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尼姑、通兒媳：被侮辱的一代宗師

震驚！一代大儒納尼為妾，為老不尊！

假如你穿越回宋寧宗慶元二年（1196），這恐怕就是當年最轟動、最震撼的花邊新聞了。而新聞的主角，正是其時號稱有三千弟子的南宋理學大師朱熹。

一代大儒如此“道貌岸然”，不僅現代人聽起來瞠目結舌，當時人得知消息后也是一片嘩然。

考慮到朱熹曾是自己的授業恩師，此時又因病離朝返鄉，宋寧宗不忍過分苛責于他，遂決定暫時罷免他的本兼各職，等風波過后再行安置。而新任宰相韓侂胄卻認為，宋寧宗有點過分開恩了。因為朱熹所提倡的理學思想已廣泛融入科舉考試，朱子本人的著作亦陸續列為士子們的參考書目，這就意味著，如不及時徹底地清理朱熹的影響，南宋官場上的歪風邪氣將無法遏制。

于是，朝廷下令將理學定義為“偽學”，禁止天下臣民討論、學習和傳播。由于朱熹出事這一年，恰逢科舉之年，為防止有人在卷面上替朱熹喊冤，朝廷干脆實行“一刀切”——嚴禁朱熹門生參加科舉，嚴禁考生利用卷面解釋義理，嚴禁考生研讀四書五經。

不久，朝廷再次下令，訂立“偽學”逆黨籍，以朱熹為首的五十九名官員名列其中。史稱“慶元黨禁”。

“慶元黨禁”興起后三、四年，一生致力于研究儒家經典義理的朱熹便郁郁而終，只留下世人對其無限的追念與猜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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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有關朱熹納尼為妾的傳聞到底是不是真的？

事情還得從頭說起。

慶元二年十二月，監察御史沈繼祖突然向宋寧宗遞上一道劄子，里邊羅列了朱熹的六大罪狀。這道劄子其實是前任監察御史胡紘留下的，因為工作調動，他決定把這次彈劾任務交給沈繼祖來完成。

沈繼祖稱，經過多方調查走訪，他發現朱熹并非像人們所看到的那樣大義凜然。比如，朱熹整日吹噓要求大家“窮天理，明人倫”做謙謙君子，他自己背地里卻經常藐視朝廷、自以為是。前宰相趙汝愚不利社稷，為宋寧宗貶死，朱熹居然不顧影響，帶著門徒百余人為趙汝愚哭喪，引發朝堂震蕩。而在此之前，宋孝宗駕崩，按照宋朝皇陵選址的“五音姓利”法則，其帝陵應在宋高宗永思陵的西邊興建，以承昭穆之序，但朱熹竟然倚仗自己帝師的身份，倚老賣老，硬是要朝廷聽從他啟奏的《山陵議狀》，為宋孝宗重新選陵，破壞了原有的國家法度，致使國運受損。

在朝堂之外，一向主張“廉以修身，儉以養德”的朱熹則更加自鳴得意了。朱熹常年講學的建陽縣，那里的護國寺是塊風水寶地，他嫌縣學基礎設施簡陋，就攛掇他的徒弟、時任建陽知縣的儲用利用職權，使縣學與護國寺對遷。在搬遷過程中，朱熹又指使門徒用“大木巨纜”捆綁孔子的圣像，致孔圣人的雕像損手斷腳。

▲朱熹坐像。圖源：網絡

在宋人普遍以道德說事的政治環境中，這道劄子里也不乏大量涉及朱熹私德的例證。

其中提到，朱熹曾奉母居住在建寧（今福建建甌）。當地以白米聞名天下，朱熹卻以過期的陳米奉養其母，致使老人家常常吃不飽，只能乞求鄰居給口飯吃。而最令人發指的，就是朱熹“納尼為妾”以及“冢婦不夫而自孕”。

