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卡洛斯·洛薩達｜反對起訴科米的最佳理由 恰恰是特朗普解雇他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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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納德·特朗普與詹姆斯·科米真的該少點這種“重逢”了。

2017年5月9日，時任總統唐納德·特朗普將詹姆斯·科米免去聯邦調查局局長一職。這是一記戲劇性的破格之舉，其連鎖反應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他第一任期的走向。數日之后，時任司法部副部長羅德·羅森斯坦任命羅伯特·穆勒出任特別檢察官，負責調查俄羅斯對2016年大選的干預，本質上是在接續聯邦調查局此前已經展開的工作。自那以后，特朗普對科米以及對一切“Russia, Russia, Russia”的清算從未停歇。

2017年那天，科米被解職的消息傳開時，我正好抵達華盛頓的一場圖書派對，來賓多是資深政治記者和前高級官員，甚至還有一兩位前白宮幕僚長。我還記得當時的震驚之感，大家都覺得某條重要的界線被跨越了。

八年過去，界線被跨越得多得多。如今，特朗普又一次選擇跨越一條格外醒目的紅線，而且還是再度踩在科米身上。周四，弗吉尼亞東區的聯邦大陪審團以兩項罪名起訴科米：一項是他在2020年參議院聽證會上作偽證，另一項是妨礙該項程序。值得注意的是，此舉是頂著該區職業檢察官的反對推進的，這些檢察官此前認為證據不足以對科米提起訴訟。

可這并未構成阻礙。白宮很快以一名缺乏經驗卻絕對忠誠的親信，取代了那位不情愿的美國聯邦檢察官；與此同時，總統親自向司法部長 她本人 施壓，要求對他所認定的政治對手采取行動。特朗普上周在發給帕姆·邦迪（Pam Bondi）的訊息中寫道：“他們兩次彈劾我，還起訴我（起訴了我5次！）什么都沒有的事。”他還補充說，那些人“guilty as hell”（罪大惡極），而且“JUSTICE MUST BE SERVED, NOW!!!”（正義必須立刻得到伸張）。

起訴書公開后不久，特朗普就在社交媒體上幸災樂禍地寫道：“JUSTICE IN AMERICA!”（美國的正義）。

這不過是特朗普第二任期“清算報復”征途上的最新一步。他已經表示，后面還會有更多起訴。弗吉尼亞州的民主黨籍參議員馬克·沃納稱對科米采取的行動是“危險的權力濫用”，強調“我們的體系依賴檢察官基于證據與法律來做決定，而不是迎合某個政客的個人怨恨”。

不過，說到底，反對起訴科米、反對把美國司法部（當成私人報仇工具的最有力論據，恰恰來自特朗普本人。而且偏偏就出自他八年前為解雇科米所給出的那番理由。

在那封簡短的解職信中，特朗普寫道他是依據司法部長杰夫·塞申斯和司法部二號人物羅森斯坦的書面意見行事的。“我已接受他們的建議，自即刻起，解除并免去你的一切職務。”特朗普在信后附上了塞申斯與羅森斯坦的文件。更為古怪的是，這封信竟由特朗普的老牌保鏢親手送到聯邦調查局總部，而科米本人當時人在洛杉磯。

那么，這兩位司法部高官在主張撤換科米時都說了什么呢？

羅森斯坦批評科米在聯邦調查局對的調查中所作所為。2016年，科米召開高調的新聞發布會，指責克林頓在公務中使用私人服務器“極端草率”，卻決定不對其提起訴訟。羅森斯坦指出，科米“無端地”披露了有關克林頓的“貶損性信息”，并且“仿佛在向媒體作結案陳詞般，陳列了他版本的事實，但案件根本未進入審判程序”。他稱此舉是“教科書式的反面示例”，恰恰是聯邦官員受訓時被告誡絕不該做的事情。

他談論的是十年前的科米，但他同樣可以在談論今天的特朗普。

“聯邦刑事調查的目標，不是開發布會宣布我們的想法。”羅森斯坦接著說，“目標是判斷證據是否足以支持聯邦刑事起訴，然后讓由司法部長授權的聯邦檢察官作出起訴與否的決定。”

