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姆拉會議與西藏分裂主義

△ 西姆拉會議參會人員合影

在西姆拉會議上,西藏分裂勢力在英國的支持下正式提出“漢藏劃界”和“西藏獨立”的分裂主張,背著中央政府單方面與英印當局締結了所謂的“西姆拉條約”。西姆拉會議具有國際會議的形式,并在會議上由英藏雙方締結了“西姆拉條約”及其附件。盡管西姆拉會議結束已經百年,但它造成的惡劣影響貽害至今。會議不僅為“藏獨”勢力的分裂主張提供了重要口實,而且其所炮制的“麥克馬洪線”也成為影響中印關系發展的重大障礙。

多年來,國內對西姆拉會議的研究主要側重于它對中印邊界現狀形成和中印關系的影響,而對西姆拉會議在西藏分裂主義發展過程中的作用則關注很少。作為西藏分裂主義發展和國際化的一個標志性事件,本文重點分析西姆拉會議在西藏分裂主義產生和發展過程中的作用。

一、西藏分裂主義的產生

分裂主義是政治生活中一個引人注意的現象。分裂主義使許多國家或解體分離,或陷入長期的內戰,或飽受暴力恐怖的危害,而且還會引發國家間的沖突和戰爭,破壞國際政治秩序。根據對世界上各種分裂主義的綜合分析,結合對西藏分裂主義、新疆分裂主義的研究,筆者認為導致分裂主義產生的因素主要包括四個方面。一是文化差異。有分離訴求的地區在文化上有其特殊性,由于和主體文化不同,容易產生認同問題,進而演化為分離傾向,這是分裂主義的基礎。二是分離群體居住地域相對封閉,地偏一隅,遠離中央政權。由于地理環境封閉,加上經濟與技術等條件的限制,中央難以對其進行有效治理。三是(由于前兩個條件的存在)一旦中央權威積弱,就容易產生反對以至脫離中央的行為。四是外部力量的支持。一般來講,這種外部力量強于分裂主義事發國的中央政權?？v觀百年來西藏分裂主義發展史,其產生與發展也符合上述四類因素相互作用的規律。

首先,中央政府“重政治和軍事,輕經濟和文化”的治藏政策留下了分裂主義的隱患。自元代西藏正式納入中國版圖以來,元、明、清三朝分別以不同方式管理西藏,中央政府與西藏的聯系以及中央在西藏的權威不斷加強。尤其到清朝,清政府采取了冊封、定制、設官和駐軍為主要內容的治藏措施,在西藏建立政教合一的噶廈制度,加強了對西藏的政治和軍事管理,較前代治藏方略有很大改進。但在長期的治藏過程中,清政府沒有認識到經濟和文化因素在維護國家統一和邊疆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在這些方面采取的措施非常有限。清政府甚至出于維護滿洲貴族統治的需要而實行民族隔離政策,對西藏和內地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嚴加限制。同時,封閉的地理環境和落后的交通在客觀上也阻礙了西藏和內地之間的民間互動,這使西藏和內地的文化差異被保留下來,并進一步演變成文化隔離,導致西藏盡管長期處于中國政治版圖中,卻游離于中國文化版圖之外。由于缺乏對中國主體文化的認同,這使它很容易在內外因素刺激下產生分裂傾向。

其次,近代以來中央權威衰落和外國勢力入侵是西藏分裂主義產生的重要條件。晚清以來,在西方殖民國家發動侵略戰爭和內部農民起義的雙重打擊下,清政府對邊疆地區的統治能力日益衰弱。此外,政府內部腐敗日益顯現,統治的合法性面臨日趨嚴重的危機,原本旨在維護清朝對藏統治的政教合一的噶廈制度也隨著權力擴張,滋長出嚴重的地方主義傾向。為了維持中央政府在西藏的主權,中央政府利用達賴出走內地之機試圖在西藏推行“新政”,意欲廢除噶廈制度,改土歸流、設立行省,但由于觸犯西藏地方權貴的利益,使原本已經十分緊張的中央與噶廈的關系更趨惡化。中央政府與噶廈在抗英斗爭中的分歧,加速了西藏走向獨立。就外部因素來講,西藏與英屬印度毗鄰,在介入西藏事務方面,英國有明顯的地緣優勢。英國出于維持印度穩定,避免印度受到中國民主運動的影響,力圖削弱中國對西藏的管理,把西藏變為中印之間的緩沖地帶。在這些內外因素的刺激下,西藏的離心傾向日益明顯。

