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闋《沁園春》：毛澤東從青年壯志到天下情懷

文/張家康

毛澤東公開發表的詩詞中，有兩闋都是以《沁園春》詞牌填的詞。一闋為《沁園春·長沙》，填于1925年秋，一闋為《沁園春·雪》，填于1936年春。風云滄桑十余年，毛澤東從湘江之畔走向黃河之濱，由青年革命家轉變為中國革命的領袖。苦難輝煌又十年，抗戰勝利后重慶國共談判之際，毛澤東將《沁園春·雪》贈予柳亞子，中國的前途與命運已到了光明與黑暗較量的十字路口。從“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到“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毛澤東扎根于人民，對中國革命的勝利，對中國光明前途的憧憬，充滿著堅定的信念和無畏的氣概。

“我們知道了！我們醒覺了！”

1911年春，十八歲的毛澤東考入湘鄉駐省中學堂，自此，在長沙讀書、工作和奮斗了十三年。正是在長沙，他接觸到同盟會機關報《民立報》，讀到了黃花崗起義的新聞，頓時熱血沸騰。他說：“消息到湘，學生界中之抱革命主義者，已躍躍欲試。”毛澤東就是這“躍躍欲試”中的一位。

長沙革命黨發動起義，毛澤東報名當了兵。清王朝宣布退位，毛澤東又退役繼續求學。他考入湖南全省高等中學校，只讀了半年，又退學自修，可卻在這所學校留下了一篇“實切社會立論”的作文：《商鞅徙木立信論》，短短六百字的文章，國文教員柳潛的批語卻有一百五十字，說毛澤東“才氣過人，前途不可限量”，“練成一色文字，自是偉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

毛澤東寄居在長沙的湘鄉會館，自訂了一個自修計劃，每天早出晚歸，在湖南省立圖書館讀書。他在這里讀了亞當·斯密、孟德斯鳩、盧梭、約翰·穆勒、赫胥黎和達爾文的著作，還讀了一些外國的歷史、地理書籍，以及古代希臘、羅馬的文藝作品。也是在這里，他第一次看到了一張世界地圖。知識更新，眼界擴大。二十多年后，他還是津津樂道在省立圖書館自修的半年，“我認為對我極有價值”。

1913年春，毛澤東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師范學校。次年2月，湖南省立第四師范學校并入湖南省立第一師范學校。四師是春季開學，一師是秋季開學，因此，他讀了五年半的師范。1918年4月，毛澤東和蕭子升、蔡和森等創辦了新民學會。8月15日，毛澤東和蕭子升、張昆弟、李維漢、羅章龍等新民學會會員，為赴法勤工儉學的事，坐火車由長沙來到北京，這是他第一次走出湖南。

毛澤東沒有赴法勤工儉學，而是留在北京大學圖書館工作，關于他的職務，據學者考證是“圖書館書記”，負責新到書刊和閱覽人姓名的登記工作。他常向圖書館主任李大釗討教，同時又努力接觸新文化運動的新銳人物。他參加了北大哲學研究會、新聞學研究會，常聽《京報》社長邵飄萍的新聞課。

◆1919年毛澤東在長沙。

1919年4月6日毛澤東回到長沙，經同班同學周世釗的介紹，擔任修業小學的歷史教員。五四運動爆發后，北京學生聯合會派鄧中夏到長沙聯絡，向毛澤東、何叔衡等介紹北京的學生運動，并商討恢復和改組湖南學生聯合會。5月28日，新的湖南學生聯合會成立，毛澤東提議創辦《湘江評論》雜志。7月14日，《湘江評論》正式出版發行，毛澤東是主編和主要撰稿人。

毛澤東為《湘江評論》寫了四十篇文章，集撰文、編輯、排版、校對于一身，甚至上街叫賣都是他一人所為。修業小學的薪資只夠他一日三餐，生活樸素節儉。新民學會會員易禮容來找毛澤東時，驚奇地發現毛澤東床鋪上有一群臭蟲，“它們在他用作枕頭的暗黃色線裝書上亂竄，每一只都顯得肚皮飽滿”。可他在這一時期過得特別充實，激蕩沸騰的熱情已經沖破思想的牢籠，發表在《湘江評論》的文章已是踔厲風發，振聾發聵：

