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加長征的女紅軍全景回眸

文/趙 雅

1949年3月，第一屆全國婦代會期間，參加過長征的婦女代表合影

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的中國工農紅軍長征，縱橫十幾個省，天上每天幾十架飛機偵察轟炸，地上幾十萬大軍圍追堵截，路上遭遇無數的艱難險阻，女紅軍面臨著比男紅軍更加艱難的考驗。

紅軍三個方面軍及紅二十五軍參加長征的有近2600名女紅軍，其中紅一方面軍有32名，紅二方面軍有20多名，紅四方面軍有2500多名，紅二十五軍有7名，長征勝利到達陜北的幸存者僅有350余人。

女紅軍用女性特有的柔韌與苦難進行著殊死抗爭，描繪了一幅幅悲壯的中國革命畫卷。今年10月是中央紅軍長征勝利到達陜北90周年，紅軍三個方面軍會師陜北89周年，本文將全景展現參加長征的女紅軍的崢嶸歲月。

紅一方面軍：參加長征的32名女紅軍大都成為共和國婦女戰線上的女杰

1934年紅一方面軍在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后，被迫進行戰略大轉移——長征。紅軍中的女戰士，面臨艱難的選擇：是隨主力紅軍一起走，還是留下來繼續開展游擊斗爭？

紅一方面軍離開瑞金的時候，共有8.6萬多人，最終隨隊而行的女紅軍只有32人。

這32位女紅軍是：蔡暢、鄧穎超、康克清、賀子珍、劉英、劉群先、李堅真、李伯釗、錢希均、陳慧清、廖似光、謝飛、周月華、鄧六金、金維映、危拱之、王泉媛、李桂英、闞思穎、危秀英、謝小梅、鐘月林、吳富蓮、楊厚珍、蕭月華、李建華、曾玉、劉彩香、邱一涵、吳仲廉、彭儒、黃長嬌。

實際上經過組織批準的名單只有30人，為什么會有32名女紅軍參加長征呢？原來有兩名沒有經過組織批準而是自己偷偷去的，一名是曾玉，另一名已無從考證了。

當時紅一方面軍不止32名女紅軍，參加長征的女紅軍需要符合中央內部規定的三個條件：第一，必須是中共黨員，思想政治上絕對可靠；第二，必須有獨立工作的能力，會做群眾工作；第三，身體強壯，能適應艱苦的環境。符合前兩個條件的女性，就會接到去蘇區醫院體檢的通知。當時共有100多名女紅軍拿到體檢通知，但經過嚴格的檢查，身體條件最終合格的只有20人。另外，沒有經過體檢就直接列入名單的10人是中央蘇區黨政軍領導的妻子。

1934年9月中旬，中央婦女部部長李堅真接到中央組織部部長李維漢的命令：草擬一份隨紅軍主力一起行動的女紅軍名單。李維漢告訴她：“組織上決定要挑選一批身體好、會做群眾工作的婦女干部隨部隊轉移，到湘西去開展工作。你們婦女部先出個名單給我，總數不要超過30人。”他還明確告訴李堅真，中央領導同志的夫人和中央直屬機關擔任領導職務的女同志的去留可以不考慮，由中央組織部決定；在軍隊工作的女同志，由總政治部決定。

最后，李堅真拿出了一份名單。她們是：鄧六金、吳富蓮、吳仲廉、錢希均、賀怡、李桂英、闞思穎、鐘月林、劉彩香、王泉媛、危秀英、謝飛、蔡紉湘、謝小梅、危拱之、陳碧英、黃長姣……

賀子珍的妹妹賀怡，本來是要隨紅一方面軍一起轉移的，但她的丈夫毛澤覃臨危受命，擔任中央蘇區分局委員、紅軍獨立師師長，她便留在瑞金堅持打游擊。

那時，李德、博古和周恩來組成“三人團”，統一指揮紅軍的行動。鄧穎超也面臨著去留的選擇。由于長期超負荷工作，加上營養嚴重不足，她患上了嚴重的肺結核。鄧穎超很清楚組織上的安排，但大病未愈的她顧全大局，不愿意給組織上添麻煩。周恩來內心也充滿了矛盾，他知道這次轉移雖不是簡單地與敵人周旋，但部隊真正要走多遠，一直還是個謎。他只是對妻子說：“誰走誰留是經過中央小組認真討論的，不是我一個人說了算。”最后，經組織確定，鄧穎超出現在長征的隊伍中。

