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血丹心的青春 | 箋上烽火

欄目語：2025年正值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為此，由政協湖南省委員會辦公廳、湖南省文旅廳、中共湖南省委黨史研究院、湖南省文物局指導，湖南省政協融媒體中心、中共湖南省委黨史研究院宣傳教育部聯合推出“80年80箋·信箋里的抗戰”主題活動，本刊將刊發反映家風家情抗戰信箋系列故事，敬請關注！

“書義：屋里無論誰家孩子，都要送進學堂。你若有空，替失學孩童寫信、補課。眼下是救亡圖存的時候，不做亡國奴，就得人人出力。你年紀雖小，也能出一份力。”

這封家書，是時年31歲的中共南方工委副書記張文彬于1941年9月10日在湖南岳陽寫給侄兒張書義的信。

張文彬出生于平江的一個佃農家庭，15歲加入共青團，16歲加入中國共產黨，18歲參加平江起義。24歲時，他跟隨中央機關和紅一方面軍離開江西中央蘇區，踏上了長征之路。25歲時，他被調至毛澤東身邊擔任秘書工作。從此，他熾熱的青春，選擇了與信仰和革命前途融為一體。

張文彬（1910—1944），湖南平江人，革命烈士。曾經擔任毛澤東機要秘書，參與過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參與轉移救助數百名香港知名民主人士，被稱贊為“保衛井岡山的孤膽英雄”“中共第一流青年政治家”

西安斡旋：統戰智囊力促抗日

中共中央機關遷駐瓦窯堡期間，張文彬實際上承擔著毛澤東秘書的職責。他隨侍毛澤東左右，親聆其教誨，從毛澤東的言傳身教中獲益良多，并贏得了毛澤東的信任。

1936年8月，張文彬受黨中央和毛澤東的委派，攜帶毛澤東寫給十七路軍總指揮楊虎城以及十七路軍總參議、陜西省政府高級參議杜斌丞的親筆信，奔赴西安，“奉誠拜謁”楊虎城、杜斌丞，并對其麾下的西北軍官兵開展統戰工作。

毛澤東在信中明確表示：“茲派張文彬同志奉誠拜謁，望確實表明先生之意愿，以便我方進行全盤謀劃……”

在此，張文彬作為毛澤東親自指派的特使，前往西安執行爭取楊虎城聯合抗日的特殊任務，由此可見毛澤東對張文彬的重視與信任。

在西安，張文彬受到楊虎城部的熱情接待，并與楊虎城舉行正式會談。

最終，雙方經磋商達成三項“抗日合作口頭協定”：互不侵犯，撤除渭北封鎖線；設立秘密交通站轉運物資；建立電臺直通延安。協定達成三日后，渭北封鎖線悄然開放通道，延安急需的藥品、紙張、電臺零件首次踏上隱秘的夜行之路。

張文彬在西安活動期間，一方面以紅軍代表的身份，協調紅軍與東北軍、十七路軍之間的關系，促成三方在抗日救國方面的初步合作；另一方面，他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參與中共西安地方組織的領導工作，借助各種社會關系，廣泛結交各界人士，宣傳中共的抗日主張，推動西安各界救國團體的建立與聯合。

1936年12月12日凌晨，西安華清池槍聲驟起，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爆發。當日，張學良、楊虎城及東北軍和第十七路軍高級將領聯名向全國發表通電，提出“改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內戰”等八項主張。

西安事變爆發后，全國局勢日趨復雜。中共中央接到張學良電報后，立即召開會議，確立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與此同時，在西安的張文彬積極聯絡中共西北特支、東北救亡組織及其他進步團體，廣泛動員西北各界民眾擁護和支持西安事變。

15日，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聯名發表《關于西安事變致國民黨國民政府電》，公開聲援八項主張。17日，周恩來、博古、葉劍英作為中共中央代表應張學良、楊虎城之邀飛赴西安準備談判。張、楊二人完全接受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正確方針及條件。

在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日子里，張文彬以十七路軍指揮部政治處主任秘書的身份奔走于東北軍、西北軍之間。

