庭，成為什么樣的丈夫，想要什么樣的妻子，他早就有了想法。

故事的主人公們有著完全不同的年齡和背景，從出生到老去，從鄉村到城市，她們共同構成了我們身邊最真實、最沉默的底色。她們每一次轉變都發生在容易被忽視的只言片語里，小說就這樣輕輕地抓住了那些“話到嘴邊又咽下”的瞬間。

一次次對“習以為常”的質疑，逐漸催生新的意志。新的聲音在體內蘇醒，她們開始用微小的改變，織造出屬于自己的“風暴”。

她們即是我們，因此我們能夠共鳴她們這些無比細微的情感變化。

風暴，既是境遇，也是行動。這是書名里“風暴”的第二層含義。

正如戴錦華在讀完這本書后寫下的推薦語：“織風暴，恰切的命名，串聯五個當代女性生命的故事。從容的行走，無言的堅持，隱忍的痛與張揚。于我，這是一幕幕終獲窺見與展示的心靈與社會風景。”

熟悉非虛構文學的讀者，可能對郭玉潔的名字并不陌生。

從北大中文系畢業后，她先后供職于《財經》《Lens》《單向街》（后更名為《單讀》）等媒體。她經歷了傳統媒體最好的時候，十幾年的從業經歷練就了撰寫長篇特稿的手藝。隨著紙媒式微，碎片化閱讀時代的到來，深度長篇報道更顯得彌足珍貴。

2014年，郭玉潔與謝丁、葉三一起創辦了《正午故事》，《正午故事》為公眾貢獻了一篇又一篇精彩的非虛構作品。

她深度采訪過白先勇、陳忠實、項飆、戴錦華等這樣的時代標志性人物，她也始終關注小人物的命運，在文字里，為聚光燈外的那些人保有一塊自留地。

2017年，《我是范雨素》由時任“正午”編輯的郭玉潔編發，是當年當之無愧的“年度作品”，素人寫作引發全民熱議；非虛構特稿《時間的工匠》里，郭玉潔寫一個癡迷鐘表的上海退休工人，30年“滴答”成微觀史，切口極小，回聲極大，被視為“正午式長文”范本；《社會主義女子圖鑒》里，郭玉潔寫了一群了不起的女性——她們憑一腔熱血創辦女子學校，改變了無數女孩的命運，時代向前，她們做的事卻被逐漸遺忘......

我十幾年前在網上結識了郭玉潔，后來成了好朋友。這些年，她聲東擊西，變化莫測，在我猜想中，她的寫作勾連成一條隱秘的小路，與馬路、公路和高速路無關。風格即人——她忠實于自己，傾聽自己的聲音，在黑暗中辨認方向。 ——北島

關注那些主流之外的聲音，是作者郭玉潔一直以來寫作的堅持。

1996年進入北大中文系學習之前，郭玉潔一直生活在甘肅。她的家鄉是一個極為偏遠的小城——民勤，被中國第三、第四大沙漠巴丹吉林和騰格里沙漠包圍，常年風沙漫天，西北沙漠小鎮的生活匱乏到難以想象。

她寫作的起點，也在這座小鎮。在一席的演講《在想象的城市點亮一盞燈》里，她分享了母親的故事。

三年饑荒時期，甘肅是受災最嚴重的省份，母親的父母餓死在家中，母親五六歲時就成了孤兒。母親的姐姐考上了師范學院，一頓飯發一個饅頭，她決定把妹妹接到身邊，用唯一的饅頭活下去。從村里到縣城，她們要走一天一夜，夜里就睡在沙堆里，夜里沙漠冷極了，第二天母親沒有醒過來，路人跟她姐姐說，你這個妹妹不行了，“她用她想到的最壞的最惡毒的話把這個人罵了一頓。然后她生了一堆火，抱著我的母親到火旁邊溫暖她，讓她能夠暖和些，一直到醒過來。”