“納尼為妾”指控的是朱熹誘尼姑二人以為寵妾。宋代法律嚴禁僧侶、尼姑或道士婚娶，朱熹若有此舉，當屬知法犯法，罪加一等。至于“冢婦不夫而自孕”，“冢婦”在古代一般代指嫡長子的正妻，有別于非嫡長子的妻子“介婦”。這項指控向來被許多人誤解為朱熹與寡居的兒媳有染，但事實上，劄子里提及“冢婦不夫而自孕”時，原句子中是沒有主語的，大概沈繼祖也故意想引人聯想。

綜上所述，沈繼祖認為，朱熹罪孽深重，不殺不足以安天下。

對此，朱熹的支持者們皆以為，沈繼祖的指控，盡是誣陷之辭，若朱熹本人出面澄清，事情或有轉機。然而，黑料一爆出，朱熹卻接連給皇帝上了兩道謝表，一則表明自己很感念宋寧宗及先帝們對自己的知遇之恩，一則“默認”了沈繼祖對自己的指控。他稱：“諒皆考覆以非誣，政使竄投而奚憾。”意思是，對我的指控，想必朝廷已經核查過了，早有定論，那么，你們說我有罪，我就有罪吧，即使受到罷官放逐我也沒有怨言。

謝表是舊時臣下感謝君主的定式奏章，不管彈劾內容是否屬實，按照當時的規定，宋寧宗給朱熹頒布了圣旨，他就得上表謝恩。可是，誰也沒想到，就是這樣一句牢騷話，居然被南宋詩人葉紹翁寫進筆記《四朝聞見錄》中。由于該書相對詳實地記錄了宋高宗到宋寧宗時期的四朝事跡，后世的官修實錄紛紛以此作為前朝歷史資料的補充，于是，朱熹不仁不孝、偽善、亂性的一面，自此廣為流傳。

▲被選入教材的《游園不值》即是葉紹翁作品。圖源：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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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與現代人過度關注朱熹的性丑聞不同，當年沈繼祖對朱熹最致命的指控，應是“私故人之財”及“吃菜事魔”兩項。

據《宋史》記載，朱熹曾為趙汝愚之子趙崇憲做媒，迎娶已故資政殿大學士劉珙的女兒。沈繼祖認為，朱熹之所以給趙崇憲保媒，正是為了報答趙汝愚從前對他的提攜之恩。因為劉珙是文武百官中出了名的有錢人，劉、朱兩家又是幾十年的世交，劉珙的父親劉子羽還曾受朱熹之父朱松所托，照顧過朱熹成長。所以，朱熹將趙崇憲介紹給劉珙當女婿，就是為了日后能更好地與趙崇憲合作，侵吞劉珙的萬貫家財，從中牟取暴利。

依照沈繼祖的思路，朱熹為自己的異姓小侄女招婿，完全是出于私利。這就是所謂的“私故人之財”。

然而，這根本就不是事實。

劉珙膝下有二子二女，嫁到趙汝愚家的是其小女兒。在此之前，劉珙的兩個兒子和大女兒皆已成家立室、分家單過，就剩下小女兒待字閨中。按照宋朝的社會制度，即使劉珙因故去世，其尚在閨閣的女兒，也可以從已婚的兄弟當中獲得由他們保管的父親遺產的相應部分；又或者是依據劉珙生前所立的遺囑，將家中田產、莊園、銀子等提前進行分割，待女兒出嫁時，一并作為其嫁妝抬進趙家?？傊?，每個婚嫁的孩子，無論男女，依照當時的法律都可以擁有自己獨一份的家產，作為嫁入夫家的“底氣”。

顯然，若仔細推敲，沈繼祖著重指控朱熹伙同趙崇憲私吞其岳父劉珙的萬貫家財，萬難成立。

再來看沈繼祖給朱熹扣上的另一頂大帽子——“剽張載、程頤之余論，寓以吃菜事魔之妖術，以簧鼓后進。”

