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真實的關稅到底是多少？

2024年美國平均進口關稅稅率僅2.5%左右，然而自今年1月特朗普上任以來，白宮簽發了一系列紛繁復雜的關稅法令，其中又包含許多項豁免條款，令人頭暈目眩。

近期，有美方智庫詳細整理了美國對主要國家的真實關稅水平，接下來一一介紹。

圖中紅線為美國對中國的關稅時歷曲線，數據截至2025年9月，特朗普威脅的新關稅尚未實施。

美國前三大貿易伙伴是墨西哥、加拿大和中國，三家目前都處于“談判中”狀態。

不過因美加墨簽署有自貿協定，特朗普關稅只針對那些不符合《美墨加協定》（USMCA）的進口商品，所以盡管叫得很響，但當前美國針對加拿大和墨西哥的關稅稅率并不高。

如下所示，美國對加拿大的平均稅率為9.8%，對墨西哥的平均稅率僅5.2%。

上個月，墨西哥宣布將審議對來自亞洲國家的1400多種產品征收高達50%的進口稅（10月10日又表示“暫緩實施”），作為墨西哥的主要貿易伙伴，中國首當其沖。

根據墨西哥政府提交的文件，考慮征收進口關稅的產品包括輕型汽車、汽車零部件、紡織品、鞋類、塑料制品、電子產品和玩具等。

為什么墨西哥要這樣做呢？

本質上還是美國逼的。

先前美國不怎么查墨西哥出口至美國商品里的“成分”問題，換句話說，哪怕用大量中國零部件組裝一輛車貼個“墨西哥制造”的標簽，也可以零關稅出口到美國。

但當下特朗普要嚴查原產地，如果某項商品在墨西哥或加拿大組裝，卻使用了過多來自中國、東南亞或歐洲的零部件，導致不符合 USMCA原產地標準（比如汽車零部件原產比例不足75%），則該類產品仍會被美國征收關稅。

這種情況下，墨西哥減少成品進口已是板上釘釘的事情，無論采用何種限制方式。

以宏觀視角看來，盡管加墨也遭受美國關稅威脅，但特朗普關稅政策在客觀上其實是強化了美、加、墨三國的產業一體化，汽車、電子、醫藥等產業鏈開始出現“北美閉環”的趨勢。

進軍墨西哥市場的比亞迪。

當前美國對中國的平均加權關稅稅率為42.6%，在主要貿易伙伴里屬于最高水平。

其中，汽車及零部件關稅52.5%，鋼鐵與鋁制品關稅57.5%-80%，銅關稅50%-55%，其他非豁免進口商品32.4%-57.4%。

由于美方不斷推出各種“專項關稅”，使得中美關稅休戰的意義大打折扣，日內瓦和馬德里的會談結果正被美方一步步掏空。

需要注意的是，平均稅率有時不能反映所有問題，因為一旦某類產品被施加了高額關稅，其出口額就會相應下降，最終導致平均加權稅率回調。

即盡管關稅數值上沒有明顯體現，但實際上該領域已經脫鉤。

美國對歐盟、日本、韓國和英國的平均關稅稅率分別為16.8%、15.7%、15.2%和13.3%。

之前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做過這樣一個比喻：“有一個綠色、一個黃色和一個紅色的桶，我們讓每個人都知道他們在哪里。”

現在來看，“關稅等級制”中處于最優位置的是墨西哥和加拿大（10%以內），畢竟兩國在地緣政治層面完全受美國掌控，最符合安全標準。

歐洲、日本、韓國處于第二檔——15%的關稅殺傷力其實很大，以日本為例，8月對美出口額同比下降13.8%，且已連續5個月同比下降。

美國對東南亞國家的關稅水平基本在15%至20%之間，加權平均后印尼為19.7%、越南15.4%、菲律賓14.2%。

發展中國家習慣于采用貨幣貶值的方式保出口，以越南為例，過去一年里越南盾相對美元大概貶值了10%左右。

根據越南統計局數據，今年前9個月貨物出口同比增長16%，其中8月、9月對美國出口僅下降2%和1.4%，抗壓性明顯強于日本。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前9個月越南對美貿易順差還暴增了28%，達到990億美元，反映越南對美出口未受特朗普關稅影響，該國制造業相較于印度、泰國和馬來西亞等對手更具競爭力。