清末民初,中央政權的更替以及由此引發的混亂局勢,促使西藏分裂分子在英國的支持下開始采取分裂國家的實際行動。1909年11月11日,十三世達賴喇嘛從內地返回拉薩,噶廈向他獻上刻有“圣地佛祖授記”字樣的新制金印來取代清朝皇帝賜予達賴的金印,這是西藏分裂祖國的重要步驟。1911年10月,武昌起義爆發,中國內地各省紛紛響應起義,宣布脫離清政府而獨立。1912年元旦,民國政府成立。民國新立,百廢待興,百業待舉,也為英國干涉西藏事務提供了契機。印度總督明托(Lord Minto)專程到大吉嶺與避居印度的十三世達賴商談,向達賴喇嘛提供武器和經費以助其“驅漢”。同年6月,十三世達賴喇嘛返回西藏。1913年,達賴喇嘛發表水牛年新年文告,號召“竭盡全力與中國軍隊展開殊死斗爭,最終把駐扎在衛藏地區的中國軍隊驅逐出境”,之后“驅除漢軍”演變為“驅除漢人”。十三世達賴喇嘛還“動員全藏起來反對中國人,為宗教和自由而戰”,聲稱這樣做的原因是他個人對清朝皇帝的忠誠隨著清王朝的衰落已經結束。隨后,十三世達賴喇嘛發表的一份所謂的“獨立宣言”稱:“我們雖小,但卻是一個有宗教的獨立國家?！比欢?獨立需要國際公認,于是英藏雙方開始了使“西藏獨立”獲取國際承認的實際行動。

△ 布達拉宮中的十三世達賴像

二、西姆拉會議的召開及失敗

當時的國內外情況表明,西藏謀求獨立的企圖與英國對西藏地位問題的戰略考慮是一致的,這成為英藏勾結的現實基礎。為集中精力對付德國,1907年英俄簽訂《英俄條約》,這一條約緩和了英俄兩國在中亞和西藏地區的競爭,也限制了英國對西藏采取進一步行動的自由。與此同時,亞洲的民族民主運動再次高漲,威脅到英國在印度的殖民統治。為阻止中國民族民主運動浪潮波及印度,英國計劃在中印之間建立緩沖地帶以防止印度爆發民族解放運動,因此策劃西藏“獨立”便成了目標。英藏目標的一致性使二者最終走到一起:西藏欲脫離中央政府成為獨立“國家”,并借助英國挫敗中央重新統一西藏的努力,而英國希望西藏成為一個中印之間的受英國控制的“緩沖國”,并通過英藏交涉侵占中國更多的領土。

(一)西姆拉會議前的密謀籌劃

民國初年,中國國內局勢動蕩,英印政府趁機推行積極扶植西藏分裂勢力的政策,明目張膽地進行分裂的活動。首先,英國通過外交方式向中國施加壓力。1912年8月17日,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Sir J.Jordan)向民國政府提出了一份備忘錄,內容包括:“一、英政府不允中國干涉西藏內政;二、反對華官在藏擅奪行政權,不承認中國視西藏與內地各省平等;三、英國不欲允準在西藏境內存留無限華兵;四、以上各節先行立約,英方將承認之益施之于民國;五、暫時中藏經過印度之交通應視為斷絕。”備忘錄將西藏問題與英國對中華民國的外交承認問題掛鉤,以期使民國政府在西藏問題上做出讓步。同年8月27日,英國外交部編制了名為《關于印度東北邊境毗鄰國家形勢備忘錄》的秘密文件,確定以“緩沖國”計劃為中心的對藏政策。該文件在《西藏新地位的性質》一節中寫道:“西藏名義上維持中國宗主權之下的自治國的時候,西藏實質上應處于絕對依靠印度政府的地位。看來這才是實質”,“西藏應當十分真心誠意地完完全全歸屬于英國勢力”。1912年年底,袁世凱宣布恢復達賴的名號,還派人從北京出發經印度去西藏,希望盡快恢復中央與西藏的關系,但受到英國的阻撓。此時正值“善后大借款”,為了獲得英國的財政支持,袁世凱被迫同意朱爾典提出的以“八一七備忘錄”為基礎與英國進行會談。英國則趁機提高要價,同意借款,但不承認民國,再次逼袁世凱在西藏問題上讓步。