紅一方面軍經過批準參加長征的30名女紅軍中，10位領導人的妻子是直接進入名單的。她們分別是李德、博古、周恩來的妻子蕭月華、劉群先和鄧穎超；中央蘇區創始人毛澤東、朱德的妻子賀子珍、康克清；中央各部門的負責人李富春、凱豐、李維漢、鄧發、毛澤民的妻子蔡暢、廖似光、金維映、陳慧清、錢希均。

其實，這10個人也有她們必走的原因。她們擔任著比較重要的職務：鄧穎超時任中共蘇區中央局秘書長，蔡暢是江西省蘇維埃政府工農監察委員會主席，劉群先是中華全國總工會女工部長，金維映是中革軍委武裝總動員部副部長，陳慧清是中共閩粵省委書記，賀子珍是中革軍委機要秘書。

參加長征的女紅軍每人只許帶15斤重的東西，包括換洗的衣服和一些日用品。糧食由部隊發放，同時每人配發了一只大搪瓷缸，里面塞著毛巾和牙刷。行軍時，女紅軍便把搪瓷缸掛在腰間。

這些女紅軍絕大部分是第一次參加這種長途跋涉的行軍，其中身體健壯的女紅軍，一人在護理三四個傷病員的同時，還要幫助其他人背行李、干糧和藥箱。每到宿營地，這些女紅軍要先安頓好傷病員，才能休息。

參加長征的陳（王字旁）宗英、蔡暢、夏明、劉英（左起）合影

最令人感慨的是，參加長征的女紅軍中，還有一個“小腳女人”。她就是紅九軍團軍團長羅炳輝的夫人楊厚珍。她克服了一切困難，最終到達了陜北，這不能不說是長征史上的一個奇跡。

在這32名女紅軍中，危秀英是出了名的小個子。然而，在長征路上，她卻是抬擔架最多、救人最多的一位。

長征伊始，面對日益嚴峻和惡劣的局勢，這些女紅軍提出了一句口號：不掉隊，不帶花，不當俘虜，不得八塊錢。當時部隊有條紀律，如果有紅軍在途中跟不上隊伍，就會被寄放在老百姓家里，組織上留下八塊錢作為生活費。

為了便于統一行動，紅一方面軍一出江西，便將女紅軍集中起來，成立了一支由劉群先任隊長、金維映任政治委員和黨支部書記的婦女隊，她們自己照料自己。由于條件的限制，組織上沒有給她們太多的照顧。她們的待遇和男紅軍毫無二致，只是有的人偶爾可能會騎幾天馬。

部隊進入云貴高原后，鄧六金發高燒，拉起了肚子，連路都不能走了。連長征求鄧六金的意見，是否把她寄放在老鄉家里。鄧六金連話都說不出了，但就是不肯拿八塊錢。危秀英見狀，主動向連長請求，讓她來照顧鄧六金隨部隊一起行動。

一路上，危秀英將自己和鄧六金的背包都背在身上，攙著極度虛弱的鄧六金，還削了根棍子讓她拄著。到了晚上，則打開僅有的半條毛毯，兩個人緊靠著彼此取暖。有幾次，鄧六金看到矮小的危秀英累得氣喘吁吁，實在過意不去，含著眼淚說：“秀英，你走吧，把我留下，要死就死我一個……”危秀英毫不猶豫地回答：“不！我們都不能死！革命還沒有成功，只要我在，我就不能把你一個人留下！”她們相互扶持，最終走完了長征路。

曾玉本來不在長征名單中，但當她聽說自己的丈夫、紅五軍團參謀長周子昆在出征的行列中時，竟挺著七個月的大肚子悄悄跟在隊伍后面，成為“編外”成員。因為是“編外”，她沒有口糧，沒有裝備，更沒有馬匹可以代步，只是憑著堅強的毅力和對丈夫發自內心的愛，緊緊跟隨著大部隊。曾玉的堅強和執著，深深打動了同路的女紅軍。蔡暢、鄧穎超、賀子珍、李堅真、蕭月華等人對她一路上照顧有加，勻一口飯給她吃，騰一個角落讓她休息，更重要的是，既然已經走在一起了，就決不讓她掉隊。

