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與東南亞國家領導人的互動交流，西哈努克稱“他是中國人民的英雄”

文/張特 楊佳琪

◆1978年，鄧小平訪問馬來西亞，在吉隆坡機場檢閱儀仗隊。

20世紀70年代，鄧小平在主管外事期間以及在改革開放后一段時期內，通過一系列外交活動，奠定了中國與東南亞國家友好合作的基礎。1978年，鄧小平出訪東南亞三國，重申了中國的對外原則和政策，減少了東南亞國家對中國的疑慮，增強了雙方的互信，揭露了霸權主義的擴張野心和敵對勢力的離間挑釁。改革開放以后，鄧小平更是多次與東南亞各國領導人廣泛接觸，就一些重大國際問題進行磋商探討。這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外交活動展示了鄧小平的外交智慧，不僅使中國和東南亞國家雙邊關系有了進一步發展，還為中國的現代化建設創造了良好的國際環境。

一、東南亞國家領導人訪華與鄧小平的交流

新中國成立以來，緬甸領導人多次訪華。1975年11月，緬甸總統吳奈溫訪華，鄧小平接待，雙方就中緬關系、東南亞局勢、臺灣等問題舉行了三次會談。鄧小平指出，“中緬兩國在建交后共同倡導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友好而圓滿地解決了中緬邊界問題，為國與國之間通過友好協商解決邊界問題樹立了良好的范例。”此后在1979年到1986年，緬甸相關領導人7次訪華，先后就中緬關系、外交政策和中國改革經驗等問題進行交流。

泰國領導人多次訪問中國，其中1975年6月，泰國總理蒙拉查翁·克立·巴莫來訪，與鄧小平進行了兩次會談。鄧小平指出：“中泰兩國在歷史上有著密切的往來，有親戚般的友好關系”，“我們有共同的遭遇，同屬第三世界，在當前的國際形勢下，我們需要團結在一起”，“中泰關系的正常化，標志著我們兩國關系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為進一步發展我們兩國人民的傳統友誼開創了良好的前景”。此后在1980年10月，泰國總理炳·廷素拉暖等人來訪，鄧小平會見并與其就中國對外政策和國際形勢交換意見，并再次指出，“我們對外政策的最主要目標是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這是世界的大局，也是中國所處地位決定的。中國需要和平，沒有和平的國際環境，就不能安心建設，改善人民的生活。當然為了反對霸權主義，需要中國做的事，中國也可以作出犧牲。”1989年3月，泰國總理差猜·春哈旺來訪。鄧小平會見并指出：“泰國是中國在東南亞最好的朋友，中泰兩國合作的潛力在下個世紀將得到充分的發展。”

◆1989年，鄧小平會見來訪的泰國總理差猜·春哈旺。

越南領導人自1955年到1975年頻繁訪問中國，并與鄧小平等領導人先后就中蘇關系、中越關系和中越兩黨關系進行交流。其中1960年5月，越南勞動黨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黎筍到訪，鄧小平與其會談，在評論斯大林關于社會主義越發展、階級斗爭就越尖銳的說法時指出，“這種說法有片面性。社會主義越發展，無產階級越發達，資產階級就越少。但如果不進行階級分析，不按照馬列主義的原則處理，資產階級的影響還會擴大。總的來說，資產階級的影響隨著社會主義的發展，不斷被削弱，敵人越來越少。”同年8月，胡志明訪華，鄧小平等領導人同胡志明會談，討論中蘇分歧等問題。此后1962年到1975年，越南領導人先后8次訪華，雙方就中越兩黨關系、越南南方解放、經濟援助和兩國邊界等問題交換意見。

新加坡領導人在1978年鄧小平訪問新加坡后進行回訪。1980年11月，新加坡總理李光耀來訪，與鄧小平見面，雙方就共同關心的國際問題交換意見。鄧小平重申，“我們現在的國策，就是永遠不稱霸。希望新加坡朋友做做工作，使他們了解中國的真正意圖。中國總是從反對霸權主義這個全球戰略出發考慮問題的。”此后在1985年9月，新加坡總理李光耀來訪，鄧小平與他談論了臺灣問題。1988年9月，新加坡總理李光耀再次來訪，與鄧小平談論了國際形勢、中國的治理問題與改革和統一問題等。最終，1990年10月3日，中國同新加坡建立外交關系。

