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將中國經濟困境類比日本失去的三十年

當我們拿日本做鏡子時，到底在看什么？

長期以來，每當中國經濟面臨壓力或增速放緩時，“日本化”的陰影便會像幽靈一樣在輿論場上空徘徊。從人口老齡化、房地產泡沫破裂，到債務高企，總有人急于將日本“失去的三十年”當作一面鏡子，試圖預言中國的未來。

這種類比帶著強烈的焦慮和一種選擇性的偏見。

我們為什么只拿日本的衰退期來嚇唬自己？為什么不提日本戰后從廢墟中快速崛起的奇跡？這種對歷史經驗的選擇性挪用，暴露的不僅是對自身發展缺乏信心的焦慮心態，更是一種回避對真正問題深入分析的鴕鳥心態——似乎只要將自己的問題套上一個他國失敗的模板，就能為政策失誤和經濟困境找到一個外部的、可以接受的借口。

然而，我必須強調，每個國家的歷史條件、發展階段和國際環境都有各自的復雜性，簡單的歷史類比本身就是一種偽科學。更何況，將中美競爭背景下的中國困境，與冷戰結束后美日關系框架下的日本衰退進行類比，是犯了一個根本性的類別錯誤。這種“強制類比”，掩蓋了現時最本質的矛盾和中國經濟最核心的問題。

一、選擇性類比的荒謬：有成績就自己厲害，有問題就找對標？

在我們的敘事中，似乎存在一種奇怪的邏輯：當經濟高速增長、取得非凡成就時，我們歸因于制度的優越性和模式的正確性，那是我們自己的厲害；而一旦遭遇瓶頸、陷入困境，便急著在外部尋找“對標”，比如日本的泡沫、美國的周期，試圖將內部的深層問題解釋為外部的必然性。

這種選擇性類比的偏見，其危害性在于它在邏輯上為深層次的反思設置了障礙。它將原本需要勇氣和智慧去改革的內部問題，模糊化為外部環境的“不可抗力”。通過將中國困境簡化為“又一個日本”，似乎就可以放下對政府與市場關系、對產權保護、對宏觀政策穩定預期等核心議題的追問。

歷史是用來啟發的，不是用來復制的。

尤其是在分析國家命運級別的重大問題時，如果不能穿透歷史表象，理解其深層結構，這種類比就成了誤導性的麻醉劑。要理解中國的困境，我們必須先徹底解構日本的宿命。

二、美日關系：殖民地的宿命與宗主國的權力

要理解日本的“失去”，首先必須拋開經濟學教科書上關于泡沫和周期的解釋，直視美日關系的底層結構。

日本與美國的關系，從來就不是兩個平等國家之間的競爭關系，其本質是宗主國與高級殖民地的關系。自二戰結束后，美國對日本政治、軍事、經濟的控制，從未真正解除。日本被嵌入到了美國主導的全球秩序和安全框架之中，這決定了它在國際競爭中，存在一個無法觸及的天花板。

因此，當我們回看1985年的《廣場協議》時，不應該將其理解為一次“國際金融協調”的典范，而應該視為宗主國對屬國的權力行使。當時，日本在全球制造業和金融業的優勢短暫地威脅到了美國的霸權地位，美國采取的行動，不是公平競爭，而是直接通過政治壓力和金融手段，強制推高日元匯率，削弱日本的出口競爭力。

日本“失去的三十年”的真因，歸根結底，不是單純的經濟周期問題，也不是因為政府管理不當或房地產泡沫破裂。這些都是表象，核心在于殖民地的宿命。一個政治上受制于美國、軍事上依賴美國保護、經濟上必須服從美國核心利益的國家，永遠不可能真正超越宗主國。這是一種結構性制約，而非周期性的病癥。日本無法自主制定貨幣政策、外交政策，更無法抵抗宗主國在關鍵時刻對自身優勢產業的收割。當日本經濟的體量和質量威脅到美國主導地位時，它的經濟命運便已經注定。

