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權的宿命：君以此興，必以此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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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千年的回響

1995年10月23日，紐約海德公園。

在緊張而微妙的氣氛中， 美俄峰會 接近尾聲。 俄羅斯總統葉利欽站在講臺上，目光堅定而沉重，他本想用英語表達對未來美俄關系的期望，卻不料口誤，將"I hope"說成了"I love you"。

旁邊的美國總統克林頓先是一愣，隨即爆發出一陣無法抑制的大笑，笑得他直不起腰來，放肆又充滿優越感的笑聲在會議大廳里回蕩，仿佛要沖破屋頂。而葉利欽則站在那里，臉上閃過一絲不易察覺的窘迫和惱怒，但很快又恢復了總統的冷靜與威嚴。

這個意外的“表白”，如同一面鏡子，映射出當時美俄關系的深層次失衡。克林頓的放肆大笑，看似是對一個口誤的本能反應，卻也在不經意間揭示了兩國之間權力的不對等。

鏡頭切換到唐貞觀八年（公元634年），長安城未央宮內燈火輝煌，唐太宗李世民正舉行一場盛大的國宴。

大廳中央，東突厥頡利可汗，這位曾經讓大唐君臣寢食難安的草原霸主，如今卻身著華服，在唐太宗的命令下翩翩起舞。他的舞步雖顯生硬，但卻充滿了象征意義。唐太宗的臉上露出一抹意味深長的笑容，他命南蠻酋長馮智戴賦詩，隨后豪邁地宣布：“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

這句話，如同一聲驚雷，在大廳內回響。頡利可汗的舞蹈，不僅僅是一場表演，更是對唐朝強大軍事實力和國際地位的一種象征性認可。唐太宗通過這種方式，向世界宣告了一個以唐朝為中心的國際秩序的誕生。

歷史總是驚人地相似，卻又從不是簡單的重復。

兩個相隔千年的帝國，在確立自身霸權地位時，展現出如鏡像般的相似性。美國與唐朝，這兩個在不同時空中稱霸的大國，其霸權之路有何異同？它們的霸權又為何難以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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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霸權？

美國與唐朝在建立霸權過程中，都展現出全方位的控制能力。在軍事上，唐朝鼎盛時期控制著從中亞到朝鮮半島的廣闊疆域，設立了安西、北庭等都護府管理邊疆。而美國通過二戰后的全球布局，在海外建立了近800個軍事基地，其艦隊控制著世界主要航道。

經濟上，唐朝通過絲綢之路構建了跨歐亞的貿易網絡，長安城西市聚集著來自波斯、阿拉伯等地的商人，唐玄宗開元年間國家年收入最高達到近6000萬貫。美國則通過布雷頓森林體系確立了美元霸權，使建立在石油基礎上的美元成為全球主要儲備貨幣，即便到2024年仍占全球外匯儲備的59%。通過美元資本自由流動，美元潮汐運動，美國從全球收割天量財富。

文化領域，唐朝的長安匯聚了各國留學生，日本遣唐使阿倍仲麻呂甚至考中唐朝進士。而美國的好萊塢電影、流行音樂在全球范圍內傳播，硅谷的科技產品重塑了現代人的生活方式。

兩國在移民政策上也體現出霸權國家的自信與包容。唐朝大量任用外族人才，突厥人阿史那社爾、高句麗人高仙芝等都在唐朝軍隊中擔任要職，其中大部分都表現為非常效忠唐帝國。美國則通過移民政策吸引全球精英為美國服務，硅谷科技公司中移民比例超過30%。

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霸權終歸是一種不平等的國際秩序。表面上的繁榮背后，隱藏著霸權國家固有的矛盾與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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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權是如何崛起的？

唐朝的霸權建立經歷了由內而外、由近及遠的漸進過程。李淵父子先平定中原割據勢力，完成內部統一；隨后通過貞觀之治積累國力；最后通過一系列對外戰爭建立東亞霸權：

唐初（618-630年）主要精力用于內部統一，消滅薛舉、李軌等割據勢力。貞觀年間（627-649年）開始對外擴張，滅東突厥、吐谷渾，控制西域。高宗至玄宗時期（650-755年）達到霸權巔峰，勢力范圍東至朝鮮半島，西達中亞，南抵越南。

與之類似，美國的霸權也呈現出階段性特征：美國建立后，首先通過西進運動屠殺印第安人，逐漸將大半個北美收入囊中；然后通過美西戰爭（1898年）控制菲律賓和古巴，展現出從美洲孤立轉向爭霸天下的姿態，接下來借助兩次世界大戰取代英國成為西方領袖；利用冷戰解體蘇聯確立全球獨霸地位。