在參加紅一方面軍長征的32名女紅軍中，只有李桂英和闞思穎在中途因故留了下來。

紅軍長征到達云南扎西（今威信）時，中央決定組建中國工農紅軍川南游擊縱隊——紅軍縱隊，留在川滇黔邊區活動，掩護中央紅軍主力轉移。恰在此時，已有數月身孕的縱隊司令部政治指導員李桂英行走困難，不能再隨部隊作戰，紅軍縱隊領導決定由司令部總支書記闞思穎陪其隱藏在長寧梅硐山區，交中共梅硐區委保護。

在川南艱苦的游擊斗爭中，李桂英與紅軍縱隊政委余澤鴻結為夫妻。闞思穎是四川南溪縣一個富裕家庭的小姐，參加革命后長期從事秘密工作。1928年，她任上海中央特科交通員，轉移到中央蘇區后任黨的交通總站秘書，在鄧穎超的直接領導下工作。

1936年12月底，由于叛徒告密，游擊隊被敵包圍。李桂英與闞思穎被敵人沖散，先后身負重傷，在彈盡糧絕的情況下不幸被捕。

李桂英被俘后，始終堅貞不屈，任憑敵人逼供引誘，就是閉口不言，以至敵人誤以為她是啞婆，最后被輾轉關押，送至國民黨重慶“反省院”。1937年9月，在中共中央的竭力營救下，李桂英才得以脫離虎口。

后來，25位到達延安的女紅軍思念著這兩個失去聯系的姐妹，多次電告四川地下黨的同志要設法找到兩人。中共四川省委書記羅世文經過努力，找到了李桂英，并對她說：“蔡暢同志從延安來了電報，她說你在長征中表現得很好，要我們立刻介紹你到延安去。”隨后，董必武將李桂英接到了武漢中共中央長江局招待所，她由鄧穎超陪同來到了周恩來的辦公室。在周恩來、董必武和鄧穎超面前，李桂英流淚傾訴了中國工農紅軍川南游擊縱隊悲壯的戰斗歷程。

闞思穎被俘后，始終沒有向敵人屈服。1937年9月經黨組織營救出獄，1940年3月轉移去延安。新中國成立后，任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副院長、黨組副書記。1971年11月28日，闞思穎因病去世，享年61歲。

紅一方面軍參加長征的32名女紅軍中，彭儒、黃長嬌因病留在蘇區，實際上只有30人走上了長征路。1935年3月紅軍到達云貴川邊時，李桂英、闞思穎奉命參加川南游擊縱隊；謝小梅與丈夫羅明被留在貴陽郊區開展農民運動而脫離長征隊伍，沒有去陜北；紅一、紅四方面軍在四川懋功地區會師后，王泉媛、李伯釗、李建華、周月華、吳仲廉、吳富蓮、康克清等七人或被調動，或被留在紅四方面軍；1936年10月，紅軍三大主力勝利會師后，李伯釗、李建華、周月華、康克清等四人到達陜北；王泉媛、吳仲廉、吳富蓮等三人西渡黃河，參加西路軍艱苦征戰。王泉媛曾任西路軍婦女抗日先鋒團團長，在河西作戰被俘后死里逃生，后來輾轉流離而淪落為民；吳富蓮曾任西路軍婦女抗日先鋒團政治委員，在河西作戰被俘后堅貞不屈，吞針就義；吳仲廉曾在西路軍第九軍政治部敵工部當干部，在河西作戰被俘后被押至青海西寧，后與張琴秋、陶萬榮等人一起被押到南京，入“反省院”。1937年8月，由周恩來營救出獄，于10月初回到延安。

紅二方面軍：參加長征的20多位女紅軍中誕生了共和國第一位女將軍

1935年11月19日，任弼時、賀龍率領紅二、紅六軍團，離開湘西開始長征。

在這支隊伍中有20多位女紅軍，她們是：李貞、陳琮英、戚元德、陳羅英、馬憶湘、周雪林、蹇先任、蹇先佛、曾林紅、胡越強、張四妹、張吉蘭、伍秋姑、范慶芳、杜玉珍、秦金美、朱國英、張秀梅，以及殷成福和她的女兒侯幺妹、兒媳劉大妹等。其中，紅六軍團的女紅軍有李貞、張吉蘭、陳羅英、陳琮英、周雪林、戚元德等，其余為紅二軍團的女紅軍。