▲宋代理學奠基人程頤。圖源：網絡

“吃菜事魔”是宋朝對民間邪教的貶稱。沈繼祖指控朱熹剽竊了張載、程頤的學說，明顯就是希望從“二程”理學主張“存天理，滅人欲”的角度，去駁斥朱熹提出的“窮天理，明人倫，講圣言，通事故”的主張，以此來坐實朱熹及其門徒傳播邪教、擾亂朝綱的罪名。朱熹平日里“餐粗食淡，并以粗米供母”的行為，也的確讓只看表面的人輕易相信他犯下了“吃菜事魔”的罪行。但實際上，不管是“存天理，滅人欲”還是“窮天理，明人倫”，程、朱所主張的是“以理制欲”，強調的是約束君主本身不合理、違背自然規律的行為，與天下百姓無關，更與民間邪教信仰八竿子打不著。

朱熹畢生推崇的“格物致知論”，其服務對象最早就是當朝天子宋孝宗。隨著皇權的不斷加強，越來越多的士大夫已經意識到，王朝的決策仰賴陛下本人，皇帝可以凌駕于一切機構之上，擁有最高的決策權。因此，要想天下長治久安，必須教育的是皇帝本人。這便是朱熹為何主張“格物致知”，從而達到“正心”“誠意”境界的最主要原因。

由此可見，沈繼祖對朱熹“吃菜事魔”的指控亦純屬捕風捉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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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朱熹被指控的過程，不難看出整個事件與胡紘及趙汝愚二人關系緊密。

先說胡紘。若不是此人事先為沈繼祖整理好了材料，朱熹被污名化也不至于如此牽連甚廣。莫不是胡紘與朱熹有仇？

還真是。

胡紘是宋孝宗隆興元年（1163）的進士，入仕后經朝廷大臣京鏜舉薦，曾長期在進奏院上班。北宋詩人蘇舜欽也曾在進奏院供過職，并且因為得罪御史中丞王拱辰，被對方利用進奏院賽神會的公款吃喝事件彈劾過，引發“進奏院案”。南宋與北宋的政府機構一脈相承，南宋的進奏院也如北宋的進奏院一般，是當時管理各地“駐京辦”的機構。進奏院的官員平日里除了請客吃飯這種職能外，基本上就只能靠收發邸報、賣賣文人書畫，來刷存在感了。

胡紘與蘇舜欽一樣，也是進奏院的“一把手”?？商K舜欽是宰相蘇易簡之孫，不愁吃喝，在進奏院搞公款消費時，他還自掏腰包，沖抵了部分酒錢。而胡紘本身“家貧無以置書錢”，根本搞不起一場像樣的飯局，遂決定利用自己的影響力，開辟一條騙吃騙喝的路徑——視察地方學堂。

▲蘇舜欽的詩及其畫像。圖源：網絡

好巧不巧，就在胡紘考察各地教育事業期間，奉母住在建寧的朱熹在當地開辦了一家小型學堂，還打出廣告，歡迎各地學子前來與之論“理”，免費提供食宿。朱熹任職的浙東提舉，全稱“兩浙東路提舉常平茶鹽公事”，主要職責是負責收取除都城外江南其他地區的一切賦稅，是個“肥差”。因此，胡紘本能地以為，朱熹開辦的學堂，伙食一定不差。

于是，對美食懷抱無限熱忱的胡紘，來到了朱熹的學堂，打算占一下這位高官的便宜。

沒想到，朱熹待人一視同仁，胡紘趕到學堂時，朱熹正與學生們邊吃糙米飯，邊討論學問。見胡紘遠道而來，朱熹也沒太當一回事，只招呼他坐下與自己共進午餐，全然沒有顧及胡紘作為天子近臣的身份。

胡紘本來就是帶著薅羊毛的心態去的，朱熹卻沒給他開特例，這讓他的自尊心大大受挫，回去之后就對朱熹充滿了怨懟之情。

不過，若說胡紘因為一頓飯而詆毀朱熹的人格，他似乎又不像是能做出這種“不入流”行徑的卑鄙小人。那問題究竟出在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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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一生三起三落，最終位居帝師，引領宋朝理學進入高潮，這離不開一位朝廷大員的扶持。他就是南宋宰相趙汝愚，也是“慶元黨禁”案的關鍵人物。

