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患者傷人事件頻發，“精神疾病時代”之殤？

（ 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只尖叫的羔羊，每當它尖叫，就會喚醒生命中的一些傷處 ）。

近年來，多起精神疾病患者傷人的案件頻發。

2024年6月9日，成都27歲女子王某在家門口被人持刀傷害致死，案發后犯罪嫌疑人梁某某被鑒定患有精神分裂癥，有關部門對其違法行為評定為部分刑事責任能力。“我不認可這個結果（指梁某某被鑒定患精神分裂癥）。”受害者母親說，兇手沒有既往精神病病史和服用精神病藥物的歷史，也沒有被強制治療或被其家屬嚴加看管。本案原定于2025年5月27日開庭審理，目前因證人出庭等程序問題延期。

據河北省廊坊市公安局廣陽分局5月23日通報，2月26日，廣陽區發生一起持刀傷人刑事案件，致周某死亡。經鑒定，犯罪嫌疑人謝某某患精神分裂癥，案發時無刑事責任能力。目前，警方已將犯罪嫌疑人謝某某依法送至精神病醫院監管治療。近日，被害人家屬向公安機關提出對謝某某重新鑒定的申請，公安機關已依照有關規定啟動重新鑒定程序。案件正在進一步偵辦中。

據深圳市公安局寶安分局通報，5月20日晚，深圳坪洲地鐵站附近摩的司機楊某當街毆打一名女子后逃離現場，經查，楊某曾確診患有精神分裂癥，案件正在進一步偵辦中。

在精神疾病越來越普遍化、甚至可以說人類已經進入“精神疾病時代”的現在，這些案件會引發巨大關注，進而導致公眾心中產生不安和質疑，是再自然不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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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18條規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認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為的時候造成危害結果，經法定程序鑒定確認的，不負刑事責任……尚未完全喪失辨認或者控制自己行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應當負刑事責任，但是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

“造成危害結果”、“不負刑事責任”、“從輕或減輕處罰”，這些字眼在樸素的社會正義觀中顯得尤其刺眼，似乎與我們的道德常識完全相反，讓人難以理解。

“精神病不是免死金牌”是最質樸的心聲。出于這種心聲，出于普通大眾對精神疾病患者犯罪的相關處理事宜不甚了解的普遍情況，出于多次出現的輿論倒逼正義的事件，各大平臺的網友們對這些案件提出了許多質疑和不解，其中關于精神病司法鑒定的可靠性尤其是討論的重點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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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么精神疾病的鑒定流程需要格外長的時間？結果是否可靠？如果可靠，為什么這些患者在犯案前并未被采取過妥善的措施？對這類病人實施強制醫療究竟是“保護”還是管控？

在事發前不好預防，在事發后難以刑罰，大眾對精神疾病患者犯罪相關種種的難以理解，日益增長的對精神病人的恐懼情緒和偏見，都在告訴我們，對精神疾病的相關內容進行科普宣傳已經迫在眉睫，我們都期待著更加公開透明、更有說服力的解釋。