此外,英國還積極在西藏上層培植親英分子。英國支持他們在政治上搞“西藏獨立”,在經濟上通過印藏貿易給予財政支持,在軍事上提供先進的武器裝備,他們成為西藏最初的分裂勢力代表(以倫欽夏扎·班覺多吉、達桑占推、赤門·諾布旺杰等人為代表)。

與此同時,英國加緊策劃中、英、藏三方談判,并以中藏談判“調解人”自居,企圖以國際會議的方式達到確定“西藏獨立”的目的。為迫使中國出席會議,英方表示“中國如不與會議,締結關于西藏之新約,則與西藏政府直接商訂矣?！痹谟膲毫ο?1913年5月,民國政府最終被迫做出讓步,同意舉行關于西藏問題的談判。不過,中方表示關于西藏問題的談判僅限于中英雙方之間。中方的建議遭到英國反對,英國堅持把西藏作為會議的一方并以平等地位參加會議,其目標是把西藏作為與中英平等地位的“獨立國家”對待。此外,關于談判地點和中方與會代表人選問題,雖民國政府據理力爭,但最后還是屈從了英方的安排。在民國政府被迫答應英國的無理要求之后,1913年10月6日英國宣布“承認中華民國”。

會前,英印當局和西藏地方政府曾背著民國政府多次會晤商議對策。英印政府先派英駐錫金行政官貝爾(Charles Bell)到江孜會見西藏地方與會代表倫欽夏扎·班覺多吉,示意他“搜集所有關于昔日中藏交涉以及陸續為中國占領而西藏現今要求歸還各州縣等項之文牘,攜之赴會”,并公開表示:“印度政府的愿望是看到西藏在中國的宗主權之下保持內部的自主權,不受中國干預。人們期待達賴喇嘛竭盡全力去達到這些目標?！?/p>

1913年10月13日至1914年7月3日,所謂的中、英、藏三方會議在印度北部西姆拉召開,歷時八個多月。中國中央政府代表為西藏宣撫使陳貽范,副代表為西藏副宣撫使王海平;英國代表為英印政府外交大臣麥克馬洪,副代表為前駐華公使羅斯,顧問為貝爾;西藏地方政府代表為倫欽夏扎·班覺多吉,助理人員為臺吉赤門·諾布旺杰、乃諄堪穹旦巴塔杰、仁希達多娃、穹讓尋巴、雪諄土登阿旺,哲蚌寺、甘丹和色拉寺三大寺各派一名代表參加會議。從代表人數即可看出,西藏地方政府已占有優勢。

△ 麥克馬洪（ Henry McMahon， 1862-1949 ）

(二)西姆拉會議上的外交斗爭

會議開始時,藏方代表在英國的慫恿下首先提出英藏文六項要求作為會議的依據,主要內容有:(1)西藏獨立;(2)劃定中藏邊界,藏區界限包括青海全部及川邊各地;(3)1893年和1908年的印藏通商章程由英藏修改,中國不得過問;(4)中國不得派員駐藏;(5)中蒙都要承認達賴喇嘛為教主;(6)中國要返還收集的瞻對稅款并賠償藏人的損失。很明顯,這些內容是要明確西藏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割斷西藏與中央政府的一切聯系,并將青海、四川藏區當成西藏的一部分從中國分割出去。

針對英藏雙方暗中串通聯合提出的這些分裂條款,中方代表陳貽范根據民國政府的指示據理力爭,逐條反駁,闡明了西藏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并提出七條議案。議案主要內容是:(1)締約各方一致同意承認西藏為中國領土之一部分。對此,西藏政府與英國政府不得制造糾葛。過去中國對西藏之統治西藏仍需照舊予以尊重。對此,英國政府應做出承諾。中華民國允準不將西藏改為中國的行省。英國政府亦不得將西藏或西藏之部分地區劃入英國范圍。(2)中華民國政府得委派長官一人常駐拉薩,其權限與待遇仍按舊例,并得設衛隊2600名,其中1000名駐扎拉薩,其余1600名由該長官斟酌分駐各處。(3)西藏在外交、軍事方面均應按中央之指示辦理,非經過中央政府同意,不得與任何外國進行交涉。但根據1904年9月7日英藏條約第5款所載(并經1906年中英“藏印續約”所肯定),對英國商務委員與西藏官員會晤有關商務事宜等,不予限制。(4)西藏官員、百姓因心向漢方而身遭監禁,產業被封者,西藏允許一律釋放、給還。(5)西藏方面所提之第五項要求,可以進行商談。(6)前訂之通商條約,即1893年12月5日及1908年4月20日之通商章程條約,如需進行修改,應由締約各方按照1906年4月27日中英“藏印續約”第三款之規定商議修改。(7)關于中藏邊界,現附上表明大體界線的略圖一份。