地緣安全需求，是兩大帝國追求霸權的首要動因。

唐朝建立之初， 北方突厥汗國屢犯邊境，西北吐蕃崛起，東北高句麗負隅頑抗，這種地緣壓力迫使唐朝必須通過擴張建立安全緩沖區。

唐太宗李世民曾直言：“突厥未滅，朕何以為天子？”

類似地，美國獨立后面對歐洲列強的環伺，通過“門羅主義”將美洲劃為勢力范圍，二戰后面對蘇聯威脅建立全球軍事聯盟體系，都是為保障本土安全而采取的戰略選擇。

在軍事上，唐朝通過府兵制實現軍事動員的制度化，平時為民，戰時為兵，既保障了兵源，又降低了軍費開支。在戰略要地設立都護府，如安西都護府（今新疆庫車）、安東都護府（今朝鮮平壤），形成點線結合的控制網絡。對外戰爭多采取有限目標，以迫使對手臣服而非完全征服為主，如唐太宗征高句麗后接受其納貢稱臣，而非直接吞并。

美國則通過全球軍事基地網絡實現戰略控制，在重要海峽和航道建立軍事存在。由于技術的進步和地緣形勢不同，相對于以陸軍為主的唐朝，美國更注重海軍和空軍建設，通過航母戰斗群和海外駐軍形成全球投送能力。同時利用軍事同盟體系如北約，使盟友承擔部分防務成本，形成集體安全機制。

經濟利益驅動，是霸權擴張的根本動力。

唐朝通過控制絲綢之路，不僅獲得了貿易利潤，更掌握了與中亞、歐洲貿易的主導權。史料記載，絲綢之路鼎盛時期，長安西市每日交易額相當于現代數千萬人民幣。美國則通過建立美元霸權，使全球貿易大多以美元結算，美聯儲的貨幣政策直接影響世界經濟。這種經濟控制權帶來的利益遠超單純的土地征服。

具體來說，唐朝通過朝貢貿易體系構建東亞經濟圈。在這一體系下，各國名義上向唐朝進貢，實際上進行的是政府間貿易。唐朝通過控制貿易路線和市場價格，獲得巨大經濟利益。例如，西域商人到長安交易必須通過官方指定的互市，并繳納關稅。

美國則通過布雷頓森林體系確立美元國際貨幣地位，使美元成為全球貿易主要結算貨幣。美國依靠國際組織如世界銀行、IMF等，將經濟規則制度化、全球化。美國還通過長臂管轄將國內法延伸至境外，如《反海外腐敗法》成為制裁他國企業的工具。

有趣的是，兩國都使用了經濟制裁作為霸權工具：唐朝曾因吐蕃入侵而關閉互市，將茶葉貿易武器化，打擊吐蕃政治經濟；美國則頻繁使用經濟封鎖和貿易禁運打擊對手，通過控制石油、芯片來打擊對手，采用301條款頻繁將貿易武器化。

文化輸出野心，是霸權延續的軟實力保障。

唐朝統治者以“天可汗”稱號構建東亞封貢體系，將唐朝的宗教禮樂文化對外輸出，使周邊國家接受唐朝的文化規范和政治秩序。美國則通過好萊塢電影、流行音樂等文化產品傳播美式價值觀，形成文化吸引力。這種文化輸出不僅鞏固了霸權地位，更在心理層面使其他國家產生認同感。

唐朝的天可汗體系是一種等級制的國際秩序，唐朝為宗主國，周邊國家為藩屬國。這種體系下，各國君主需經唐朝冊封才具合法性，如新羅、倭國國王的即位必須得到唐朝認可。但唐朝一般不干涉各國內政，只要求外交服從和軍事協同。

美國的政治霸權則表現為制度輸出，通過推廣民主制度和價值觀，影響他國政治進程。與唐朝相比，美國更深度介入他國內政，通過遠程養殖技術培養本地帶路黨，如策劃顏色革命、推動政權更迭等。這種干預往往引發更強烈的反作用力。

為實現國際化霸權，唐朝與美國都采用了開放的移民政策，以實現人才吸引與文化融合。

唐朝以開放包容的態度吸引各國人才，突厥人阿史那社爾、高句麗人高仙芝等外族將領在唐軍中擔任要職。唐朝還接納大量外國留學生，日本遣唐使阿倍仲麻呂（安倍晉三家族的祖先）甚至通過科舉考試在唐朝任職。這種開放政策增強了唐朝的文化軟實力和國際影響力。

美國則通過移民政策吸引全球高端人才，硅谷科技公司中移民比例高達30%以上。美國在成功吸納高技能人才的同時，也不可避免地導致非法移民數量快速增長，埋下了社會分裂的隱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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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巔峰之下的重重隱患

由于采用擴張性軍事政策，長期對外戰爭和邊境駐軍，讓唐朝財政不堪重負。為了減輕財政負擔，唐玄宗時期設立了節度使制度，在邊疆設立大軍區，節度使集軍、政、財權于一身，而不用從中央調撥財政供給。這雖然加強了邊防力量，也為后來的藩鎮割據埋下隱患。