如果我們對精神疾病的成因、癥狀、治療、診斷等相關知識有更多了解，或許就能在事件討論中少一些疑惑，多一些不同立場間的互相理解。

在下文中，我們將分別聚焦神經科學家和精神科護士的視角，從他們的角度，來解釋和看待精神病人犯罪的醫學解釋、現存問題和未來發展。

（ 精神分裂癥最大的痛苦是分不清真假：你珍視的一切并未消逝，卻更殘忍地淪為虛無 ）。

01.診斷標準：混亂的精神衛生領域

*本節內容摘選自《傾聽瘋狂的聲音：被誤解的精神分裂癥》，[英]南森·法勒，小標題為編者另加。

13年前，在取得精神衛生護士執業資格后不久，我開始在精神科病房工作，這里是評估和治療重癥精神疾病急性發作的成年患者的地方。

后來，我的小說出版了，許多人讀了小說后愿意花時間來聯系我，跟我分享他們自己的故事，那些真實的故事，有時非常相似，有時又截然不同。

當在創作和演講與精神衛生相關的話題時，我有幸繼續接觸更多的人，因此類似的交流越來越多。

每個人的心理健康都存在脆弱之處，這使我們都應該成為這場交流的參與者。

讓我們從一開始就弄清楚一件事：精神分裂癥不是人格分裂。它也不意味著多重人格。

在我們繼續討論之前，還有一件事情需要弄清楚，絕大多數被確診為精神分裂癥的人是不存在暴力行為的。相反，他們易受傷的特質更有可能讓他們成為暴力行為的受害者。

在精神病學、心理學、遺傳學、神經科學，以及各種各樣的精神衛生慈善組織和活動團體間有著激烈的討論，討論的內容從精神分裂癥的成因、致病因子，到分類和治療，以及整體的診斷標準是否還存在實用價值，這些診斷標準是應該重新構建，還是應該被徹底拋棄。

1952年，美國精神醫學學會首次出版了《精神障礙診斷與統計手冊》（縮寫為DSM），旨在創立一套精神病學的綜合診斷指南。它包含了人們所能遇到的所有精神疾病，每一種疾病都由一系列可觀測到的癥狀加以定義，醫生可憑借手冊給出正式的診斷結論。同時，不同的醫生在此手冊的指導下針對同一癥狀應該得到相同的診斷結果。

但現實情況是：當兩位精神科醫生在相隔僅僅幾分鐘內見了同一位患者之后，他們只有50%的概率能給出相同診斷。

第五版《精神障礙診斷與統計手冊》的編委會主席戴維·庫普費爾（David Kupfer）博士承認：

我們希望將來可以用生物學和基因學標志物的方式來確定精神疾病，因為它不僅可以提供精確的診斷結論，而且也能給予診斷完全的信度和效度。早在20世紀70年代我們就已經開始期待有一天能兌現這份承諾，而時至今日，卻不得不失望地承認，它的實現依然遙遙無期。這幾十年來，我們一直在告訴患者我們在等待生物標志物的出現，如今仍然在等待。

這一切都指向了一個重要的問題。如果精神病學的診斷不能通過經客觀驗證的潛在的生物學信號來知曉，那我們到底是怎么做出診斷的呢？這其實可以回到早前我問過的那些問題：為什么同性戀在1973年被視為精神疾病，而到1974年就不是了呢？自第三版《精神障礙診斷與統計手冊》問世之后，精神病學的診斷標準何以變得如此特別？

簡單的答案就是，一直以來都是由我們自己制定這些規則的。

將疾病的癥狀與隱含的生物學解釋聯系起來的過程構成了醫學各分支做出臨床診斷的基本原則，唯有精神醫學例外。

“這種做法無法得到精神病學界的廣泛認同，”露西·約翰斯通說道，“畢竟沒有可靠的證據表明精神病學的問題（應該說是絕大多數問題）是由身體或者大腦的某個可確定的原因導致的。”

確實，在精神病病房工作的這么多年中，我非常確信穆罕默德·X患有偏執型精神分裂癥，簡·Y 患有雙相障礙，我從來沒有帶他們中的任何一位到門診病房去安排一次腦部掃描或血液檢測，以便證實他們的診斷結論。

沒有，從來沒有。

我們做不到。這樣的檢測根本不存在。拼圖中缺失的這一塊兒，使得精神病學診斷背后的科學性飽受質疑。

02.何以預防：精神病態行為的生物學原理

*本節內容摘選自《我們時代的神經與精神疾病》，[美]埃里克·坎德爾，小標題為編者另加。

首先，讓我們來看一個經典的道德困境：

你站在人行天橋上，底下是電車軌道。你看到一輛電車失控地朝五名旅客駛去。除非能停下電車，否則這五個人都會死。你身旁站著一個大漢。他靠在欄桿上，看著電車沖向旅客。如果你推一下大漢，他就會翻過欄桿，掉到電車軌道上。由于他身材魁梧，可以擋下電車從而保住旅客。那你是把這個人推下天橋呢？還是眼看著五名旅客死亡?