他談論的是十年前的科米，但他同樣可以在談論今天的特朗普。

為支撐自己的建議，羅森斯坦還引用了多位司法部高官的看法。曾在福特政府出任司法部副部長的勞倫斯·西爾伯曼法官表示，“是否應當起訴并非聯邦調查局的職責”。羅森斯坦還引用了曾在比爾·克林頓與喬治·W·布什任內擔任司法部副部長的杰米·戈瑞利克與拉里·湯普森的意見，稱科米違背了“維護、保護與捍衛”司法部傳統的義務，反而把聯邦刑事調查“弄成了一種真人秀”，這與“司法正義的利益背道而馳”。

他們談論的是十年前的科米，但他們同樣可以在談論今天的特朗普。

塞申斯在那封僅一段話、且高度依賴羅森斯坦備忘錄的建議信中，以相當優雅的措辭闡述了應當引導司法部的原則。他說：“作為司法部長，我承諾在司法部內堅持高度的紀律、廉正與法治，我對這個機構懷有深切敬意。”他在呼吁讓聯邦調查局“重整旗鼓”時表示，“本部必須重申其對諸多長期原則的承諾，這些原則確保聯邦調查與起訴的廉正與公正。”塞申斯還寫道，聯邦調查局局長必須為“我們的執法人員以及部門內的其他人員樹立正確的榜樣”。

他談論的是十年前的科米，但他同樣可以在談論今天的特朗普。

當然，塞申斯與羅森斯坦所給出的，是解雇科米的最體面、最站得住腳的理由。不久，各種替代性解釋便陸續浮現，既來自特朗普本人，也來自其高級助手：他在決定解雇科米時腦子里想著“那個俄羅斯的事”；科米是個“真正的瘋子”；早在2016年11月、他甚至尚未上任之時，就考慮過要炒掉科米，遠在那些“方便”的司法部備忘錄送來之前。

但即便如此，塞申斯與羅森斯坦這些自我粉飾的說辭仍不乏教益。兩人設定了美國執法應當遵守的高標準與硬程序，并警示說，錯誤的領導者可能會一路把這些標準與程序碾個稀爛。

他們并沒有看錯。如果這些標準適用于聯邦調查局局長，那么更應該適用于美國總統。

總統不應當把自己對某項刑事調查相關事實的看法隨意鋪陳給公眾，將一場調查演成真人秀。

總統不應當在社交媒體上對特定個人的有罪或無罪大發議論，而應當讓司法部做好自己的工作。

總統不應當讓個人怨懟侵蝕應當引導司法部的廉正與公正。更重要的是，總統必須為美國的法治樹立正確榜樣。

正如特朗普在2017年致科米的信中所總結的那樣，“我們必須為聯邦調查局找到能夠恢復公眾對其至關重要的執法使命的信任與信心的新領導。”他談的是十年前的科米，但他也完全可以在談他自己——以及他如今的總統任期。

在這一時期的史冊里，特朗普與科米注定彼此糾纏，不僅因為克林頓、俄羅斯、穆勒以及其他種種。兩人合在一起，講述的是美國司法政治化的故事。特朗普在2017年為解雇科米所作的辯護，事實上無意間戳穿了他在2025年要求起訴科米的呼聲。若非如此真實，這幾乎像是文學情節。

如今再去指責其“言行不一”都顯得有點天真。一個對法治缺乏敬畏、只把法律當作鞏固自身權力工具的總統，早已超越羞恥與難堪。一天高舉崇高原則，改天就把它踩在腳下，這只是他做事的成本罷了，而在他看來，這成本并不高。

離任后，科米出過一本書——我當時寫過評論，認為其中不乏自我粉飾——主題是公共生活中的倫理型領導。他在書中回憶自己擔任曼哈頓聯邦檢察官時打擊黑手黨的經歷。

“當我發現自己被卷入特朗普的軌道時，我再次閃回到了早年的檢察官生涯，”他在2018年寫道，“那種沉默的默許之環。老大掌控一切。效忠誓言。非我即敵的世界觀。”

科米談論的是十年前的特朗普，而放到今天看，這番話恐怕更為貼切。

作者｜卡洛斯·洛薩達（Carlos Lozada），《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駐華盛頓意見版專欄作者，近著《華盛頓之書：如何閱讀政治與政治人物》（The Washington Book: How to Read Politics and Politicia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