◆鄧小平會見新加坡總理李光耀。

柬埔寨領導人多次訪華與鄧小平會見。其中1964年3月，以柬埔寨王國政府副首相為首的代表團訪華，鄧小平在與其談話中指出，“現在帝國主義說中國強大了要威脅世界，首先要威脅鄰國，我們自己的事還干不完呢。中國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大部分地方人煙稀少，經濟落后，交通不便，工業技術在國際上是落后的。可以看到，我們的穿著并不好，吃穿用還要費很大的勁才能解決。”1975年8月，柬埔寨王國民族團結政府副首相喬森潘率團訪華，與鄧小平見面并會談。1980年3月，以柬埔寨政府總理喬森潘為首的代表團訪華，與鄧小平就柬埔寨局勢交換意見。1982年7月，鄧小平會見成為民主柬埔寨聯合政府主席的西哈努克親王，“祝賀柬埔寨三派聯合，強調這是柬埔寨爭取徹底解放的重要條件”。1985年12月，西哈努克親王率領代表團訪華，鄧小平會見并表示，“今天我見你們的任務有兩個：一是表示熱烈歡迎民主柬埔寨代表團訪華。二是表示對你們爭取民族獨立、解放的愛國斗爭的堅決支持。”

菲律賓領導人多次訪華并得到鄧小平接見。其中1975年6月，菲律賓總統費迪南德·埃·馬科斯來訪，與鄧小平等領導人舉行三次會談，就亞洲形勢和雙邊關系交換意見。鄧小平“在講話中贊揚菲律賓人民為維護民族獨立、捍衛國家主權，以及在國際事務中支持發展中國家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所作的不懈努力”，并表示，“中國支持東盟國家要求東南亞成為和平、中立地區的主張”，“中國對東南亞國家逐步脫離超級大國的影響、各國自己處理自己事務的傾向表示贊賞”，并重申“臺灣問題是中國人的內部事務。我們希望用和平的方式解決，但是采用和平方式還是非和平的方式，那是我們的權利”。此次兩國建立了大使級外交關系。此后在1986年和1988年，菲律賓副總統薩爾瓦多·勞雷爾和總統科拉松·阿基諾夫人相繼來訪，鄧小平與他們就南沙群島問題進行了交流。

老撾領導人訪華，并與鄧小平會晤，雙方主要就中老關系和老撾國家改革問題進行交流。1965年10月，老撾愛國戰線黨副主席凱山·豐威漢來訪，鄧小平等人同其會談。1989年10月，老撾部長會議主席、老撾人民革命黨總書記凱山·豐威漢訪華，鄧小平會見，并請客人轉告越南領導人中方對中越關系的看法，同時鄧小平在談到老撾正在進行的改革時說：“路是自己走出來的。中國的經驗不能照搬。有的做法在中國行得通，在你們那里不一定行得通；有些做法在你們那里行得通，在中國則行不通。我們主要的經驗是要把馬列主義原則同自己國家的實際情況相結合。”

在鄧小平出訪馬來西亞的次年，即1979年5月，馬來西亞總理達圖·侯賽因·賓·奧恩來訪，鄧小平接待并舉行會談。雙方談論了印支問題、東盟團結、中國對外貿易等議題。此后，1985年11月，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率團來華，鄧小平與其談論中馬關系與合作、中國對外開放政策及第三世界國家合作等問題，表示，“中國很重視同亞太地區國家，特別是東盟國家發展友好關系”，“我們兩國的關系應該發展，因為我們是近鄰。中國和馬來西亞最大的共同點就是兩國都是發展中國家，都需要發展自己，這就要求我們加強相互了解和合作”。