1934年8月，紅六軍團作為中央紅軍長征先遣隊，由中共中央代表任弼時、軍團長蕭克、政治委員王震率領，從江西遂川突圍西征。經過兩個多月的艱苦轉戰，沖破敵軍重重封鎖線，行程2500公里，于10月24日在黔東地區與賀龍部紅二軍團勝利會師。

1935年10月，紅一方面軍長征到達陜北后，紅二、紅六軍團突破敵軍的包圍開始長征，于1936年7月到達四川甘孜同紅四方面軍會合。兩軍會師后，在中共中央領導下，7月初，紅二、紅六軍團及紅三十二軍（原屬紅一方面軍第九軍團）組成紅二方面軍，與張國燾的分裂主義進行斗爭。接著，與紅四方面軍一起北上抗日。10月，在甘肅會寧地區與紅一方面軍會師。抗戰開始后，紅二方面軍被改編為八路軍一二〇師。

紅二方面軍中的女紅軍沒有單獨編隊，也沒有統一建制，大都分散在政治機關、宣傳隊、電臺機要部門、醫療衛生單位、隨軍被服隊等，其中有政工干部、機要人員、宣傳隊員、醫務護理人員、炊事員和被服人員等。她們當中既有姐妹，也有母女、婆媳，每個人都有一段不平凡的經歷。

李貞，長征中走來的女將軍。她是1955年解放軍首次授銜時的唯一女將軍，也是長征女紅軍中的唯一女將軍。

李貞生于1908年2月，湖南瀏陽縣永和區小板橋鄉李家屋場人。1926年春，李貞為了追求革命真理，報名參加了婦女解放協會。填表登記時，她把乳名旦娃子改成“李貞”，表示對革命堅貞不屈。1927年3月，李貞由中共永和區委書記張啟龍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9月，她參加了湘贛邊界秋收起義。

1934年8月，李貞隨同紅六軍團參加西征，任紅六軍團政治部組織部部長。同年10月，與賀龍率領的紅二軍團會師后，她參加了創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的艱苦斗爭，任湘鄂川黔軍區政治部組織部部長。后經任弼時夫人陳琮英介紹，與紅六軍團政治部主任甘泗淇結婚。1990年3月11日，李貞在北京逝世。

殷成福，一家八口參加長征。殷成福，1934年12月參加紅軍，湘西大庸土家族人，時年已近50歲，在家屬連被服隊當縫紉工。她的丈夫侯昌千、小叔子侯昌貴、大兒子侯清芝、兒媳劉大妹、二兒子侯清平、女兒侯幺妹、小兒子侯宗久等人，當時都參加了紅軍。1936年10月紅軍三大主力會師時，一家八口人，只有她和大兒子、紅軍排長侯清芝，二兒子、紅軍班長侯清平是幸存者。

在北過渭河時，殷成福因躲避敵人跌進一個坑里，幸未摔死，第二天被一個農民救起。為了追趕紅軍隊伍，她獨自沿途乞討，北上尋找。經過兩個多月的艱難跋涉，直到當年隆冬時節，她才在陜西富平縣莊里鎮找到部隊，仍歸于紅二方面軍戰斗隊列，成為紅二方面軍女紅軍的幸存者之一。

蹇先任，1909年2月15日出生于湘西慈利縣一戶富裕家庭。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27年轉為中共黨員。1928年春節前后，蹇先任和她的大弟蹇先為一起走出家門，參加了石門南鄉的年關暴動。暴動失敗后，蹇先任姐弟不得不分手，轉入地下，繼續從事秘密斗爭。

1929年8月，賀龍等人率領的紅四軍主力由桑植出發，占領江埡，進駐杉木橋。此時，蹇先任與蹇先為不期而遇。就這樣，蹇先任從地方轉入部隊，在湘鄂邊紅軍前敵委員會擔任秘書。隨后，蹇先任與湘鄂邊紅軍前敵委員會書記賀龍結為伴侶。

1934年夏，蹇先任動員妹妹蹇先佛、弟弟蹇先超參加了紅軍。蹇先佛留在紅軍宣傳隊當宣傳員，蹇先超被分配到紅軍醫院當看護員。蹇先超當時只有14歲。一年后，他由紅軍醫院調到紅二軍團第四師衛生隊當護士，前往火線搶救和護理傷員。