精神病態患者——他們會毫不猶豫地決定將另一個人推下天橋，這是怎么回事呢？關于精神病態的研究表明，它主要是一種情緒障礙，有兩個界定性特征：反社會行為和缺乏對他人的共情。前者可能導致駭人的罪行，后者則是對這些罪行缺乏悔意。

新墨西哥大學的肯特·基爾曾帶著一臺可移動 fMRI儀器到監獄掃描囚犯的大腦，標準化檢查表的得分表明其中許多人都是精神病態患者。基爾想看看道德推理，或者說缺乏道德推理，是否可以用來理解精神病態患者的心智，而理解精神病態患者的心智又是否可以反過來增進我們對道德推理的認識。

利用腦成像技術，基爾發現，與沒有精神病態的囚犯或者非囚犯相比，精神病態患者的邊緣系統及其周圍的灰質更多。不僅如此，精神病態患者大腦中連接邊緣系統和額葉皮層的神經環路中斷了。基爾注意到，一些研究已經發現，當精神病態患者進行情緒加工和道德決策時，這些神經環路的活動較少。

如果精神病態行為是源自生物層面的，那么這對自由意志、對個人責任意味著什么？這些內置的神經加工過程會不可避免地導致我們做出某些決定嗎？還是說，我們有意識的道德感、我們的認知心理功能，擁有最后的決定權？這個問題在刑事司法制度中正變得越來越突出。為了理解這些科學發現的價值和局限性，法官們向心理學家和神經科學家尋求幫助。他們想知道這些發現是否高度可靠，它們在行為方面意味著什么，以及在法庭上應該如何使用它們來促進司法制度的公平。

多數神經科學家認為我們應該對自己的行為負責，但反對的觀點也有一定的正當性。那些由于腦損傷而無法做出恰當道德判斷的人，是否應該得到與能夠做出道德判斷的人同等的對待？

▍1848年被鐵棍刺穿頭骨的菲尼亞斯·蓋奇，身體痊愈后，他的性格大變，曾經可靠負責的鐵路工人變得沒有道德意識、下流、不負責任。

對精神病態患者的研究可能會帶來重大影響，我們會更加了解人們在做出恰當決定時如何受到影響，診斷方式和治療方法也會推陳出新。研究表明，基因和環境對精神病態都有影響，就像它們對其他疾病一樣。在繼續尋找精神病態的生物學標記的過程中，基爾最近擴展了他的腦成像研究，將那些顯現出精神病態征兆的年輕人囊括進來。這樣做很重要，畢竟不是每一個精神病態的人都會成為暴力罪犯。如果科學家能夠鑒定出有

精神病態傾向的兒童，也許能夠開發出行為療法來預防未來的暴力行為。如果大腦相應區域的功能障礙得到了確定，也許可以有什么方法促使大腦的其他區域接管并抑制暴力行為。

我們不能簡單地將心智置于肉體之上，并運用理性來擺脫創傷后應激障礙或慢性焦慮。現在，創新的心理療法和藥物正開始幫助焦慮癥患者拋卻恐懼。

腦成像研究顯示，那些表現出精神病態行為的人，其大腦中與情緒加工和道德運作相關的幾個區域存在異常。這些異常導致他們極度缺乏對他人的共情以及與他人的聯結。社會大眾對被研究的精神病態患者所犯罪行的反應，使這一領域的研究變得復雜，但是如果科學家能夠鑒定這種疾病的生物學和遺傳學標志物，也許治療方法和可能的預防手段就會隨之而來，同時我們對道德運作的基本生物學機制也會取得更深入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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