印度尼西亞在早期有領導人訪華并與鄧小平會面。中國與印度尼西亞于1950年4月建交，20世紀50年代，印度尼西亞政要來訪，鄧小平兩次參加接待。第一次是1955年6月，印度尼西亞總理阿里·沙斯特羅阿米佐約和夫人訪華，鄧小平參加接待。第二次是同年9月，印度尼西亞共和國總統蘇加諾來訪，鄧小平參加接待。1967年10月兩國外交關系中斷。1978年3月，鄧小平在接待泰國總理江薩·差瑪南時，曾指出，“我們多次表示，希望恢復同印尼的關系，希望通過接觸，逐漸增加相互了解，以達到兩國關系正常化。至于印尼在什么時間恢復同中國的關系，由他們自己決定。”此后到1990年，中國同印度尼西亞恢復了外交關系。

二、鄧小平出訪東南亞與東南亞國家領導人的交流

早在1920年鄧小平乘船赴法國勤工儉學時，便在越南西貢和新加坡作了停留。在隨后的政治生涯中，鄧小平也多次訪問東南亞國家，與東南亞國家領導人進行了廣泛的交流。其中在1978年，鄧小平先后對緬甸、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開啟了一系列訪問。

◆1978年，鄧小平應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三國總理的邀請，出訪東南亞三國。圖為李先念等到機場為鄧小平送行。

1978年1月，鄧小平前往緬甸訪問，受到吳奈溫總統等緬甸領導人的歡迎。鄧小平在會談中強調：“中緬兩國‘胞波’般的友好關系，是在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和吳奈溫總統親自關懷和培育下發展起來的，經受了時間的考驗。”隨后雙方就中緬友好關系與合作、中國國內情況、緬甸的外交立場、支持東南亞國家和平、中立、自由的發展等問題進行了交流。

◆1978年11月，鄧小平訪問泰國，泰國總理江薩·差瑪南到機場迎接。

1978年11月，鄧小平訪問泰國，前往集叻達王宮拜會普密蓬·阿杜德國王和詩麗吉王后，前往總理府拜會江薩·差瑪南總理，隨后同江薩舉行小范圍會談和正式會談，就國際形勢、印度支那形勢和雙邊關系問題交換意見。鄧小平指出，“我這次訪問泰國，是懷著中國人民對泰國人民的深厚友誼，是為了謀求更進一步發展我們兩國之間在政治、經濟、科技、文化等方面的友好合作關系。”在出席記者招待會時，鄧小平說，“中國人民一貫反對全球性霸權主義，也反對區域性霸權主義。中國一貫支持東盟和平、自由、中立的政策。東盟堅持這個政策、堅持本身的團結，是亞洲、太平洋地區和平、安定的一個因素”，“中國和東盟應該建立互相援助、互相支持的關系，中國將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同東盟國家發展貿易和科技方面的交往”。此外，鄧小平接見了泰國華僑、泰籍華人代表，在講話中重申中國的僑務政策。

1978年11月，鄧小平訪問馬來西亞，會見馬來西亞國家最高元首葉海亞·佩特拉國王和東古·賽納王后，并前往總理府拜會達圖·侯賽因·賓·奧恩總理。隨后，雙方就國際局勢與對外政策、中馬關系與合作、中國華僑政策進行交流。鄧小平指出，“拉扎克總理1974年到中國訪問，雙方在國與國和黨與黨的關系問題上達成諒解，實現了兩國關系正常化。正是這種諒解，我們的關系有了發展，保持這個諒解，我們的關系才能得到更大發展。”同時重申中國政府對華人、華僑的政策。鄧小平也贊賞“馬來西亞是東南亞和平、自由、中立區的倡議國，并一直致力于實現這一主張。在當前形勢下，東盟國家加強團結，協調一致，堅持建立東南亞和平、自由、中立區，使這一地區不受任何形式的外來干預，更具有非常重大的意義”。鄧小平的訪問進一步鞏固了1974年中馬建交以來的友好關系，并推動了兩國在各個領域的進一步合作，消解了馬來西亞對于中國一些政策的誤解。