三、競爭性質的差異：生產力競爭的局限性與全面制度競爭

基于對美日關系本質的理解，我們才能區分美日競爭與中美競爭的根本性不同。

美日競爭，是生產力層面的單維度競爭。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日本經濟的崛起主要得益于其在管理技術上的創新，例如豐田生產方式、全面質量管理（TQM）等。日本在工業品質量和生產效率上實現了對美國的短暫領先，這可以被視為一場“管理革命”。但這只是技術層面的改進，是在美國定義的全球化秩序下進行的競爭。日本在半導體、汽車等領域即便取得了領先，也未能動搖美國在金融、軍事、科技底層架構（如操作系統、核心芯片設計、美元霸權）上的統治地位。管理革命的優勢，一旦被美國學會并結合其巨大的規模效應，便會迅速消失。

中美競爭，是制度層面的全面競爭。

中美之間的競爭，遠超當年的日美摩擦。它是一場從生產力到發展模式、從治理體系到價值觀念的全方位、系統性的較量。這不是關于誰造的汽車更好，而是關于未來全球的規則由誰制定、哪種發展模式更能應對人類社會的復雜挑戰。中國擁有獨立自主的政治主權、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廣闊的內需市場，這三點是日本在任何時期都無法具備的。因此，中美競爭是一場系統之爭，中國不是在美國體系內試圖超越的“學生”，而是在現有體系之外，試圖構建一套平行發展模式的“挑戰者”。

在這種性質的競爭中，外部壓力是必然的，甚至可以說是“常態”。因此，將中國經濟的困境簡單歸咎于“美國打壓”，實際上是偷換概念。

四、中國經濟困境的真因：政府與市場關系的深層錯位

中美競爭確實是嚴峻的外部挑戰，但它只是一個催化劑，加速暴露了中國經濟體內部的問題。在我看來，真正的困境，在于我們體制內對市場絕對領導地位的偏離。

四十年的改革開放，核心經驗是確立了市場的決定性作用。然而，隨著經濟體量的膨脹和挑戰的復雜化，行政力量對市場的干預，呈現出一種蔓延和剛性化的趨勢：

1.資源的傾斜與擠壓：這種干預最直接的表現，在于通過信貸、土地和行政審批等手段，對特定主體（往往是國有企業或有政策傾斜的產業）進行隱性或顯性的補貼。這種傾斜，不僅導致了低效的資源配置，更關鍵的是，它擠壓了最具創新能力和效率的民營企業的生存空間。民營企業在融資、投資、甚至司法保護上，長期處于事實上的次等地位，這極大地抑制了投資信心和長期預期。當民營企業不再敢于進行長期投資，整個社會的創新和就業活力自然枯竭。

2.預期的不穩定與監管的突變：市場經濟的運行，本質上是基于穩定的長期預期和明確的法治邊界。近年來，一些領域中出現的監管政策突然轉向、行政權力邊界模糊，極大地損害了企業家精神。無論是對平臺經濟的突然收緊，還是對特定行業的“一刀切”式整改，都讓資本產生了深刻的“不安全感”，或稱之為“資本原罪論”的擔憂。這種不確定性，比任何外部沖擊都更具破壞性，它讓投資者選擇觀望甚至撤退，而非投入實體經濟。

3.產業政策的路徑依賴與效率喪失：當行政力量熱衷于通過“自上而下”的產業政策來定義和引導創新時，就偏離了市場的“試錯與進化”本質。行政主導的投資，往往追求短期可見的政績，而非真正的技術突破和市場需求。這不僅容易導致重復建設和產能過剩，更關鍵的是，它使得大量資源被鎖定在特定、且往往是低效的“賽道”上，反而抑制了市場通過自由競爭選出真正贏家的能力。