關稅壓力之下，東南亞國家對美出口平均降幅大致在10%左右，越南下降2%的表現堪稱一枝獨秀，這很大程度上受益于消費電子產品——占越南對美出口近三成——享受關稅豁免。

蘇林觀看機器人表演。

印度和巴西被特朗普加征了50%的關稅，不過剔除豁免產品后，美國對印平均加權稅率為37.7%，對巴西為31.3%，比中國還要低一些。

如果把印度和越南做比較，不難發現，“印度制造”無論競爭力還是技術水平都落后于“越南制造”——前者高度集中于紡織業、珠寶加工和消費電子組裝，后者已經有許多產業升級之后的東西，比如電氣電子部件、汽車、機器人等。

從人均GDP看，印度只有2700美元，越南則高達4700美元，跟雙方的產業層級基本一致。

綜合所有征收的關稅之后，目前美國加權平均關稅約為18.9%，是二戰之后的最高水平。

根據經濟學家的估算，特朗普征收的關稅將在未來十年增加2.3萬億美元的收入，同時將美國GDP減少0.8%，是一把雙刃劍。

最后介紹一個關稅對美國普通人影響的例子。

財政部長貝森特10月1日接受財經雜志專訪時表示，政府計劃在未來數周內推出新措施，積極應對不斷上升的住房成本與高企的美國房價。

貝森特形容當前的住房危機是一場“全員總動員”的挑戰，他透露特朗普總統可能于今年秋季宣布“全國住房緊急狀態”，以緩解供應短缺和房價持續飆升的壓力。

輿論普遍認為，住房負擔將成為2026年中期選舉的一個重要主題，倘若處理不好，很可能給共和黨選情造成巨大負面影響。

然而特朗普的關稅政策事實上加劇了住房成本上漲，比如針對木材、家具、石膏、鋼鋁等領域的關稅。

眾所周知，美國絕大多數居民住宅都是用木頭建造的，對木材加征關稅就相當于全面提高房屋建造成本。

這某種意義上是特朗普政府的一個典型特征，即各種不同的政策會彼此“打架”，貿易政策與住房政策彼此沖突。

建設中的house。由于木材價格便宜、運輸方便、建造速度快、人工成本低，所以很適合美國這種高勞動力成本、地廣人稀、散點式住房建設的模式。

《日經新聞》華盛頓支局局長河浪武史寫過一篇分析美國貿易政策的文章，里面有這樣一段：

“如果依賴美國‘雙赤字’（財政赤字+貿易赤字）的世界經濟和安全體系無法維持，那么美國背離國際秩序的轉變也將是不可逆的。

目前各國正處于慌亂狀態，當世界做好這種準備時，美國的霸權將真正開始走向終結?！?/p>

美國自1980年代以來便存在貿易赤字與財政赤字并存的 “雙赤字”（twin deficits）現象。

其中，貿易赤字與美元霸權地位密切相關，只要美國還想要維持美元霸權，就必須不斷向外輸送美元，以維持美元作為全球主要流通貨幣的現況。

換言之，美國的貿易赤字本質上是全球美元體系運轉的代價。

財政赤字牽扯到國防預算和國內支出，作為霸權國家，美國再窮不能窮軍事；而作為靠創新、消費引領經濟發展的國家，減少國內投資反而會損及經濟成長動能，所以支出也不能減。

從結構上看，這種“雙赤字”模式正顯露疲態，一旦各方對美元或美國軍事力量的信任發生動搖，很可能驟然爆發危機。

河浪武史認為，美國國際角色的轉向具有不可逆性，華盛頓依賴“雙赤字”維系的聯盟體系終將瓦解，未來日本等國將被迫脫離“舒適區”，以更加戰略自主的方式尋找在下個時代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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