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富豪“撤離”新加坡，回流香港？

來源：家辦新智點（ID：foinsight）

錢的流動，總是影響深遠。

近期，有海外媒體報道，大量中國富豪資金流出新加坡，形成了“撤離潮”，引發廣泛關注。

事實上，這并不是新鮮事。早在2024年，市場上就曾有過類似爭論，理由多集中在“監管趨嚴”“KYC（了解你的客戶）審批緩慢”等因素。

但與過去相比，今年的情況出現了新的變量：一方面，新加坡監管周期性的收緊疊加家辦審批放緩，讓部分客戶感到沮喪；另一方面，中國香港與迪拜則憑借各自的制度與稅收優勢，吸引了一部分資金回流或轉移。

我們在訪談多位業內人士后發現，新加坡家辦生態仍在擴張，不過增速確實放緩。不延、不松、提標、出清——這是新加坡當下的關鍵詞。與此相對應的是，香港與迪拜正在加速“爭搶”全球富豪，流動與再平衡不可避免。

我們認為，與其說是“撤離”，不如說是一場亞洲財富管理格局的主動“調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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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流入富豪驟減

自2023年新加坡“最大洗錢案”曝光以來，新加坡的中國背景富豪遷徙的步伐不斷加快。

據為富裕客戶提供投資移民咨詢的Henley&Partners的預測，2025年新加坡的財富遷入將大幅放緩，預計凈流入1,600名百萬富翁，不到2024年3,500人的一半。

2023年新加坡發生的“最大洗錢案”是一起涉案金額達30億新元（約22億美元）的特大洗錢案，主要資金來源于網絡賭博和電信詐騙等犯罪活動。此案震動國際金融界，暴露了新加坡在反洗錢監管方面的漏洞，促使新加坡政府進行改革，加強對富豪客戶的審查，并收緊相關規則。

一位住在中國富人聚集的小區對面的新加坡居民觀察到，以前他看見小區出入的富裕人士很多，“現在人明顯少多了。以前他們經常在泳池邊燒烤、開派對，但自從‘洗錢案’之后，他們就變得謹慎了。”

“那些依舊選擇在新加坡設立家辦的高凈值人群很可能將生活重心和事業重心轉移到了中國國內、香港、迪拜等，但仍保留部分或全部資產在新加坡。”陳沐分析道。陳沐是Canopy的CEO，Canopy是一家總部位于新加坡的家辦及財富數據管理分析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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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管層層加碼

新加坡的審查與合規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加碼”。

2025年6月30日是新加坡《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案》（FSMA）的最后期限，未獲牌照的數字代幣平臺必須停運。近期，一家加密交易所因未獲批牌照而關閉，金管局（MAS）批評其治理架構無效、合規改進滯后。

業內人士稱，“加密創業者幾乎都撤離了新加坡”，原因在于牌照難拿、新規嚴格。MAS回應表示，新加坡依然歡迎合法財富，并正與金融機構合作提升合規實踐。

監管收緊正蔓延至家辦與對沖基金，審查信息要求增加，不活躍企業被加快清退。2024年，新加坡還發布首份《國家資產追回策略》，進一步強化反洗錢與反恐融資制度。這一系列措施讓部分富裕人士在設立家辦時更為謹慎。

在私人銀行端，客戶“優勝劣汰”趨勢明顯：能帶來高附加值業務的客戶，資源優先；只用存貸結算、貢獻有限者，逐步邊緣；無法提供稅單者，直接拒絕。

這一篩選機制推動部分資金外流。對于那些早已在新加坡建立穩定架構和生活基礎的傳統富裕家族來說，短期政策波動不足以撼動其長期布局。相反，以互聯網和加密貨幣起家的“新貴”則更易受到監管收緊的沖擊。近年來，香港與迪拜以更靈活的政策吸引了不少Web3創業者和新興財富群體。

此外，信息披露的要求也引發了高凈值人群的擔憂。

新加坡金管局（MAS）《受益所有人指引》將單一家辦（SFO）的“受益人”口徑擴至“任何可能接受家族權益分配的自然人”，并口頭要求一次性列明婚生及非婚生子女，以壓縮后續盡調往返。

璞時家辦（Jadeite Family Office）創始人Revina Zhou指出，窮盡式披露可能提前鎖定潛在繼承份額，從而觸發家族治理層面的零和博弈。“娃哈哈信托分配事件后，二代、三代對信息高透明所衍生的聲譽與控制權風險尤為警覺。”

從監管視角看，這是反洗錢與稅務合規的必要，但客戶會問：“我只是來管理財富，必須申報到如此細嗎，包括私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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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與監管的博弈