為了維持全球影響力，美國在冷戰后建立了全球軍事霸權，在世界各地維持大量軍事存在，但過度的軍事擴張也消耗了巨額財力，加重了財政負擔。大量的海外駐軍幾乎成為獨立王國，也成為吞噬美國財政的黑洞。

最著名的例子，駐扎在阿富汗的美軍基地，600萬美元買9只山羊，號稱改善當地羊品種。錢花掉了，問羊在哪里，回答是水土不服都死了。此外還有9萬美元的金屬墊圈，3400萬美元修建的閑置建筑。特朗普曾兩次派遣查賬隊伍，兩次都墜機而亡。雖然駐外美軍還沒有發展成節度使那樣的軍事割據，但對財政的吞噬程度可謂有過之而無不及。

經濟方面，唐朝的開元盛世達到了封建社會的頂峰，國家財富積累空前。然而，土地兼并加劇，均田制遭到破壞，國家稅基逐漸萎縮。美國在冷戰后同樣享受了單極時刻的紅利，美元霸權為其帶來巨大利益。但產業空心化、債務問題日益嚴重，貧富差距不斷擴大。

政治層面，唐朝中期出現了黨爭與宦官專權問題，官僚集團內部斗爭激烈，其中最為典型的就是李德裕與牛僧孺兩大派系之間的“牛李黨爭”。美國則面臨政治極化的困境，兩黨對立加劇，政府停擺頻發，決策效率低下，可以看做是“牛李黨爭”的翻版。兩種政治體制都出現了制度性疲勞，難以有效應對新挑戰。

移民政策方面，唐朝的開放性在達到頂峰后開始面臨挑戰。大量外來人口的涌入引發了文化認同問題，成為導致安史之亂的重要誘因。安史之亂后，對外來民族的信任度明顯下降。美國也同樣面臨移民問題的困擾，族群矛盾激化，社會撕裂加劇。保守右翼的MAGA群體對所有非白人種族采取敵視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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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權之蝕：相似的衰落軌跡

軍事失控是霸權衰落的直接原因。

唐朝的節度使安祿山發動安史之亂，沉重打擊了唐朝的統治根基。此后藩鎮割據局面形成，中央權威大大削弱。美國則陷入 “帝國過度擴張”陷阱，小布什時代，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連續兩場戰爭的失敗，消耗了數萬億美元的軍費，標志著美國軍事霸權的衰退。過度擴張消耗了國力，卻未能實現戰略目標，成為造成美國國債飆升，是導致美國霸權衰落的第一誘因。

經濟失衡是霸權瓦解的內在原因。

唐朝后期，土地兼并導致均田制破壞，國家財政基礎動搖。兩稅法改革也未能解決根本問題，反而加重了社會矛盾。美國則面臨巨額國債的壓力，至今國債已超過37萬億美元，每年利息支出超過國防預算。美元霸權地位也受到挑戰，多國開始推動“去美元化”。

政治僵化加速了霸權衰敗進程。

唐朝后期，宦官專權與官僚內斗嚴重削弱了統治效能。美國則陷入政治極化的困境，兩黨惡斗導致政府頻繁停擺，重大改革難以推進。制度糾錯能力明顯下降，難以應對內外部挑戰。

多元化移民從優勢轉變為負擔，成為霸權解體的致命隱患。

唐朝后期，中央政權對少數民族的控制力下降，民族矛盾加劇，成為唐末到五代戰亂不斷的重要原因。美國則面臨族群對立的困境，移民問題成為社會撕裂的重要源頭。曾經的開放優勢逐漸變成社會負擔。查理·柯克被刺殺，表明美國的政治極化和社會矛盾已經達到了空前尖銳程度，更大的危機正在醞釀之中。參見：

當今世界正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美國霸權面臨多重挑戰。俄烏沖突、去美元化、中國崛起、內部社會撕裂等問題交織在一起。而美國仍試圖通過強化聯盟體系、技術封鎖等方式維持霸權。

唐太宗曾說：“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

美國與唐朝的霸權之路表明，任何霸權都難以逃脫盛極而衰的規律。不同的是，衰落后的軌跡可能各異——由于漢民族依然占據主流，唐朝滅亡之后，通過全面吸取唐朝教訓又建立了宋朝，華夏文明換了種形式，但依然延續下去。

美國只有250年歷史，白人占比快速下降，很快就不再是主體民族，無論是從文化延續性還是民族主體性，美國再次復起的可能性都大大降低，很有可能重蹈“羅馬之后再無羅馬”的覆轍。

可持續的發展模式不應建立在霸權基礎上，而應尋求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關系。在人類命運共同體面前，任何霸權最終都將是過眼云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