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上車后買票，新中國第一家當鋪在成都“偷偷”開張

文│張學果

上世紀80年代，中國改革全面提速，那是一個“激情燃燒的歲月”。1987年，我在成都市體改委和經濟研究中心擔任副主任，主管經濟體制改革。

創業敢為天下先

上世紀80年代成都街景

那年10月，兩個年輕人來到我辦公室，小心翼翼地詢問能不能支持他們開一家當鋪，并隨手拿出了一張載有蘇聯國內開辦當鋪消息的報紙。他們是成都華茂金屬絲網門市部的，下屬的一個門市部生意比較清淡，鋪面有空余，蘇聯開當鋪的消息讓他們萌生了同樣的念頭。

我看了他們帶來的報紙，這是一份《參考消息》，上面有一篇題為《莫斯科的當鋪》的文章，介紹當時莫斯科有8家國有典當行，典當余額7800萬盧布，每年上繳國庫的利潤達1000萬盧布。的確，20世紀80年代后期，典當業在前蘇聯很興旺。典當行的生意很好，許多人為了典當甚至要花上近一天的時間排隊才能如愿。

放下報紙，我又認真地看了他們以企業名義提交的一份報告——《關于開設“典當商店”的構想》。在那個時代，敢闖敢試敢干的改革精神已經深入人心。我想，蘇聯的體制已經夠僵化的了，他們在莫斯科都允許開8家當鋪，我們在成都試辦一家總不至于不可以吧。思前想后，我覺得作為成都市體制改革的主管部門，沒有理由不支持這兩個年輕人的試驗。就這樣，我和市體改委相關處室的同志，與他們一起研究重開典當行業的可行性。

11月底，在討論最后的方案時，卻遇到了難題。有同志提出，此事事關重大，又屬特殊行業，需要報批才能開辦。但是這樣一個在當時看來還頗具“資本主義色彩”的東西，即使報了誰又能批呢？我們擔心一旦報批，此事可能會遙遙無期，八成會胎死腹中。經過細細斟酌，我建議作為改革的試驗，可以先不報批，支持他們先辦起來試試再說，這叫“先上車后買票”，錯了關門就是了，責任在市體改委。如果成功了，就再報批不遲。經過大家的討論，方案得以通過。

由市體改委牽頭，市公安局、市工商局、西城區（現青羊區）政府及祠堂街辦事處等一路放行，從提出開辦典當行的構想算起，只用了短短 40 多天就辦妥了所有的手續。不久，我們也收到從北京傳來的消息，國家體改委有關負責人對此事表示贊賞和支持。

錄音機和路費

1987年12月30日，四川省“成都華茂典當服務商行”開張營業（新華社記者陳燮攝）

1987年12月23日，華貿金屬絲網門市部的同志領到正式營業執照。12月28日，成都市體改委舉行記者招待會。12月30日，成都市西御街72號門前鞭炮鳴放，熱鬧非凡，華茂典當服務商行正式開業，宣告我國具有現代意義的第一家典當行成功誕生。

第一個進當鋪的是位大學生。學校就要放假了，他要回家，但父母寄來的路費被他給弄丟了。那時通訊不像現在這么便捷，如果寫信回家要錢，等錢寄來需要一兩周時間，而向別人借錢他又覺得難以啟齒。聽說西御街開了一家典當商行，他便提著錄音機走進了當鋪。經過評估，當鋪給了他40元。大學生原先曾為存放錄音機發愁：放在老師那里，怕給老師添麻煩，放在同學那里，怕給他弄壞了。現在放在當鋪也算適得其所。一個月假期結束，到典當服務商行贖當，扣除合理的費用，他又可以提回錄音機學英語、聽音樂了。

華茂典當服務商行名揚四海，國內外不少媒體稱之為“新中國的紅色當鋪”。作為中國改革進程中的一件大事，成都重開當鋪一事被載入了鄧小平同志題寫書名的《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十年》。《瞭望》周刊先后兩次載文評論重開當鋪這件事，文章特別提到“成都市的這一做法是有膽量的，搞改革開放，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需要這樣的膽量。”國外媒體最關心的是重開典當行為什么不是在北京，不是在上海，而是在成都。我們明確地告訴他們，我們的依據是黨的十三大提出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黨支持我們大膽試驗，社會需要我們作改革的多方面探索。

規范行業服務大眾

1988年時任成都市市長胡懋洲給華貿典當行的題詞

成都重開當鋪，引起社會各界的強烈反響。許多人到典當行了解情況、學習考察，認為這是一項新的改革舉措。

典當是一個行業，一種經營形式，可以成為服務大眾的經營方式。為規范管理、避免惡性競爭，成都還在全國率先成立了典當業同業公會。成都的做法很快就被外地效仿。據不完全統計，僅僅過了一年，全國的典當機構就達到了 180 家。 1996 年 4 月，中國人民銀行頒布《典當行管理暫行辦法》，清理整頓后核準的典當機構有 1300 多家。成都市在改革中吃了典當這只“螃蟹”，實踐證明這項探索是成功的，對社會是有益的，對解決個人和中小企業融資發揮了積極作用。

“上海市銀行博物館”官方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