“時機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閘門動了，且開了！浩浩蕩蕩的新思潮業已奔騰于湘江兩岸了！順他的生。逆他的死。”

“咳！我們知道了！我們醒覺了！天下者，我們的天下。國家者，我們的國家。社會者，我們的社會。我們不說，誰說？我們不干，誰干？刻不容緩的民眾大聯合，我們應該積極進行！”

《湘江評論》上的許多文章都曾被北京、上海、成都的一些報刊轉載。新文化運動的風云人物胡適撰文表揚說：“《湘江評論》的長處是在議論的一個方面。第二、三、四期的《民眾的大聯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遠大，議論也很痛快，確是現今的重要文字。”毛澤東是這篇文章的作者，他投身社會運動的最初立足點就是民眾，這是他一生一以貫之的初心。

皖系軍閥張敬堯主政湖南期間，作惡多端，劣跡斑斑，激起湖南人民的公憤。1918年12月6日，湖南學聯發起驅逐張敬堯的運動，毛澤東以小學教師的身份成為這場運動的主要領導人。次年12月18日，毛澤東率領湖南驅張代表團到達北京。毛澤東為驅張運動寫了很多文字，在京、津、滬、漢各地的報刊發表。他的名字頻頻出現在媒體上，他的社會活動能力和政治才干越來越為國人所注意。

“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

1920年6月，毛澤東在上海期間，專程向陳獨秀討教湖南改造和建設的問題。此時，陳獨秀等正籌組中國共產黨。這次上海之行，毛澤東收獲頗豐。他在和陳獨秀暢談“讀過的馬克思主義書籍”時，“陳獨秀談他自己信仰的那些話”，對毛澤東在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的關鍵時期，“產生了深刻的印象”。11月，毛澤東接受陳獨秀、李達的委托，在長沙組織建立共產黨。同時，組建社會主義青年團。

毛澤東創辦了文化書社、俄羅斯研究會，進行馬克思主義宣傳活動。1921年7月，毛澤東參加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會后回到長沙，被聘為湖南第一師范的國文教員。他利用船山學社的社址和經費，創辦了一所湖南自修大學。10月10日，中共湖南省黨支部成立，毛澤東為書記。

1922年5月，在中共湖南省黨支部的基礎上，建立了中共湘區執行委員會，毛澤東為書記。同時，他還兼任社會主義青年團長沙執行委員會書記。他領導湖南工人，創辦工會組織，維護工人權益，發動工人罷工，受到陳獨秀的表揚。1923年1月，陳獨秀決定調毛澤東到中共中央工作，幫助他籌備中共三大。

在中共三大上，毛澤東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中央局委員和中央局秘書。時值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9月，毛澤東受中共中央委派，以國民黨中央黨部籌備員的名義回到長沙，指導籌備建立國民黨湖南地方組織。在他的指導下，長沙、常德、衡陽等地相繼成立了國民黨支部，在這個基礎上，國民黨湖南總支部成立，湖南成為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國民黨組織最發達的省之一。

1924年1月在國民黨一大上，毛澤東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候補委員。會后，他被派往國民黨上海執行部工作。國民黨元老胡漢民、汪精衛、葉楚傖等任各部部長。毛澤東任組織部秘書兼秘書處文書科主任。葉楚傖是國民黨上海執行部的三常委之一，在另外兩名常委不在上海的情況下，他就是上海執行部的實際負責人。

毛澤東則事實上成為中共在國民黨上海執行部的核心人物，以他為代表的共產黨人同葉楚傖等右派的斗爭已經公開化了。當孫中山應馮玉祥之邀北上途經上海時，毛澤東等向孫中山面呈了包括他自己在內的上海執行部十四人的信，反映上海執行部的問題，希望派人來解決。可是，由于孫中山事繁且又在病中，無暇處理此事。于是，葉楚傖等人“用盡辦法，把毛趕走”。毛澤東也積勞成疾，于12月請假回湖南養病去了。