過去設立家辦通常需3–6個月，如今審批時間可能拉長至12個月，不少客戶因此將資金轉向日本、香港和迪拜。

中國投資者原本期待“無憂的一站式服務”，但在新規實施后，復雜的入職與盡調讓部分人失去耐心。短期內，這或將減少新加坡的稅收和專業服務收入，更深層的擔憂在于，若無法在反洗錢與效率間找到平衡，新加坡可能逐步流失客戶。

據業內人士觀察，到目前為止，新加坡還沒有找到完美的平衡點，這正在趕走企業。

此外，新規還要求：

• 家辦需聘請1–2名本地專業人士，不再完全由家族內部人員負責；家辦必須承擔資產配置與投資功能，而非單純作為稅務或身份規劃工具。

• 在此背景下，客戶態度趨于理性，更注重評估家辦的治理成本與長期價值，而非因短期動機倉促落地。

對此，陳沐認為，新加坡監管并非單向收緊，而是與選舉周期密切相關。新任政府在上崗期間以及在選舉期間執政重點在大眾民生是理所當然的，相對的家辦業務屬于少數人的事項可能不會被擺在最高優先級。

“選舉一過，新團隊將可能會審視及調整執政重點，重新校準執政資源投入以及政策松緊。”陳沐表示。

歷史上，新加坡監管呈現“節奏管理”：先松（資金快速涌入），后緊（加強KYC與合規），再松（避免客戶大量流失）。MAS的底層邏輯始終是——吸引更多高質量家辦落戶。

與此同時，新一屆政府已明確定位新加坡為“全球領先企業的所在地、主要商業中心和經濟連接器”。它正推動家辦從“輕量殼”轉向“實質經營”。僅用于稅務或身份規劃的結構正被逐步淘汰，而具備治理、研究和資產配置能力的家辦更受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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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流”香港，并關注迪拜

過去兩年，家辦遷移格局出現明顯變化。2022–2023年間，新加坡曾是家辦的熱門選擇，許多中國高凈值人士在此設立家辦。但從2024年開始，趨勢開始回擺，更多人將家辦遷回香港。

第一，資金與管理半徑的變化。

原本，很多企業家選擇“在新加坡管香港的錢”。但隨著新加坡開戶周期拉長、反洗錢要求趨嚴、合規成本上升，時間與不確定性成本增加，一些客戶轉而選擇“在香港管新加坡的錢”。

香港的資本市場活躍度較高，尤其是IPO集資規模領先全球，這吸引了不少計劃上市或已上市的企業家將家辦設在香港，以更好配合融資與資本運作。

第二，回流香港的真正原因。

• 更接近主業：香港在信息密度、人脈網絡和產業協同方面更貼近企業家日常經營。

• 開戶與合規效率：新加坡開戶和KYC流程放緩，效率下降。2024年，近九成新加坡私行高管認為開戶緩慢導致客戶流失。

• 服務深度：香港的執行效率與投研能力更契合交易和投融資需求，配合人才政策的放寬，服務也更強更深。

• 摩擦成本：新加坡經歷“寬進嚴出”，一些家辦因年審不過或結構調整被迫重組，增加了運營和合規成本。

第三，IPO發力，助力香港“家辦熱”。

截至2025年9月，經InvestHK協助落戶或擴張的家辦已超過200家，實際數字可能更高。同時，香港IPO市場表現亮眼，年內多宗十億美元級大單登陸，最新如紫金黃金預計募資32億美元，再度提振港股“融資磁場”。

“對那些計劃在港上市/已上市的企業家來說，家辦前置在香港順理成章，也在客觀上推動資金與人才自新加坡回流。”陳沐表示。

此外，迪拜也憑其“稅制友好”+要素自由”，吸引了越來越多國際富裕人士：

個人所得稅0%（全國層面），并允許利潤自由匯出；外籍人士可在指定自由持有（freehold）區域完全產權購置房產，產權登記與流轉規則成熟；阿布扎比全球市場（ADGM）2024年AUM年增245%。

迪拜國際金融中心（DIFC）2024年初AUM升至7000億美元，財富與資管機構數量快速上行，為家辦、基金與Web3資金提供“制度友好+工具箱”。

2025年，預計阿聯酋將凈吸引近1萬名高凈值人士，不少歐美富豪也轉向阿聯酋作為新的財富中心，包括約翰·弗雷德里克森（航運大亨）與邁克爾·普拉特（BlueCrest 聯合創始人）等從傳統“避風港”轉向阿聯酋（以迪拜為核心）。

整體來看，家辦遷徙并非簡單的“出走”，而是根據監管環境、資本效率和服務供給進行的再平衡。香港憑借融資能力和執行效率增強了吸引力，迪拜則以稅制和結構工具快速崛起，新加坡則在進行家辦功能與質量的“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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