趙汝愚是宋太宗子漢王趙元佐的七世孫，標準的趙宋宗室子弟。不過，鑒于漢唐以來宗室子弟或擁封地自立、或擁兵政變的先例，宋朝對宗室子弟并無列土封疆的慣例。因此，趙元佐一脈傳到趙汝愚時，其家庭背景已與普通百姓無異。

▲南宋權相趙汝愚畫像。圖源：網絡

趙汝愚是江西人。江西與福建近鄰，宋朝遷都之后，為更好地管理南方百姓，遂鼓勵出身贛、閩兩地的官員，異地任職。趙汝愚就是在出任福州知州兼福建安撫使期間，與出生在福建、且在福建文化圈久負盛名的朱熹相遇相知。

趙汝愚任職福建期間，福州當地旱澇頻發。據《八閩通志》記載，“（福）州西舊有湖，溉民田數萬畝，后為豪猾湮塞為田，遇旱則西北一帶高田無從得水，遇澇則東南一帶低田淪為巨浸”。趙汝愚不忍見百姓疾苦，遂向朝廷請旨疏浚，并從福州府庫中掏出公帑數百緡用于保障民生。聽聞此事的朱熹對趙汝愚十分崇敬，遂寫了《次趙汝愚開西湖》兩組詩，其一曰：

百年地辟有奇功，創見猶驚鶴發翁。

共喜安車迎國老，更傳佳句走郵童。

閑來且看潮頭入，樂事寧憂酒盞空。

會見臺星與卿月，高光齊照廣寒宮。

此外，為感謝趙汝愚造福八閩百姓，朱熹還親自寫了封信給他，贊揚其行為的同時，也對接下來如何治理福建、擴大閩地人口以及發展閩地經濟提出了建設性的意見?？梢哉f，趙汝愚任職福建的政績，朱熹是出過不少力的。

后來，朱熹籌辦紫陽書院（武夷精舍）時，趙汝愚派人奉上了自己的部分俸祿及貴重藥材等，作為資助。理學由此昌盛一時，并形成風尚，影響后世。

由于趙汝愚在地方上政績卓著，又是趙宋皇家子弟，在歷任福州、成都等地官職后，就被調回朝廷出任要職。彼時，自高宗、孝宗以降，南宋皇位傳到了宋光宗趙惇這里。趙惇即位時雖然已年過不惑，但在漫長的儲君時期曾遭受過來自孝宗、高宗等老一輩的壓力，加上他的正宮皇后李鳳娘是出了名的善妒之人，因此即位后不久就出現精神失常的癥狀。

一國之君神志不清卻堅持治國，這顯然成了一把高懸于南宋群臣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為了穩定南宋朝局，紹熙五年（1194）六月，趁著宮里給宋孝宗發喪的契機，時任樞密使的趙汝愚聯合同為宗室出身的工部尚書趙彥逾以及韓侂胄、郭杲等人，以光宗在奏章批示的“歷事歲久，念欲退閑”八字為由，擁立一向仁慈孝順且為太皇太后吳氏所屬意的嘉王趙擴為帝，史稱“紹熙內禪”。

宋寧宗趙擴上位后，鑒于趙汝愚從龍的功勞，令其擔任右丞相，與從光宗朝即出任左丞相的留正共同輔政。隨著趙汝愚的升遷，作為他的知己好友，朱熹也步入了自己仕途的巔峰：在趙汝愚的推薦下出任“帝師”——煥章閣待制兼侍講，專為宋寧宗經筵講學。

這并不是朱熹第一次入朝。

早在宋高宗紹興年間，朱熹就曾以進士之身，出任過一屆泉州同安主簿，兼管縣學。那時，滿懷仕途憧憬的他自上任第一日起，便在辦公室內高懸“視民如傷”牌匾，警示自己做官要為國為民。

當時，主政的宋高宗放任秦檜等“主和派”大興文字獄，令他們重修官方實錄，以抹去針對朝廷及高宗本人不利的評價，并大肆倡導人浮于事的官場風氣，阿諛奉承之輩在朝廷里大行其道。朱熹的應對之策，則是在文字獄迭興之際，以“職兼縣學”的優勢，在當地辦起了教育，廣納四方莘莘學子，“訪求名士以為表率，日與講學說圣賢修己治人之道”。針對百官“嗜利于祿”的風氣，他還提出了“志道、據德、依仁、游藝”四大教育口號，堅持以德為本、以仁為歸、學道與學藝統一的理學教育思想。