1925年2月6日，毛澤東和夫人楊開慧攜兩個兒子由長沙回到韶山沖。他利用這個假期四處串門，在社會調查中發現湖南農民非常富有戰斗力。于是，他創辦了農民夜校。在農民夜校的基礎上，他秘密組織了農民協會，后又發展農民協會中的積極分子加入中國共產黨，建立了中共韶山支部。

毛澤東在韶山從事農民運動時，最為關注的是農民的切身利益。這一年的7月間，韶山大旱，田地龜裂。青黃不接，顆粒無收的季節，大多數農民家年谷不登，嗷嗷待哺。可地主老財家卻囤積居奇，抬高米價。毛澤東召集黨支部和農民協會骨干開會，決定發動農民迫使地主開倉平糶（平糶就是以平價出售）。

當地土豪、團防局長成胥生根本不答應，反而要把稻谷運往外地，以高價牟取暴利。毛澤東知道后，要韶山黨支部書記毛福軒等帶領數百名農民，連夜阻止成胥生的稻谷起運。成胥生被迫開倉平糶，其他地主也紛紛效仿。這是韶山歷史上的一次有名的“平糶阻禁”斗爭。

成胥生對毛澤東恨之入骨，悄悄把韶山農民運動的情況密報給湖南省長趙恒惕。8月28日，趙恒惕電令湘潭縣團防局立即抓捕毛澤東。縣議員、開明紳士郭麓賓看到這封密電，趕忙寫了一封信讓人送去韶山。毛澤東得信后即離開韶山，由農民護送到長沙。

◆《沁園春·長沙》

9月，毛澤東接通知往廣州參與籌備國民黨二大。臨行時，他獨自一人來到橘子洲，寒氣襲人的蕭瑟秋風中，層層疊疊的楓樹葉已把岳麓山染紅。湘江北流，大小船只競相爭游。天地廣遠遼闊，心潮激蕩澎湃，毛澤東淺吟低唱一闋《沁園春·長沙》：

“獨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頭。看萬山紅遍，層林盡染；漫江碧透，百舸爭流。鷹擊長空，魚翔淺底，萬類霜天競自由。悵寥廓，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 攜來百侶曾游，憶往昔崢嶸歲月稠。恰同學少年，風華正茂；書生意氣，揮斥方遒。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糞土當年萬戶侯。曾記否，到中流擊水，浪遏飛舟？”

就要離開長沙了，毛澤東思緒萬千。長沙，湖南一師，那些歲月崢嶸的記憶已永嵌在他的腦海里。“會當水擊三千里，自信人生二百年”。他忘不了“中流擊水，浪遏飛舟”的豪邁，正以這種英姿煥發的面貌，踏上新的征程，迎接新的挑戰。

“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

1926年1月，國民黨二大在廣州召開。會議通過決議，繼續執行孫中山遺囑和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毛澤東繼續當選為國民黨候補中央執行委員，擔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后，在蔣介石密令的“通緝共黨首要”的一百九十七人中，毛澤東名列第十二位。自此，蔣介石血腥鎮壓中國革命，至1928年上半年，死難的共產黨人和革命者達三十三萬七千人，到1932年以前，竟達一百萬以上。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武漢召開緊急會議，針對大革命失敗的教訓，提出了土地革命和武裝斗爭的總方針。會后，瞿秋白希望毛澤東留在中央機關工作，他卻表示：“不愿去大城市住高樓大廈，愿到農村去，上山結交綠林朋友。”回到長沙，毛澤東在湖南省委會議上，重申他在八七會議上“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的主張。在籌組湘南武裝起義時，毛澤東明確提出要有別于南昌起義，“我們不應再打國民黨的旗子，我們應當打出共產黨的旗子……國民黨旗子已成軍閥旗子，只有共產黨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

1927年9月9日，毛澤東領導湘贛邊界起義。起義軍在攻打城市受挫后，迅速向南轉移。10月，起義軍到達井岡山，開始創建農村革命根據地，實行湘贛邊界工農武裝割據。斗爭十分艱難，一些人提出了“紅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問。毛澤東在給林彪的復信中，回答了這些疑問，并以詩一般的語言預見了中國革命的恢宏遠大的前景：