他深入聯絡官兵，開展統戰工作，穩定軍心。同時，張文彬憑借公開身份，通過多種渠道，采取各種形式收集情報、了解動態、掌握信息，為周恩來等人提供詳實背景，并提出建設性意見。

這些努力使周恩來得以廣泛而全面地把握西安各方反應，從而及時作出決策。最終，張文彬不負重托，圓滿完成了黨中央賦予的使命，為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做出了重要貢獻。

《文史博覽·人物》2025年第9期 《張文彬書箋里的抗戰：碧血丹心的青春》

香港脫險：精心部署“虎口”大營救

1941年12月，香港在日軍猛烈的炮火中陷落。此前，中共南方工委副書記張文彬和香港的地下黨組織均沒有得到任何有關消息。突如其來的戰禍，令人猝不及防。

香港街頭戒嚴、燈火熄滅，大批知名民主人士和進步文化人因此滯困香港，處境十分危險。

早在日軍進攻香港的前一天（12月7日），周恩來電示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主任廖承志，要求火速做好應變準備。此時駐守香港島的廖承志、潘漢年、劉少文等人立即派出聯絡員，向仍在九龍召開會議的張文彬、梁廣、尹林平傳達中央指示要旨，并與他們緊急商討營救被困香港的愛國民主人士和進步文化人的部署方案。

張文彬對黨中央、南方局和周恩來有關“搶救困港文化人” 的指示，不折不扣地貫徹執行。他曾對東江游擊隊和地方黨組織的負責人說：“我們營救的這批文化人士是國之瑰寶。他們推動了抗戰，與頑固勢力作堅決斗爭，也是出生入死的。他們拿筆桿子同反動勢力作斗爭和我們拿槍桿子同敵人戰斗是一樣的。筆桿子同槍桿子結合在一起，抗戰就必勝，革命就必勝。”

在廖承志、張文彬等人的精心部署與周密安排下，歷經艱難曲折，終將何香凝、柳亞子、茅盾、鄒韜奮、夏衍、胡繩、戈寶權、張友漁、范長江等800余位進步文化人士從“虎口”救出，并安全護送至內地大后方，受到黨中央的通電表揚。難以想象，倘若這些文化名人落入日軍之手，將給國家與民族造成何等巨大的損失，又將給抗戰統一戰線工作帶來何等沉重的打擊。

江西就義：誓死不屈的絕唱

在革命最為艱難的時刻，張文彬依然笑著說道：“只要人在，火種就在。”1942年5月下旬，江西省委遭到嚴重破壞，張文彬決定向閩西、東江等地轉移。

6月初，張文彬因叛徒出賣被捕，被特務押往江西太和縣國民黨監獄囚禁。入獄后，在敵人的酷刑下，張文彬的肺病急劇惡化。生命最后時刻，他用盡氣力對獄友廖承志說：“我現在身體不行了，不能為黨繼續工作了，心里感到很難過。”又說，“我一生為黨工作，堅信馬列主義、堅信黨，現在生命快到盡頭，但我死而無憾。將來你出去時，請你將我在獄中的表現轉告給黨中央、毛主席。”次日黎明，飽受摧殘的張文彬病逝于獄中，年僅34歲。縱使行至生命終點，他胸中燃燒的信念之火依然熾烈如初。

獄中人員在檢查張文彬的遺物時，發現他生前留下的一封題為“我誓死不能轉變”的信。信中說：“寧為玉碎，不為瓦全。”“我現已四十七歲了（實際年齡應是34歲），又犯（患）了嚴重的肺病，生的時期（間）不多，吃苦也快到盡頭，因而更是誓（視）死而（如）歸，樂于就義，愿為江西人，尤其為整個中華民族的革命兒女留此正氣吧！”

從那封寄托報國宏愿的家書，到生命盡頭立下壯志的遺書，我們依然能聽見穿越時空的鏗鏘回答，那是一位共產黨員用生命寫就的最炙熱的青春頌歌。

文 | 宋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