朱熹的嘗試，可以說是成功的。日后追隨理學、尊奉朱熹的一眾朱子門人，如許升、王力行、黃謙、黃巖孫等，皆是此時被挖掘出來的?？傻K于當時的形勢，朱熹后來任滿罷歸，結束了自己的第一次任官經歷。

▲朱熹畫像。圖源：網絡

這一次，被宋寧宗欽點為帝師，朱熹迎來了新的機遇。

圣旨下發之日，宋寧宗就擺出一副留心“圣學”的姿態。他擔心朱熹講學過于深奧，便提前讓講官開列了兩套書單，確立了十本經筵講書，同時為經筵講學制定時間表，規定講筵官兩日入宮一次，“早講于殿上，晚講于講堂”。要知道，即使被視作南宋“中興之帝”，宋孝宗趙昚在這方面的功夫也沒有宋寧宗下得足。

由此，朱熹當真相信，宋寧宗將會是自己講學以來最好的一名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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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進入新角色的朱熹很快發現，自己被騙了。

身為帝師，他不僅要給新君講學，還要為其提供最適宜的政務咨詢意見。決定前往臨安輔弼宋寧宗之前，他做了大量準備工作。他先給宋寧宗上了五道書札，大意是希望皇帝能擯棄其父宋光宗趙惇的惡習，先“正心誠意”，再“讀經窮理”。這也是朱熹以理學入教育的基本理念。

對此，一直以恭謹面目示人的宋寧宗竟從未細看過老師的奏章，只是一味地做著禮賢下士的表面文章。

朱熹一到，宋寧宗就給他加官進爵，賜紫金魚袋。眼見宋寧宗似乎與傳聞所描述的有所偏差，朱熹也沒有氣餒，學習并非一朝一夕之事，皇帝流于近習很久，思想轉變無法一蹴而就也很正常。

▲宋寧宗畫像。圖源：網絡

于是，朱熹給宋寧宗制定了更加詳細的學習計劃，先讓宋寧宗學會“內省”。他告訴宋寧宗，做人要先“存養省察之功，無少間斷”，才不會利令智昏。當然，如果皇帝一開始做不到也沒關系，只要能像古之圣賢那般，做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從諫如流，知錯就改，對別人不求全責備，對自己多加檢視約束，那么，做個圣明天子其實也不難。

朱熹的話說得很誠懇，但是，對著當朝皇帝如此直言、揭短，顯然已經犯了政治忌諱。

正像一切惡毒的捧殺都具有相當的隱蔽性，宋寧宗并沒有當場對朱熹發飆，反倒是褒獎起朱熹的正直與忠誠。這樣，朱熹誤認為自己再一次迎來了理學教育的復興之光。

與此同時，以趙汝愚為首的朝廷正被一股政斗陰云籠罩著。

自從趙汝愚聯手韓侂胄等人成功實施了“紹熙內禪”后，權力的分配便成了同盟之間最棘手的問題。韓侂胄一直希望自己能在權力的金字塔尖獲得立錐之地，為此，他曾求見趙汝愚協商?？哨w汝愚表現得異常小氣，不僅斷然拒絕了韓侂胄的請求，還對其邀功請賞的行為進行羞辱，認為韓侂胄的行為與那些地位低賤的爪牙無異。

這可把韓侂胄徹底激怒了。

韓侂胄與趙宋皇室有著數代姻親關系。他的曾祖父是北宋名臣韓琦，祖父韓嘉彥是宋神宗的駙馬爺，父親韓誠又與宋高宗互為連襟，他本人的曾侄孫女則是宋寧宗的中宮韓皇后（韓皇后的曾祖父韓肖胄乃韓侂胄的堂兄）。僅憑這耀眼的裙帶關系，即使登基的不是宋寧宗，韓侂胄也依舊無損于他的顯貴非凡。