1934年10月，紅二、紅六軍團會師后，經由賀龍和任弼時穿針引線，蹇先佛與紅六軍團軍團長蕭克結為終身伴侶。

1935年11月1日，蹇先任生下一個女嬰，取名賀捷生。11月19日，她跟隨紅軍長征。

蹇先任背著孩子隨同紅二軍團衛生部行動。衛生部長賀彪見她身體虛弱，又帶著個吃奶的孩子，就將她和傷病員編在一起，沿途的飲食、生活、宿營等事，均可由醫護人員幫助照應。

過中甸雪山時，為了不使孩子著涼受凍，蹇先任把兩件毛衣全都裹在女兒身上，還給她蓋了條小棉被，借以保暖御寒。她用背簍背著女兒，拉著一匹騾子的尾巴，沿著先頭部隊踏出的雪路，翻過雪山，母女倆歷盡艱辛終于到達陜北。

年僅13歲的女紅軍馬憶湘，湖南永順人，是個土家族姑娘。出身貧苦的她不堪忍受生活的重負，三番五次要求參加紅軍，可是擴紅隊看到她這么小，又是女的，不愿意收。無奈之下，她虛報了兩歲，先找到了在鄉政府工作的表叔、表嬸，再求紅軍醫院的護士長說情，這才當上了紅軍。馬憶湘參軍后擔任洗繃帶、洗衣服的工作。她后來成為軍旅作家，著有長篇小說《朝陽花》。

紅二方面軍還有一位抱著孩子、背著大鐵鍋長征的女紅軍張秀梅。有一天，紅二軍團六師偵察連的蕭新書和宋廷魁帶著十來個戰士走在隊伍的最后，擔任收容工作，突然聽到了整齊的歌聲。他們一看，原來是二十來個女紅軍，正抬著傷員慢慢地行進，其中一位叫張秀梅的女紅軍，還背著一口鐵鍋，抱著孩子。

“你看你前面抱著，后面背著，真夠累呀。”蕭新書說。“不累，熬過草地就好了。”張秀梅說。

蕭新書背過張秀梅的15公斤重的大鐵鍋，累得直喘氣。宋廷魁逗著張秀梅的小孩，把他裹在了自己的軍衣里。偵察連的戰士還將自己的口糧勻給了張秀梅。

張琴秋（左）與丁玲（中）等合影

紅四方面軍：參加長征的婦女獨立師2500多人，幸存者不足300人

參加長征女紅軍最多的當數紅四方面軍，2500多人；女紅軍參加長征最艱難的當數紅四方面軍的女紅軍，由于張國燾的錯誤路線，她們兩次爬雪山、三次過草地；女紅軍參加長征最悲壯的也是紅四方面軍的女紅軍，長征伊始2500多名女紅軍，后來隨西路軍西征，只有不到300人返回陜北。

1933年3月，紅四方面軍入川開辟川陜革命根據地，大批婦女投入革命大潮。紅四方面軍總指揮徐向前，從川陜省委機關和眾多報名的優秀婦女中挑選400多人，在四川省通江縣組建了紅四方面軍婦女獨立營，下轄四個連。第一任營長陶萬榮，政治委員曾廣瀾。從此，紅軍第一支正規婦女武裝誕生了。

婦女獨立營成立不久，便在通江縣鷹龍山打了一個大勝仗，消滅川軍田頌堯部一個團，受到了總部首長的嘉獎。同時，鄰近的蒼溪縣建立了婦女獨立連，長赤縣建立了婦女獨立營。1934年2月，廣元縣婦女獨立營也在旺蒼壩成立。1934年11月，紅四方面軍總部將廣元縣婦女獨立營與長赤縣婦女獨立營合編為紅四方面軍婦女獨立二團。

1935年2月，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為迎接紅一方面軍入川共同北上抗日，把從蘇區各地撤到旺蒼來的婦女工作人員集中起來，連同婦女獨立團在旺蒼縣王廟街整編為婦女獨立師，全師2500多人。婦女獨立師由總指揮部直接領導，師長張琴秋，政委曾廣瀾，下轄兩個團。第一團由張琴秋任團長兼政委，該團戰斗力較強，為總指揮部機動團；第二團由曾廣瀾任團長，劉伯新任副團長，吳朝祥任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該團主要任務是保衛后方機關、紅軍醫院、倉庫，運送彈藥，轉送傷員等。