以我的觀察，這種政府與市場關系的深層錯位，才是中國經濟活力不足、投資和消費信心低迷的內生性、體制性病灶。我們不能讓外部的挑戰，成為回避內部體制改革的擋箭牌。

五、中國經濟的真正出路：確立市場對經濟的絕對領導地位

面對內外部的挑戰，中國經濟的出路不在于簡單的刺激或擴張，而在于一場深刻的體制再定位——必須重回市場對經濟的絕對領導地位。

這里的“絕對領導地位”不是簡單的“平衡”之說，也不是西方純粹的“自由放任”，它是一種戰略性的、制度性的承諾：即在經濟活動領域，市場力量必須成為配置資源、決定創新方向的最高權限。政府的角色，必須徹底回歸到“服務者”與“守夜人”。

這需要我們在三個核心領域進行堅定的改革：

1.建立不可動搖的法治保障：首要任務是徹底保障私有產權的神圣性和契約的嚴肅性。這不僅僅是寫在文件中的條款，而是要通過透明、可預測的司法實踐來落地。必須明確行政權力的邊界，任何涉及經濟活動的行政干預，都必須有清晰的法律依據和正當程序。當民營企業、外資企業真正相信他們的財富和努力會受到不可侵犯的保護時，長期投資的信心才會回流。這種信心的重建，需要時間和行動的積累，容不得半點猶豫。

2.實現公共服務的精準定位：政府必須將重心徹底轉移到市場失靈領域和公共產品的供給上。這意味著大幅增加對基礎研究、義務教育、醫療保障和社會福利的投入。這不僅是社會公平的體現，更是提升全要素生產率（TFP）的關鍵。只有政府承擔了社會托底和基礎創新的責任，企業才能心無旁騖地在市場前端進行競爭和創新。政府不是去“挑選”哪個產業會贏，而是去“建設”所有產業都能贏的基礎設施。

3.真正實現公平競爭的制度化：必須打破那些通過隱性行政手段形成的壟斷和不平等。無論是國有企業在融資成本上的優勢，還是部分地方政府對本土企業的過度保護，都必須通過統一、透明的競爭法和反壟斷機制來消除。要讓所有市場主體，無論是國有的、民營的、還是外資的，都站在同一起跑線上，依靠效率和創新贏得競爭。只有當行政力量徹底停止在市場中的“裁判兼球員”角色，市場才能發揮其“優勝劣汰”的凈化作用。

這三方面的改革，指向的都是將權力歸還給市場。這不僅是經濟效率的要求，更是國家治理信心的體現。在當前的國際環境下，中國沒有試錯的時間和空間。只有以堅不可摧的決心，找到這條正確的發展道路，才能在與美國的系統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

六、歷史的教訓與中國的獨特選擇：日本的宿命不可能是中國的終局

我們回過頭來看日本的教訓：日本的失敗，根植于其不徹底的主權。它的經濟天花板，是由外部力量（美國）決定的。日本在經濟上的一切掙扎，最終都會被其在安全和政治上的依附性所抵消。因此，日本的教訓，是關于一個非完全主權國家在試圖挑戰宗主國時所必須承擔的宿命。

而中國，擁有完全不同的歷史底色和戰略縱深：

中國是擁有完全主權和核威懾能力的國家。中國擁有全球最完整、最獨立的工業體系。中國擁有全球第二大的，且仍在持續擴張的內需市場。

正是因為擁有這些根本性的優勢，中國才擁有日本夢寐以求的選擇權——即自我修正和自我改革的權力。

我們面臨的困境，不是外部力量強加的，而是我們在發展道路上，主動或被動地在“效率”與“公平”、“市場”與“行政”之間，做出了暫時偏離最優路徑的選擇。我們有能力、也有體制空間去糾正這些偏差，重新確立市場的絕對領導地位。這是中國與日本最根本、最決定性的不同。

因此，停止用日本的失敗來預測中國的未來，停止用錯誤的類比來掩蓋真正的體制問題。日本失去了三十年，那是它結構性的宿命，絕不是中國的終局，八竿子打不著的事。中國經濟的困境有其獨特的原因，也有其獨特的解決方案。

中國的路要自己走，中國的問題要用中國的方法解決。而這個方法，簡單說就是敬畏市場、尊重企業家、保障產權、回歸法治。當我們能夠做到這一點，中國經濟就能重新煥發活力，徹底擺脫“日本化”的虛假陰影。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