“它是站在海岸遙望海中已經看得見桅桿尖頭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巔遠看東方已見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一輪朝日，它是躁動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個嬰兒。”

從1931年的贛南會議到長征出發前，毛澤東都是受排擠，處境十分艱難。他被邊緣化，甚至被剝奪了工作。這段艱難的經歷也使毛澤東獲益匪淺。1962年1月，他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有感而發地說：“我認為這種下降和調動，不論正確與否，都是有益處的，可以鍛煉革命意志，可以調查和研究許多新鮮情況，增加有益的知識。我自己就有這一方面的經驗，得到很大的益處。”

1934年10月，由于博古、李德的錯誤的“左”傾軍事路線，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中央紅軍被迫開始戰略轉移。在突破國民黨軍第四道封鎖線的湘江之戰時，中央紅軍遭受重創，由八萬六千余人銳減至三萬余人。中共中央先后在通道、黎平、猴場召開會議，采納了毛澤東的正確意見，改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前進，并改變了李德取消軍委集體領導、個人獨斷專行的狀況，為遵義會議的召開做了重要的準備。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義召開擴大會議，糾正了博古、李德的錯誤的軍事路線。會議增選毛澤東為政治局常委，取消三人團，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軍事指揮權，從而事實上確立了毛澤東為代表的新的中央領導，在最危急的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并為勝利完成長征奠定了基礎。

1935年10月，中央紅軍沖破國民黨軍的圍追堵截，勝利到達陜北革命根據地。毛澤東在《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策略》中說：“長征一結束，新局面就開始了。”這個新局面就是全民族的抗日救亡運動。

1936年2月上旬，毛澤東和彭德懷率領紅一方面軍主力到達陜北清澗縣袁家溝，準備渡河東征，開赴抗日前線。這里地處黃河西岸，與山西隔河相望，東是黃河，西是無定河。一場大雪后，天地遼闊，山川壯美。毛澤東融入雪的遐想之旅，視通萬里，思接千載，吟哦出《沁園春·雪》：

“北國風光，千里冰封，萬里雪飄。望長城內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頓失滔滔。山舞銀蛇，原馳蠟象，欲與天公試比高。須晴日，看紅裝素裹，分外妖嬈。 江山如此多嬌，引無數英雄競折腰。惜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雕。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

詞的上闋以動靜結合，冷暖相映的筆法，贊頌北國雪景的豐富多彩的美，以此表達毛澤東的熱烈而深沉的愛國主義情懷。詞的下闋是史評，從秦始皇到成吉思汗，毛澤東都作了一一點評。毛澤東專此作了注解：“雪：反封建主義，批判二千年封建主義的一個反動側面。文采、風騷，只能如是，須知這是寫詩啊！難道可以謾罵這一些人們嗎？別的解釋是錯的。末三句，是指無產階級。”

“無非一念救蒼生”

全民族抗戰中，八路軍、新四軍和華南人民抗日游擊隊對敵作戰十二萬五千次，消滅日、偽軍一百七十一萬四千人，其中日軍五十二萬七千余人，繳獲各種槍支六十九萬四千余支，各種炮一千八百余門。至抗日戰爭結束時，中共黨員發展到一百二十多萬，人民軍隊發展到一百三十二萬人，民兵發展到二百六十萬人；領導建立了十九塊抗日根據地。總面積一百萬平方公里，人口近一億。

1945年8月抗日戰爭勝利了，可這在蔣介石看來卻來得太突然。此時，國民黨的軍事主力還遠在西南，調兵遣將太困難了，可中共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卻可得接受日軍投降的先機之便。于是，蔣介石連下幾道命令，一面要中共武裝力量就原地待命駐防，一面要國民黨軍主力積極推進。他甚至要日偽軍負責維持地方治安，只接受國民黨軍的收編。

這番操作完成后，蔣介石于8月14日至23日，三次致電邀請毛澤東來重慶談判。毛澤東有針對性地三次復電蔣介石。同時，中共中央政治局專此召開了擴大會議，決定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去重慶談判。8月26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說：