婦女獨立師師長張琴秋率部一戰成名。1933年4月，川軍進攻紅四方面軍總醫院，張琴秋帶領500名女兵奉命轉運傷員和運輸物資，與軍閥劉漢雄獨立師一個團遭遇。張琴秋考慮后決定采取心理攻勢對付敵人。她指揮干部戰士迅速占領制高點，并要求沒有命令一律不許開槍。敵人越來越近，女紅軍悄然不動，直至敵人進入最佳射程內，張琴秋才果斷命令開火。女紅軍舉槍齊射，敵人被打得暈頭轉向，以為遇上了紅軍主力，頓時亂了陣腳。張琴秋率領女紅軍沖進了敵群，處決了敵指揮官，繳獲了敵人一個團的槍支彈藥，全川為之震動。

長征中，婦女獨立師肩負著運輸、籌糧及警衛后方機關等艱巨任務。她們不僅是一支出色的后勤部隊，還是一支善戰的戰斗隊。紅四方面軍的女紅軍因為參加戰斗，減員幅度較大。1936年2月，在翻越黨嶺雪山的時候減員最多，婦女獨立師僅剩下1000多人，不得不恢復獨立團的建制。隨后，部隊沿途又吸收了一些婦女加入，到達陜北時，女紅軍恢復到將近2000人。其中1300多人被編成婦女抗日先鋒團，團長王泉媛，政委吳富蓮，特派員曾廣瀾，全團轄3個營9個連，平均年齡還不到20歲，隨西路軍西征。

1936年10月到1937年春，紅四方面軍渡過黃河的三個軍，以及總部機關和直屬部隊，總兵力為2.18萬人。當時參加西路軍征戰的女紅軍，總數將近2000人。其中，婦女抗日先鋒團有1300多人，政治部前進劇團、供給部被服工廠編有兩個連，衛生部總醫院以及各軍、師、團的部分宣傳隊員和醫護人員，共四五百人。西路軍在甘肅境內的河西走廊中間穿行，短短五個月之內，這支部隊幾乎全軍覆沒。

西路軍西渡黃河后，婦女抗日先鋒團首戰吳家山，奏捷一條山，堅守永昌城，攻克高臺、山丹城。1937年1月20日，馬家軍向高臺縣城發動進攻，婦女團第三營與堅守高臺的紅五軍的將士們并肩戰斗。當敵人攻上城頭時，男女戰士都投入肉搏戰，三營的女戰士大部分在血戰中犧牲。在臨澤一戰中，婦女團損失近400人。在梨園口戰斗中，她們又有40多人犧牲。在掩護總部向石窩山轉移時，婦女抗日先鋒團勇敢地完成了阻擊任務。在祁連山打游擊時，與敵相遇，女戰士經過生死拼殺，只突圍出來200多人。饑寒交迫的女戰士在牛毛山附近烤火取暖時，被敵人發現，不幸全部被俘。在多次戰斗中，婦女團團長王泉媛、政委吳富蓮、特派員曾廣瀾、政治部主任華全雙等相繼被捕。

1937年3月，婦女獨立師師長張琴秋在西路軍分散突圍中被俘，后被押送至南京。抗戰爆發后，經周恩來向國民黨點名交涉，張琴秋才獲釋回到延安，擔任抗大女生大隊隊長、女子大學教育長。解放戰爭期間，張琴秋在中央婦委長期擔任秘書長。新中國成立后，擔任紡織工業部副部長。“文革”中，張琴秋受到誣陷和迫害，于1968年4月憤然以死抗爭。1979年4月，中共中央正式為張琴秋平反。

婦女抗日先鋒團政委吳富蓮，福建上杭人。1928年參加少年先鋒隊，1929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30年轉為中共黨員，曾擔任中共閩粵贛省委婦女部部長。1934年10月，隨中央紅軍長征，被編在總衛生部工作團，后并入干部休養連。1935年6月紅一、紅四方面軍會師后，調任紅四方面軍婦女獨立第一團政委，隨軍南下川康邊，后任紅四方面軍婦女抗日先鋒團政委。1937年3月，在祁連山中作戰負傷不幸被俘，在獄中堅貞不屈，吞針而死，時年25歲。

王泉媛，江西吉安人，1913年7月12日生。1930年4月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曾擔任少共吉安縣指陽區委婦女部部長。1934年3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后被分配到中央婦女部當干事。1934年10月，隨中央紅軍參加長征。1936年10月紅軍三大主力會師后，奉命西渡黃河，參加了西路軍的艱苦征戰。1937年3月，在祁連山中被敵打散后不幸被俘。

