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12月在廣東爆發的廣州起義,是繼南昌起義、秋收起義之后,我黨領導的第三次大規模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武裝斗爭。
沒想到在這場眾多人員參加的起義人員中,在日后卻誕生了4位共和國元帥,分別是起義副總指揮葉劍英、工人赤衛隊第6聯隊長徐向前、中共廣東省委軍委委員聶榮臻、黃埔軍校特務營2連連長崔庸健。
葉劍英和徐向前、聶榮臻我們都很熟悉,三人都是黃埔軍校出身,同時在1955年新中國首次大授銜時被授予了開國元帥軍銜。
那么崔庸健又是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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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崔庸健并非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元帥,而是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元帥。
我們別看崔庸健是一個外國人,其實他卻和中國有著很深的關系,猶如半個中國人一般。
1900年6月出生于朝鮮平安北道龍川郡的崔庸健,又名崔石泉,年幼時在日本殖民的陰影下過著艱苦的日子,但心里早已萌生出抗日救國、革命報國的想法,所以在1919年朝鮮爆發全國性的三一反日民族解放運動時,崔庸健熱情參與,結果被駐扎在大韓帝國首都漢城的日本軍警抓獲入獄。
崔庸健在日本監獄里度過了3個年頭,終于獲釋出獄。彼時的崔庸健深知,在沒有革命力量的支撐下,是無法與全副武裝的日本殖民者對抗的,遂在1922年9月和24名朝鮮青年一起離開祖國,來到鄰近的中國。
從此,正式開啟了崔庸健為期23年在華求學、工作、生活、革命的生涯。
至于說崔庸健為何不到沙俄,而選擇到中國,那是因為三一運動之后,大量朝鮮人來到中國避難,甚至還成立了一個流亡性質的大韓民國臨時政府,號稱是“韓國民族獨立運動的圣殿”,崔庸健也被吸引了過來;另一方面,在崔庸健來華之際,正值我黨成立之時,我國眾多類似崔庸健這樣的革命志士紛紛走上革命道路。
崔庸健認識到,要想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解放自己的祖國,首先需要學習軍事技術,積攢革命經驗,而中國在這方面已經走在了前面,這也是他積極投身中國革命的重要因素。
彼時的崔庸健,幾乎和中國的革命先輩沒什么區別。
就讀中國軍校:崔庸健先后在中國兩所軍校鍛煉,一是在1923年,崔庸健來到了大西南的云南講武堂,成為17期學員,既學軍事,又學馬列,屬于云南講武堂為數不多的獲得很高成就的外國校友之一,大名鼎鼎的解放軍總司令朱德、國軍陸軍總司令何應欽都是從云南講武堂畢業的校友。
二是在1925年4月,崔庸健從云南講武堂畢業后,奔赴廣州的黃埔軍校執教,屬于黃埔第五期第六區隊長。
加入中國組織:在黃埔期間,崔庸健于1926年加入中共,與東北抗聯創建人楊靖宇、特工之王李克農、抗日女英雄趙一曼同年入黨的,甚至比彭德懷、賀龍元帥的入黨時間還早,也算是我黨的早期黨員了。
參與中國起義:大革命失敗后,1927年12月廣州起義爆發,黃埔軍校特務營2連連長崔庸健也參加了,這是繼北伐戰爭后,崔庸健在中國所參加的第二場大規模戰斗,崔庸健所在連隊是守衛起義總指揮部的衛隊,跟葉挺、聶榮臻、葉劍英非常熟悉。
盡管后來廣州起義失敗,但并沒有摧毀崔庸健的革命斗志;相反,他繼續投入到中國第一個蘇維埃政權——海陸豐革命根據地的保衛戰中。
創建中國機構:1928年,崔庸健接受黨的委派,北上前往東北開展地下工作,在這里朝鮮族群眾比較多,又離祖國較近,基于崔庸健的革命斗爭經驗豐富,選他最為合適。就這樣,崔庸健就正式離開了中國南方,在東北扎下根來。