當郭玉潔日后寫下那些不起眼的普通人時，她逐漸意識到，為什么家里人總會不厭其煩地給她講那些苦澀的過去，數量眾多的、沉默的一個個具體的人，他們的經歷也值得被講述。

在媒體工作得越久，就越清晰地意識到，只有少數人——通常是成功者——擁有故事，而大部分人長久地沉默，就此被遺忘。為了抵御這種單一，我們應該學習講故事。長久地凝視現實，讓被遺忘的復活，賦予普通人尊嚴。 我還沒有真正地開始寫我最想寫的，類似我母親和她的姐妹們如何從饑荒里面過來的這樣的故事。因為在那個講述背后有太深刻的情感，是我很畏懼去觸碰的。但是我想，我總有一天會寫，我要去采訪她們，我要知道那一天在沙漠里面的那個夜晚，一個16歲的女孩，她想要救活6歲的妹妹，這個晚上到底發生了什么？她們經歷了什么？ ——郭玉潔

在媒體工作近二十年后，當她開始用虛構的方式表達，她所關注的議題始終如一。

當一位女性媒體人、作家開始寫作小說，故事被賦予了現場感和公共的話題性，同時，借由媒體人對時代變化敏銳的感知力，小說的女性自覺意識也會更加強烈。

當人人都在談論女性出走的必要，郭玉潔并沒有順著這個方向寫下去。一走了之固然“爽”，但“爽”感過去，有更多的問題需要去解決。

《Jungly Fly》一篇中，年輕女孩意識到丈夫的外強中干，她一次次生出逃走的意愿，但放棄優渥的生活何其艱難，她的內心經歷著前所未有的掙扎。

怎么辦？生活里出現了山谷那么大的窟窿，該怎么填？用什么填？……離婚嗎？不行，她無法想象自己 身邊沒有他……她看著睡著后他的背，像一座小山那么厚，突然意識到一直以來，自己竟對他的生意一無所知。 對，她想，也許我應該早一點關心他……

《我去2000年》里，試圖在家庭和事業中取得平衡的高知女性，當她被丈夫、孩子、工作包裹到喘不過氣，不可能立刻與過去抽離，她只能通過為自己“辯護”來厘清現實的處境。

她能想象沒有老公、沒有女兒和兒子的生活嗎？不能，那樣的話世界不是塌了嗎？……再說，過去的我也沒有錯啊，多麗為自己辯護起來，人只能為自己去爭取，還能咋辦？競爭嘛，就是你死我活，大家都這樣，是不是？……不對，也不全是這樣……多麗腦中異常混亂，過去、現在、未來亂成一團。

真正令人心悸的，是出口明明在那里，她們卻無法下定決心走過去。

蕭紅曾說：自由從來不容易，不是一個姿態，一個手勢，自由是永恒的克服重力，掙扎著向上飛行。

在《織風暴》的五個故事中，郭玉潔沒有刻畫充滿戲劇性的出逃時刻，她關注的是女性內心的掙扎與抉擇，她著重地去寫女性如何“克服重力”。

我從來都不主張逃離，或者是逃避現實，因為我覺得那種逃離或者逃避本身的行為也很辛苦，而且還要面對之后的虛無。至少要在心靈上去思考這些痛苦意味著什么，去丈量自己和世界之間的距離，你可以決定做什么，再不斷地用行動去回應，哪怕只是微小的行動。 ——郭玉潔

懸浮的大女主敘事從來不存在于真實的生活中，這本書會回饋你一種“被看見、也被刺痛”的隱秘共振。

對被困在原地的女性來說，反抗不是一蹴而就的，每一次心靈上的掙扎，已經代表了一種行動。

逃離從來不是唯一的解法，用微弱的行動去回應生活里的“不對勁”，就是一次次微小的勝利，它們終將在我們心底匯成強勁的、勢不可擋的風暴，在我們心底呼嘯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