“去，這樣可以取得主動權。要充分估計到蔣介石逼我城下之盟的可能性，但簽字之手在我。……我們黨的歷史上除何鳴事件外，還沒有隨便繳槍的事。……由于我們有力量、全國的人心、蔣介石自己的困難、外國的干預四個條件，這次去是可以解決一些問題的。”

◆1949年8月，毛澤東與柳亞子在一起。

毛澤東的《沁園春·雪》創作于1936年2月，其間十年，幾乎無人知曉，它的傳播和影響起始于重慶談判期間。毛澤東和柳亞子是多年的朋友，柳亞子因編輯《民國詩選》，曾把毛澤東的《七律·長征》謄抄了一份，請毛澤東校正，沒想到毛澤東卻抄錄了這首《沁園春·雪》，贈給了柳亞子。

柳亞子得詞后，不勝贊嘆，深感毛澤東“為中國有詞以來第一作手，雖蘇、辛尤為能抗乎，況余子乎”？這首詞在山城輾轉傳抄，不脛而走。《新民報》晚刊于11月14日公開發表，并作按語稱《沁園春·雪》“風調獨絕，文情并茂，而氣魄之大乃不可及”。

又是一個十年，這個十年與《沁園春·長沙》到《沁園春·雪》的十年相比，中國革命已如過山車一樣起起伏伏，終于攀上了一個高峰。1944年12月25日，毛澤東在一份關于目前形勢與任務的指示文件上，作了這樣的修改：

“國共力量對比，已由過去多年的國強共弱，達到了現在的國共幾乎平衡，并正在走向共強國弱的地位。我黨現在確實成了抗日救國的決定因素。”“如果數年之后，我們能達到一百萬至一百五十萬有紀律有訓練的軍隊，而又有充足的糧食及日用品供養這個軍隊，而又不感到勉強與竭蹶，中國的命運就可由我們掌握了。”

從“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到“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再到重慶談判。滄桑風云二十年，中國革命走過了一段苦難輝煌的歷程。毛澤東雖然預見到重慶談判是個“不了之局”但仍然堅持去與蔣介石談判，是“由于有我們的力量、全國的人心、蔣介石自己的困難、外國的干預四個條件，這次去是可以解決一些問題的”。

毛澤東親赴重慶談判，表明中國共產黨代表了人民的愿望，緊緊地抓住“和平、民主、團結”的旗幟，在政治上取得了主動權，毛澤東說：“這次談判是有收獲的。國民黨承認了和平團結的方針和人民的某些民主權利，承認了避免內戰，兩黨和平合作建設新中國。”

重慶談判期間，毛澤東的七律《重慶談判》也在山城風傳。全詩為：“有田有地吾為主，無法無天是為民。重慶有官皆墨吏，延安無土不黃金。炸橋挖路為團結，奪地爭城是斗爭。遍地哀鴻滿城血，無非一念救蒼生。”

針對蔣介石在談判中要中共放棄解放區的無理要求，毛澤東予以拒絕，因為解放區的農民“有田有地”，是當家作主的主人。國民黨的戰時陪都重慶，有官皆貪，是為“墨吏”。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那是“眾人一條心，黃土變成金”。政治清明，人民當家作主，就是黃土也能變成金。

重慶談判期間，蔣介石竟命令國民黨的四個戰區司令長官，分別率部沿鐵路線向解放區進攻。為阻止內戰，實現國內和平，解放區軍民開展交通破擊戰，“炸橋挖路”，不讓他們在鐵路上運兵。毛澤東在《抗日戰爭勝利后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中說：“抗戰勝利的果實應該屬于人民”，可蔣介石卻伸出手來爭奪勝利果實。“奪地爭城”所表現的是保衛勝利果實，維護人民權利的斗爭。日寇鐵蹄下的淪陷區，“遍地哀鴻滿城血”，毛澤東以“彌天大勇”赴會重慶談判，這“一念”也就是避免內戰，爭取和平，拯救“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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