由于中藏雙方提案的立場懸殊,難以協調,談判隨之陷入僵局。1914年2月17日,三方召開全體會議。麥克馬洪以“調解人”的姿態,建議西藏放棄“獨立”要求以換取“自治”,中國相應做出讓步,放棄對西藏的“主權”要求而保有“宗主權”,并以此為基調,仿照俄國將蒙古劃分為內、外蒙古之先例,將藏區劃分為內、外藏,并在地圖上以紅、藍線分別標出“內藏”和“外藏”的界線。麥克馬洪這一“折中”方案的實質是妄圖先行將“外藏”從中國分割出去,以“自治”為名行“獨立”之實,待時機成熟后再由“外藏”吞并“內藏”,建立包含中國全部藏區的“大西藏國”。這一點后來在貝爾與十三世達賴的談話中暴露無遺。中方代表起初反對使用內外藏的提法,但在英方的壓力下,中方代表不僅同意了這一提法,而且對內藏范圍一再讓步。

在此期間,英藏雙方還避開中方代表進行了三次密談,主要圍繞中印邊界問題和英國支持“西藏獨立”問題展開。英方的主要意圖是:以支持“西藏獨立”為誘餌,引誘西藏方面將中印邊界東段的中國領土劃給英國。英方顧問貝爾私下向藏方表示,鑒于英方支持藏方的各項條款,現要求藏方在邊界劃分上考慮讓出“門隅、珞隅和下察隅三大地區,包括這些地區內西藏管理的寺廟、專員貴族的產業以及歸屬西藏地方政府的各部落全部劃歸英屬印度所有,占地約9萬平方公里?！庇⒎教嶙h的這條中印邊界線就是所謂的“麥克馬洪線”。面對西藏方面的猶豫態度,英方以不再支持“漢藏劃界”為要挾,迫使藏方接受“麥克馬洪線”。1914年3月25日,倫欽夏扎復信麥克馬洪,同意將非法的“麥克馬洪線”作為印藏邊界線,并在兩份地圖上簽字蓋章,一份交英方,一份留西藏。

西藏方面接受“麥克馬洪線”以后,英國開始兌現自己支持西藏“獨立”的承諾。獲得英方支持的夏扎在三方會議上步步緊逼,中國政府代表十分被動。4月27日,麥克馬洪將此前拋出的“調停約稿”略加修改,并將英方劃定的中印邊界附圖帶到會上,脅迫中方代表當日必須對條約草案和地圖簽字做出肯定答復,否則將宣布會議破裂,英國將直接與西藏訂約。該草案的要點是:(1)西藏分為內藏外藏兩區;(2)承認中國對全藏之宗主權,但中國不得改西藏為行省;(3)英國不并吞西藏任何部分;(4)承認外藏自治,中國不得干涉其行政,不派駐軍隊及文武官員[惟下(6)除外],不辦殖民,英國在藏亦不為此事,但仍保留商務委員及一定數量衛隊;(5)拉薩之西藏中央政府對內藏仍保留已有之權,包括管理大多數寺院,任命各地方長官,但中國可向內藏派遣軍隊、官吏,或辦殖民;(6)中國仍派大臣駐拉薩,衛隊限300人;(7)允許江孜之英國商務委員赴拉薩解決在江孜不能解決之事。

4月27日舉行草案簽字,倫欽夏扎先行在草案上簽字,當陳貽范到場時,麥克馬洪宣稱英藏雙方已簽字完畢,要中方立即決定。面對英藏雙方的夾擊,陳貽范為不使中英關系破裂,被迫在條約上草簽,但聲明草簽與正式簽字不同,他必須請示中國政府批準后才能正式簽署。5月1日,民國政府外交部電令陳貽范不得在正式條約上簽字,并照會英國駐華公使館:陳貽范草簽條約純屬個人行為,不能代表政府,已聲明無效。中國政府的聲明表明,西姆拉會議沒有產生具有法律地位的結果。