王泉媛被俘后，馬步青聽說抓到了紅軍女團長興奮不已，決定親自審問。連續三天三夜的嚴刑拷打和威逼利誘，王泉媛始終沒有屈服。馬步青怒火中燒，又心生一計，決定將她許配給手下的工兵團長馬進昌為妾。馬進昌不斷地變換手法逼其就范，她只能不斷地與其巧妙周旋，并提出把一名叫王秀英的女兵要來做丫頭。

1939年的一天，王泉媛和女戰士王秀英趁馬進昌外出修路，女扮男裝，翻窗逃走，一口氣跑了90多里路，直奔蘭州。當她們找到蘭州八路軍辦事處時，八路軍辦事處按當時的規定給了王泉媛五塊銀圓，把她送出了門外。后來，她又沿著當年長征走過的路線，靠沿途乞討回到了家鄉江西，從此隱姓埋名。

1962年春節后，朱德、康克清重上井岡山。康克清千方百計尋找到了王泉媛的下落。她對吉安地委的負責同志講：“王泉媛同志我了解，這么好的同志該讓她出來工作。”后來，王泉媛擔任禾市敬老院院長。她先后收養過七名孤兒并把他們培養成人。1989年，王泉媛最終得以落實政策：軍齡從1930年算起，黨齡從1949年11月算起，享受副地級待遇，行政十四級。

2009年4月5日，王泉媛在江西省泰和縣人民醫院病逝，享年96歲。

據甘肅省婦聯1984年的調查統計，甘肅省流落民間的女紅軍還有231人，其中多數為原西路軍女戰士；青海各地流落民間的女紅軍有136人，全部是原西路軍女戰士。

紅二十五軍：參加長征的“七仙女”到達陜北幸存五人

1934年11月16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和紅二十五軍告別了大別山區。從羅山縣何家沖出發的近3000名紅軍中，只有周東屏、戴覺敏、余國清、田喜蘭、曾紀蘭、張桂香、曹宗楷七名女性。她們都是隨軍醫院的護士，人們稱其為“七仙女”。

“七仙女”來自湖北、河南、安徽三省。其中，女護士戴覺敏出身書香門第，她的父親戴雪航是位教書先生，由于受五四運動新文化思想的影響，積極從事新文化運動，與董必武交情篤深。戴覺敏在父親的影響下，12歲就參加了兒童團。1932年春，紅軍總醫院來招收護士，她來不及征詢父親的意見，就跟堂妹一起報名參加了護士班。在紅軍總醫院駐地箭場河，她經過半年護理業務訓練，成為紅軍中的一名護士。在堅持鄂豫皖根據地斗爭期間，戴覺敏隨紅二十五軍總醫院，先后與傷病員一起轉移到天臺山、老君山的密林里，進行醫療護理工作，參與搶救了大量紅軍戰士的生命。

周東屏1917年生于安徽六安，不滿13歲就被人販子拐走，是紅軍把她解救出來的。她參軍后，被分到紅軍總醫院工作。

1934年11月，紅二十五軍總醫院分院在安置好最后一批傷員后，有12名擔負看護任務的女紅軍突然接到命令，臨時組成看護班，翻山越嶺趕往軍部報到。戴覺敏也被選中了，她收拾好簡單的行裝，就同姐妹們一起匆匆上路了。到達軍部后，她們中只有七人被批準跟隨紅軍轉移。

“七仙女”當時并不知道長征的去向，只知道是創建新的根據地。她們同其他戰士一樣，背著三天的干糧和兩雙草鞋出發了。

對于紅二十五軍的出征方向，中央并沒有指出明確目的地。中央的指示有三條原則：一是敵人比較薄弱的地區；二是群眾條件比較好的地區；三是有利于作戰，糧食和物資比較豐富的地區。徐海東、程子華等人根據中央的這三條原則，決定向豫陜方向轉移。這次大轉移，從上到下采取了許多保密措施，基層官兵只知道部隊要去“創造新蘇區”。