▲韓侂胄的曾祖父、北宋名相韓琦。圖源：網絡

糟糕的是，在兩大從龍功臣為分權大打出手之際，韓侂胄還身兼樞密都承旨一職，負責傳達詔書，并附有“內批”之權，可以代替皇帝下達命令，并繞過一切封駁程序。而在處理權力分配的問題上，趙汝愚對于同為宗室朝臣的趙彥逾的態度同樣消極。最終，趙汝愚打算利用宰相職權，將韓侂胄、趙彥逾二人貶斥出朝。

權斗一觸即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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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元元年（1195），韓侂胄正式向趙汝愚宣戰。

他先讓黨羽劉德秀誣告左丞相留正與趙汝愚結黨營私，隨后又通過宋寧宗授權的“內批”，將包括京鏜、胡紘在內的一批以“韓黨”自居的官員升遷上來。最后，他利用趙汝愚宗室子弟的身份大做文章，聲稱“同姓居相位，不利于社稷”，試圖引起宋寧宗對趙汝愚圖謀不軌的猜疑。

果不其然，在韓侂胄的運作下，宋寧宗不分青紅皂白，將趙汝愚罷相，貶赴永州（今湖南永州）。

而早在此之前，朱熹已被宋寧宗降旨罷歸，結束了為期僅46天的短暫帝師生涯。

不過，對著朱熹這名帝師，宋寧宗還是保持著一貫的“偽善”。在給朱熹的圣旨中，他寫道：“朕憫卿耆艾，方此隆冬，恐難立講，已除卿宮觀，可知悉。”寥寥數語，宋寧宗給朱熹的感覺，無疑還是飽含溫情的。

朱熹沒有為自己辯解什么，也沒有為好友趙汝愚說什么好話。他只是站在“帝師”的角度，決定再給宋寧宗上一道勸諫的奏疏，告訴他，皇權不宜讓他人染指。

雖然朱熹沒有指名道姓，但宋寧宗直接將這道奏疏在朝堂上公布了出來，刻意引發兩派的猜忌。“溫情”的背后，是無情的一刀。

當韓侂胄看到朱熹奏章上所言的“況中外傳聞，無不疑惑，皆謂左右或竊其柄”時，一張羅網已經張開了。朱熹和他所提倡的理學，即將要與趙汝愚一起，共埋黃土。

作為“韓黨”中人，胡紘不會為了當年一頓飯而對朱熹下狠手，但為了眼下的政治需要，他會。于是，在胡纮、沈繼祖等人的報復性檢舉揭發下，朱熹及他的支持者們一并被列入“偽黨”。他主張的理學也被認定為“偽學”，禁止天下臣民傳抄學習。

關于朱熹納尼為妾等轟動天下的緋聞，便是在這樣的政治背景下被人為制造出來。朱熹的政敵知道，道德是對道德主義者最重的苛求，欲望是對禁欲主義者最大的反諷，所以，他們的構陷不僅是要打倒政治上的敵人，更是要永永遠遠搞臭一代大儒。

一代理學大家終成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朱熹顯然難以接受這樣的結局。

慶元六年（1200），距離“黨禁”案爆發僅四年，時年71歲的朱熹病故于建陽考亭書院。臨終前，他已近乎雙目失明。彌留之際，他兩眼昏黑，依舊背負著天下罵名。只是，他已經分不清那究竟是來自于環境，還是來自于生命的油盡燈枯。

▲元朝畫家筆下晚年的朱熹。圖源：網絡

朱熹病逝七年后，開禧三年（1207）十一月，韓侂胄在上朝時突遭暗殺，被人割了腦袋，傳首金國。韓侂胄被殺三十多年后（1241），朝廷詔令朱熹從祀孔廟。到了清代，朱熹成為大成殿十二哲之一，與古之圣賢同享香火。

然而，即使歷史已證明朱熹是正人君子，他被污名化的那些事依然在傳播?；蛟S，在理學的格物致知面前，人們看到的都是自己的“心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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