(三)西姆拉會議的失敗

1914年7月2日,出席西姆拉會議的英國代表通知中國代表次日將進行正式簽約。英代表重復以前威脅:如不簽約,中國將失去在西藏的一切權利。當天,民國政府電示陳貽范:“英藏雙方簽字,不能承認?！?月3日,陳貽范拒簽正式條約。隨后,英藏代表自行簽署了“西姆拉條約”,并秘密簽署了《英藏聯合聲明》和《英藏貿易章程》。陳貽范的回應是:“凡英藏本日或他日所簽之約,或類似之文件,中國政府一概不予承認。”6日,中國政府又向英駐華公使朱爾典聲明,并通過中國駐英公使劉玉麟向英國政府聲明:“中國政府不能擅讓領土,致不能同意簽押,并不能承認中國未經承諾之英藏所簽之約或類似之文牘?！?/p>

西姆拉會議以失敗告終,其后英國雖然再三脅迫中國簽約,終為中國政府所拒絕。麥克馬洪在他給倫敦的最后一次報告中也承認:“在我離開印度之前,沒有能夠使中國政府在三邊協定上正式簽字,我對此感到非常遺憾。”十三世達賴喇嘛從未正式承認過“西姆拉條約”,甚至認為“草約無效,可以另議,可以修改”。此外,英國也考慮到“麥克馬洪線”的劃定違反了1906年的《中英續訂藏印條約》中“不準他外國干涉藏境外交關系”以及1907年的《英俄條約》中“任何關于西藏拉薩政府的事務都必須通過中國政府來解決”的規定,英國并沒有當即將這一條約公之于眾,也未承認“西姆拉條約”及有關邊界換文的合法性和有效性。

由于英藏“西姆拉條約”及有關邊界換文未得到英國政府的承認,1929年英印編輯出版的《艾奇遜條約集》第14卷承認西姆拉會議是一次失敗的會議,不認可“西姆拉條約”的合法性。但后來英印政府一直沒有放棄用西姆拉會議改變西藏地位的企圖,為此,1938年,完全拋棄紳士風度卑劣地偽造了一部《艾奇遜條約集》第14卷,偷偷將“西姆拉條約”及附圖塞入其中以混淆視聽,并將1929年出版的《艾奇遜條約集》第14卷銷毀,但是有幾冊卻被漏掉了(其中一冊珍藏于哈佛大學圖書館)。后來,英國這一偽造歷史文件的陰謀遭到了國際史學界的揭露。

三、西姆拉會議催生西藏分裂主義

在西姆拉會議上民國政府既要維護中國在西藏的主權,又不敢得罪英國;既要穩住西藏地方政府,又必須和西藏分裂勢力作斗爭,這使民國政府代表在西姆拉會議上進退維艱,盡管闡明了中方反對西藏從中國分裂出去的立場,據理力爭地反駁英印和西藏地方政府的要求,但是迫于英印和西藏地方政府的雙重壓力,民國政府代表還是在“西姆拉條約”的草約上簽了字。由于民國政府代表沒有在“西姆拉條約”的正式文件上簽字,之后中國政府又嚴正聲明條約無效,因此,西姆拉會議產生的條約是沒有合法性的。但是西藏地方政府能夠派代表參加國際會議,并與主權國家簽訂條約,這一行為本身就帶有國際特征,其惡劣影響不可輕視。西姆拉會議是西藏分裂主義進程中的一次標志性事件,它給分裂分子的主張提供了條約性支持,也是西藏分裂主義國際化的重要一步,使西藏問題從中國的內政問題變成有廣泛國際關注的議題,加大了中國政府處理西藏問題的難度。

西姆拉會議盡管失敗了,其結果也沒有獲得國際社會的承認,然而卻極大地鼓舞了西藏分裂勢力,推動了西藏分裂勢力的實際分裂行動。西藏分裂勢力一直對西姆拉會議持肯定和贊揚的態度。西藏分裂勢力認為,西藏代表參加西姆拉會議表明西藏與中國具有“平等”的身份而不是從屬關系,并給西藏“獨立”留下了歷史性記載。在英帝國主義支持下,西藏分裂勢力一直強調西姆拉會議上西藏代表未獲中央政府授權的非法身份是“獨立國家”代表的身份,進而推導出所謂“代表”在會議期間行為的合法性,并明確表示英藏間的友誼和合作保障了“獨立”的西藏的邊界和完全自治的權利,也為西藏以“國家”身份加入一些條約奠定了基礎。