國民黨軍很快發現了紅二十五軍的動向。蔣介石急令“豫鄂皖三省追剿隊”5個支隊共40多個團和東北軍第一一五師，跟蹤追擊；命令駐河南南陽、泌陽、方城、葉縣一帶的第四十軍和駐湖北老河口一帶的第四十四師，迎頭堵截；又命令駐開封的第六十師開往盧氏朱陽關，控制入陜的要道。前有阻敵，后有追兵，紅二十五軍的處境十分危險。

出發不久，紅軍總醫院政委蘇煥清為隨軍的七位女兵擔心，商量后決定，發給她們每人八塊銀圓作為生活費，讓她們留在根據地，自尋出路。但她們都表示不愿離開紅軍隊伍。

蘇煥清看到這種情景也為難了。當她們聽蘇煥清說，這是戴季英的決定時，便找到戴季英，請求他收回命令，同意她們跟隨部隊一起行動。

“事情已經決定了，再說我也是對你們的安全負責。”戴季英解釋說。但女兵們并不領情，死纏住他，不同意她們的請求就不讓他走。

大膽潑辣的周東屏嚷起來了：“主任，你沒有排斥女同志革命的權力。”其他的女兵也跟著說：“紅軍就是我們的家，離開這里，我們就沒有家了。”“我們死也不離開紅軍！”但戴季英始終不同意她們的想法。

就在此時，徐海東副軍長（在出征前的整編中，徐海東主動向鄂豫皖省委提出自己任副軍長，由程子華任軍長）騎著一匹戰馬由遠處飛奔而來。此時，他看到幾名女戰士在“圍攻”戴季英，以為出什么事了，急忙趕過來問明情況。

她們深知徐海東對部下平易近人，不約而同地圍上去，七嘴八舌地訴說事情的經過，表述自己的決心，千言萬語，一個主題：當紅軍，走革命路，就是死在路上也決不離開紅軍。

徐海東笑著對戴季英說：“七個女孩子，不多嘛。她們既然有決心，給她們一個鍛煉的機會有什么不可以呢？”戴季英見徐海東這樣說，也不好再說什么了。

“七仙女”一路出生入死，歷經磨難。打仗時，奮戰在第一線，一見戰士受傷，立即背著傷員轉移到安全地帶，進行包扎、護理，精心照料，絲毫不顧個人安危。她們把飯讓給傷病員吃，缺少糧食，就到山上尋找野果、樹皮，摻上米糠，給戰士們充饑；缺少藥品，她們就千方百計搜集、購買，或者采集中草藥，為戰士們療傷。由于她們英勇無畏地搶救傷員，紅二十五軍指戰員們把“七仙女”當成了救命女神。

1934年12月10日上午，長征途中，鄂豫皖省委領導正在庾家河開會，突然槍聲大作。警衛人員進來報告：敵人占領了東北坳口。由于紅二十五軍的戰士們近一個月來長途行軍，轉戰千余里，已疲憊不堪。設在庾家河東面的排哨，大部分人都睡著了，直到敵人打到眼前才發現。于是，全軍從炊事員到軍長全都投入戰斗，從中午打到黃昏，經過殊死奮戰，反復沖殺20多次，終于化險為夷。這次戰斗雖然斃敵300多人，但紅二十五軍也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傷亡190余人，營以上干部大部分負了傷，軍長程子華、副軍長徐海東也都負了重傷。

七名女護士日夜守護在傷員們身邊，精心照料，細心觀察傷病員的病情，耐心幫助傷員解除傷痛。重傷員吞咽困難，她們就一口一口地喂。她們用鹽水和自制的高錳酸鉀溶液天天給傷員消毒，有時邊行軍，邊把采來的藥用樹枝、樹根熬成水，給傷員清洗傷口。通過這些辦法，彌補了藥品的不足，挽救了不少紅軍的生命。

1935年9月15日，“七仙女”中的五人堅持到了紅二十五軍長征的終點——陜北延川永坪鎮，同劉志丹率領的紅二十六、紅二十七軍勝利會師。遺憾的是，班長曾紀蘭于1935年7月犧牲在寧陜縣境，女護士曹宗楷在北過渭河以后不幸犧牲。

“古有花木蘭替父去從軍，今有娘子軍扛槍為人民。”這首《紅色娘子軍》主題歌，是參加長征女紅軍的生動寫照。四支紅軍隊伍參加長征的將近2600名女紅軍，是中國革命巾幗英雄的代表。到達陜北幸存的350余名女紅軍是中國革命的火種，播撒在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的道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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