◆1978年11月，鄧小平應邀訪問新加坡，在機場與新加坡總理李光耀握手。

1978年11月，鄧小平訪問新加坡，同李光耀總理舉行會談，此時兩國尚未建立外交關系。鄧小平在機場發表的書面講話中指出，“中新兩國人民之間有著悠久的友好接觸。新加坡獨立以來，我們兩國之間的關系一直是友好的。”隨后，鄧小平出席李光耀舉行的歡迎宴會，在講話中稱贊新加坡在發展國民經濟方面取得了顯著成就，并指出，“在國際事務中，新加坡奉行不結盟政策，堅持同各國人民友好相處，堅持東盟提出的東南亞和平、自由、中立區的主張，積極加強同發展中國家的團結和經濟合作，注意同發達國家發展經濟貿易關系。近幾年來中新兩國在經濟、貿易、文化和體育等方面的往來有了可喜的發展。我們衷心祝愿你們在前進的道路上不斷取得新的成就”，并強調“中國政府一貫堅持大小國家一律平等，堅持反對大國欺侮小國、強國凌辱弱國”。這次會談不僅加深了中新兩國領導人的相互理解，也為兩國關系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基礎。李光耀對中國的重新崛起充滿信心，并希望新加坡與中國能夠建立更加緊密的關系。鄧小平則邀請李光耀訪問中國，進一步加強兩國之間的交流與合作。

三、東南亞國家領導人對鄧小平的評價

鄧小平同東南亞國家領導人的互動與交流，使東南亞國家對中國的國情、改革開放政策、外交政策等一系列問題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并愿意消除歷史隔閡，與中國開展廣泛的務實合作，雙邊關系得到有效提升。因此，東南亞國家領導人對鄧小平發表了各方面的積極評價。

東南亞國家領導人普遍認為，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為中國帶來了巨大的經濟增長，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是中國經濟騰飛的主要原因，并為其他發展中國家提供了寶貴的經驗。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說，“鄧小平對中國的政策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由此開始的一系列改革措施造就了今天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地位，同時也使中國在工程、建筑、科學等各個領域取得了巨大進步。”柬埔寨西哈努克親王對鄧小平所開創的中國改革開放事業給予了高度評價，他認為，“改革開放之后，中國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經濟、文化、社會福利和人民生活都有了長足的進步。中國的國際地位也日益提高，中國人民在世界大家庭中得到了更多的尊嚴。”新加坡總理李光耀指出，“中國四個現代化成功對整個亞洲及地處東南亞的新加坡都有好處。中國經濟成長將為整個區域帶來穩定，刺激貿易與投資。中國繁榮了，各國就多了一個好的貿易伙伴。”菲律賓總統拉莫斯也指出， “堅信中國能夠在世界共同應對重大國際問題時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中國的發展給周邊國家帶來了實實在在的好處，提升了區域經濟的整體水平。越南十分重視研究、借鑒鄧小平倡導的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功經驗，并創造性地運用到越南的革新開放事業中，使越南的革新開放不斷取得新的成果。越南總理阮晉勇在接見來訪的中國代表團時就表示，“兩國國情相似，體制相同，希望雙方進一步加強交流與合作。特別是中國的改革開放走在越南前頭，有許多寶貴的經驗教訓值得越南學習和借鑒。”泰國副總理素拉杰·沙田泰更是直言，中國在改革開放中取得了巨大成就，“發展經驗值得泰國等國家借鑒，中國為促進亞洲共同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