以上事實表明,在西姆拉會議未取得預期結果的情況下,西藏分裂勢力無法用會議的結果來鼓吹分裂,只能肆意強調會議形式和過程的合法性,以此來夸大會議的作用。分裂勢力闡釋西姆拉會議的邏輯是:由于主權國家才具備參與國際會議的資格,西藏地方政府能夠派代表參加西姆拉會議并與其他主權國家締結協議,就證明了西藏是“獨立國家”。所以,會議中存在的分歧是當事國之間的分歧,不會影響到當事國本身的法律地位。可以看出,對西藏分裂勢力來講,西姆拉會議的最大價值是以國際會議的方式確認“西藏獨立”,這就凸顯了西姆拉會議在西藏分裂主義發展中的惡劣影響。這種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幾點:

首先,從會議的內容看,在西姆拉會議上西藏地方政府在英印的支持下提出“漢藏劃界”和“西藏獨立”,這也表明會議一開始英國政府就把中國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擺在同等地位。按照國際法和國際慣例,劃界是國家間行為,而領土是國家的構成要素之一,西藏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協商邊界問題并試圖以條約方式確認漢藏和藏印邊界,說明西藏地方政府已經將自己定位為獨立國家。中央政府代表雖不承認漢藏劃界,但是由于在劃定了漢藏邊界的西姆拉條約草案上簽了字,這給了西藏分裂勢力一個宣傳“獨立”的口實。他們認為這次會議確定了“大西藏國”的“領土范圍”,這一“領土范圍”在西藏分裂勢力的宣傳材料中被反復提及,包括十四世達賴的“自治”范圍也參照了西姆拉會議中“漢藏劃界”的內容。

西姆拉條約草案規定中國對西藏具有宗主權,這等于變相承認西藏擁有主權。宗主權用來描述宗主國與附屬國之間的關系,它存在于國家與國家之間,而非國家與地方行政區域之間。英印力圖將中國和西藏的關系定義為宗主關系,目的是提升西藏的政治地位,使西藏擺脫中國的管轄,并把西藏變為中印之間的“緩沖國”。英印的這一要求,最初并不意味著英印的利益在于把西藏作為一個獨立的或自治的西藏。1912年,英國認為中國控制西藏比一個完全的政治真空更可取,而且印度已經做好了接受中國掌管西藏事務的準備。但1912年以后,英國轉為堅定地認為一個自治的西藏比受任何形式中國控制的西藏更加可取。英國反對中國控制西藏的理由有兩點:第一,經驗證明了中國完全沒有能力在西藏進行任何穩定的控制形式,而穩定性是西藏緩沖角色的最關鍵因素。第二,民主革命后的中國政府與自治的西藏政府相比,更容易受“不友好”的政治實體的影響。不友好的政治實體是指除中英之外的第三方勢力,西藏作為一個經濟文化和軍事力量都相對落后的地區,如果獲得獨立,為了維持國家的正常運作,將不得不尋求國外支援。英國為了實現把西藏作為緩沖地帶的戰略目標,必須在削弱中國對西藏影響、加強英國對西藏控制力的情況下,避免第三方勢力趁機介入西藏事務(第三方勢力主要是指和英國在中亞、西藏問題上處于競爭關系的俄國)。在這種戰略考慮下,將中國和西藏的關系定義為宗主關系對英國最有利,英國還能從中國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博弈中撈取好處。而一旦中國與西藏的宗主關系成立,則西藏的國家身份將得到確認,這就變相承認了西藏擁有主權。清末民初,中央政府疏于對西藏的管轄,加上1912年以來西藏的驅漢活動,西藏的地方行政自成體系,國家構成的其他要素也基本具備。因此,主權是西藏成為國際法認可的獨立國家的最大阻礙。主權需要國際社會的承認,20世紀初的英國是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帝國,也是世界政治權力的中心,西藏的獨立需要獲得英國的支持,這在相當程度上決定著西藏分裂主義的命運。

其次,從會議的形式看,西姆拉會議以國際會議的形式“確認”西藏參與會議的資格,而國際條約則給了西藏“獨立”的法律基礎。盡管從國際法的角度看,由于西藏地方政府締約能力欠缺、條約締結程序不完整,西姆拉條約在實質上是非法條約,但以三方參與的國際會議形式來討論西藏地位問題,實質上就在西藏分裂問題上邁出了危險的一步。按照國際法,國際會議和國際條約的主體必須是國家,加上這次會議討論的中心議題是西藏的法律地位問題,會議協商和簽署的協議內容還涉及劃界等國家間關系的敏感問題,因此無論中方代表在會議上是妥協退讓,還是據理力爭,以及是否在西姆拉條約草案上簽字,都不會改變這次會議在西藏法律地位問題上遺留的爭議以及中國在反西藏分裂問題上的話語權軟肋。此外,在當時中國中央政府實際上已經喪失了對西藏的管理權的情況下,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代表以國際會議的形式協商西藏問題,明顯加大了處理西藏問題的難度,此后西藏地方政府一直處于半自治狀態,使中國政府很難對西藏施加有效的管轄,這種情況一直到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才結束。而1951年之前的時期,被西藏分裂分子稱為“西藏獨立時期”。

再次,從西藏分裂主義的國際化角度看,西姆拉會議讓西藏分裂勢力看到依靠外部力量實現西藏獨立的可能性,促使此后的西藏分裂勢力在謀求分裂時將重心轉向獲得國際社會的支持,由此西藏問題由中國的內政問題變成了廣泛的國際關注的議題。英國政府的支持使西藏分裂勢力在西姆拉會議“嘗到甜頭”,此后西藏分裂勢力變本加厲地謀求國際支持,它的每一次分裂活動都有國際勢力插足。流亡國外的西藏分裂勢力為謀求國際支持,最初主要依靠個別大國(如二戰前的英國和二戰后的美國),以后逐漸向世界各地推進,并采取竄訪、網絡宣傳、文本書籍、廣播電視等多種方式,將西藏分裂主張與中國人權問題、民主問題、宗教信仰自由、少數民族文化保護問題、環境保護等問題聯系起來。近年來,達賴又以“非暴力”和“中間道路”等分裂口號,博得了一些西方國家的國會、媒體、公眾以及國際組織的同情與支持。盡管迄今為止尚無任何國家承認西藏“獨立”,但是西藏分裂勢力在西方社會的影響不容忽視。它與其他反華勢力相勾結,詆毀中國政府的西藏政策,否定西藏建設的成就,貶損西藏的社會進步,否定中國對西藏的主權,不僅一再破壞藏區穩定,而且屢次制造外交沖突,嚴重干擾中國的和平發展戰略。西藏分裂勢力在國際動員方面積累了不少經驗,其所做所想,皆源于西姆拉會議。

結語

西姆拉會議是英國一手策劃導演的、英藏雙方密切配合、旨在將西藏從中國分裂出去的一出鬧劇。西藏獨立是此次會議的中心議題,“麥克馬洪線”導致的邊界問題只是會議的附屬品。英國策劃召開西姆拉會議的主要目的是將西藏從中國分裂出去以使其成為中印之間的“緩沖國”,阻絕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對印度民族獨立運動的影響,維護英國在印度的殖民統治;西藏積極參加此次會議的目的則是借助英國的支持,抗拒中央政府統一西藏的努力,并通過國際條約的方式將其分裂主張合法化和條約化。

西姆拉會議從形式上看似乎是一次合法的國際會議,但是會議的結果則是非法的。中國政府出席此次會議是被迫的,在會議上承受了來自西藏和英國的雙重壓力,中國代表在國力衰弱的情況下,拒絕簽署有損中國國家主權的條約,使英藏分裂中國的陰謀未能得逞,西姆拉會議以失敗告終,西藏并未獲得夢寐以求的“獨立”地位。正如美國紐約州立大學教授譚·戈倫夫(Tom Grunfeld)所說:“它(指西藏)確實沒有實現獨立——除非說獨立狀態單單由有權與其他國家簽字締約來定。實際上,完全可以說西藏之簽字本身正是它缺乏獨立資格的一個例證。”

但是,西姆拉會議在西藏分裂主義的發展史上產生了極惡劣的影響。西藏分裂勢力利用這次會議,第一次公開提出了“漢藏劃界”和“西藏獨立”的分裂主張,并使外國勢力公開介入“西藏獨立”。西姆拉會議是西藏分裂主義發展過程中的一個標志性事件,是西藏分裂主義國際化的開始。對西姆拉會議在西藏分裂主義產生和發展中的作用,還需要作更深入的研究。（節選自《南亞研究》，2014年第1期）

《中國歷史評論》編輯部選編

本期編輯：朝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