◆1987年9月，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會見西哈努克親王夫婦。

鄧小平以其務實的態度和靈活的策略，贏得了東南亞國家的信任和尊重。他們認為，鄧小平在處理與東南亞國家關系時，不僅展現了極強的政治智慧、高度的靈活性和務實的態度，同時也非常注重平等互利、尊重主權、不干涉內政的原則。鄧小平曾指出，“就中國來說，把黨和黨的關系同國家之間的關系區別開來，使這樣的問題不影響我們發展國家間的友好關系。”鄧小平的這番表態，得到了東南亞一些國家領導人的認可，緩解了東南亞各國長期以來對中國的疑慮。在解決南沙群島主權爭端問題上，鄧小平從當時的國際環境出發，希望塑造有利于國家現代化建設的國際關系，提出可以先采取“擱置主權，共同開發”的方式來和平解決。這種務實符合當時時代背景的外交策略，不僅有助于緩解緊張局勢，也得到了東南亞國家一些領導人的認可。1986年6月，菲律賓副總統勞雷爾來訪，鄧小平與其就南沙群島問題的解決方法進行交流，勞雷爾對鄧小平提出的解決南沙問題的立場表示完全同意。新加坡總理李光耀在回憶與鄧小平的交往時，稱贊鄧小平能夠將原則的堅定性與策略的靈活性有機結合，在涉及國家主權和安全等原則問題上立場堅定，同時在策略問題上審時度勢，權衡利弊。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表示，鄧小平對中國和東南亞國家關系的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鄧小平訪問馬來西亞時宣布，中國支持東盟國家維護獨立與主權的努力，支持建立東南亞和平、自由和中立區的主張，同時宣布不承認東南亞地區華人的雙重國籍。這為中國和東南亞國家改善和發展友好合作關系創造了有利條件”。西哈努克親王也表示，“中國對柬埔寨給予了大量無私的幫助，但可貴的是，中國一直保持著對柬埔寨國家獨立和民族自由的尊重。中國的發展沒有威脅到我的國家，相反，它卻更多地幫助了我們”，中柬友好平等的關系有力地反駁了所謂的“中國威脅論”。

◆1986年6月，鄧小平會見來訪的菲律賓副總統勞雷爾。

鄧小平以其堅定的信念和卓越的領導才能，帶領中國走出困境，實現了國家的繁榮富強。他的個人魅力和領導風格，不僅在中國國內贏得了廣泛的支持，也在國際舞臺上贏得了尊重和贊譽。柬埔寨西哈努克親王認為改革開放是“一場新的革命”，在中國這么一個龐大的國家實行改革開放，作這么重大的戰略調整，需要足夠的膽識和魄力，這一點鄧小平做到了，“他是中國人民的英雄”。新加坡總理李光耀在與德國總理施密特談話中提到鄧小平愿意不斷學習，當年到新加坡訪問，仔細觀察，深入提問，學習和總結新加坡對外開放的經驗。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表示，要在擁有如此龐大人口的國家進行改革絕非易事，鄧小平不希望中國依然落后于其他國家，竭盡所能地去改變中國人的觀念。馬哈蒂爾回憶他與鄧小平第一次會面時的情景時曾指出，“當時我是副總理，鄧小平對馬來西亞十分好奇，我們之間就發展問題進行了長時間的會談。他對各個方面的細節都十分感興趣。”這使馬哈蒂爾意識到，鄧小平正在認真學習其他國家的經驗，以便于他在中國進行改革。

四、鄧小平與東南亞國家領導人互動交流的意義

鄧小平在與東南亞國家領導人的互動中，始終強調平等合作的態度，始終堅持平等互利的原則，注重尊重主權、不干涉內政，反對任何形式的霸權和干涉，注重平衡利益和合作共贏，并合理地處理了歷史遺留問題，避免了沖突，贏得了東南亞國家領導人的尊重、認可和信任。這促使中國與東盟國家在反霸權主義和地區合作方面達成共識，進一步推動了區域經濟和安全合作，增強了區域內的安全與穩定。

鄧小平在穩定國內局勢和推動經濟改革方面表現出的卓越領導力，使東南亞國家看到了中國強有力的穩定局面和經濟持續快速發展的前景，為中國贏得了尊重和信任，增強了中國在東南亞的影響力。同時，鄧小平在處理與東南亞國家關系時，秉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支持東南亞國家實現民族獨立，使得中國在東南亞地區樹立了負責任的大國形象。此外，東南亞國家領導人對鄧小平的高度評價，以及對中國政策的認同，進一步提升了中國的國際形象和影響力，為中國在全球范圍內開展外交和合作創造了有利條件。

東南亞國家當時普遍面臨經濟轉型和發展挑戰，鄧小平提出的市場經濟理論和對外開放政策，展示了如何通過引入市場機制和開放經濟，推動國家經濟的快速增長，促進了中國改革經驗的推廣和應用。東南亞國家領導人對鄧小平改革開放經驗表示充分認可，促使其國內不斷學習中國的經驗，并取得了顯著成績，推動本國經濟繁榮發展。這也促使中國更加堅定推進改革開放，堅定走好改革開放這條強國建設、民族復興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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