在中共滿洲省委的領導下,身為三江地區首位中共黨員的崔庸健,不僅建立了黑龍江哈爾濱通河縣首個黨支部,更是在黑龍江佳木斯市湯原縣鶴立鎮設立了我黨在三江地區的首個縣委——中共湯原縣委,屬于東北最早的中共縣委之一。
某種程度上說,崔庸健帶動了我黨在東北地區的革命熱情、擴大了組織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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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身中國抗日:在九一八事變爆發后,中共滿洲省委就號召東北各地組織武裝抗日,崔庸健就利用自己在東北朝鮮族群眾中的威望,以及在東北所建立的黨組織,積極新建武裝隊伍,經崔庸健組建的抗日隊伍就包括饒河農工義勇軍、饒河民眾反日游擊大隊等等。
相比身在鄂豫皖、湘鄂贛等地的紅軍來說,崔庸健的抗日斗爭要更早一些。當紅軍還在跟國軍展開反圍剿斗爭時,崔庸健的隊伍就已經跟日本關東軍打起來了。
為了建立全民族的抗日統一戰線,我黨決定爭取各種抗日力量,收編和改造各類義勇軍,遂建立了東北人民革命軍,這就是東北抗聯的前身。楊靖宇領導的南滿游擊隊就改編為東北人民革命軍第1軍獨立第1師,而崔庸健的饒河民眾反日游擊大隊則改編為東北人民革命軍第4軍第4團。
1936年2月,東北人民革命軍改編為東北抗日聯軍,崔庸健所在的4團擴編為東北抗日聯軍第4軍第2師。半年后,崔庸健的2師再次擴建,改組為抗聯第7軍,崔庸健擔任軍參謀長。隨著7軍軍長李學福犧牲,崔庸健就代理軍長兼參謀長。
由于日軍對抗聯大規模圍剿和封鎖,7軍的兵力減員嚴重,遂把崔庸健的7軍納入周保中和趙尚志領導的抗聯第2路軍直屬序列,并縮編為第2路軍第2支隊,崔庸健擔任抗聯第2路軍總參謀長。
當時有很多抗聯隊伍為了保存實力,不得不進入蘇聯境內,再加上蘇聯在1941年4月跟日本簽署了《蘇日中立條約》后又阻止抗聯返回東北,導致崔庸健和周保中等大量抗聯隊伍留在了蘇聯,番號被改編成了“東北抗聯教導旅”,蘇軍也授予該部“蘇聯遠東紅旗軍第88特別獨立步兵旅”的番號,即“國際教導旅”。
就這樣,崔庸健在蘇聯一直待到二戰末期,蘇聯對日宣戰的時候,由這些抗聯人員為蘇軍進入我國東北打擊日本關東軍充當向導。
迎娶中國妻子:值得注意的是,崔庸健在蘇聯遠東駐留期間,他的中國籍妻子王玉環也在這里,王玉環比崔庸健小16歲,是黑龍江雞西市雞東縣東海鎮興隆村人,在1934年夏參加東北抗聯后與崔庸健結婚,屬于中國第一代女傘兵,她們在蘇聯遠東學習空降技術,就是希望回到東北抗日戰場后能派上用場。
遺憾的是,在抗日戰爭末期,崔庸健和王玉環雙雙留在蘇聯,未能大展身手。
隨著蘇軍進軍東北,消滅了日本關東軍,在美國原子彈的轟炸下,日本旋即投降。蘇聯趁勢進駐朝鮮,并扶持東北抗聯的青年軍官金日成回國組建政權。
在這個背景下,眾多在中國參加革命的朝鮮同志紛紛回到祖國,迎接民族解放,崔庸健也是其中的一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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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2月8日,朝鮮人民軍改編成立,在半年后成為朝鮮建國后的正規軍,崔庸健憑借在東北抗聯的獨特地位,被金日成任命為朝鮮人民軍首任總司令,以及朝鮮第一任民族保衛相(相當于國防部長)。
在1953年朝鮮實行軍銜制時,金日成被授予了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元帥,而崔庸健則被授予了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次帥,成為朝鮮迄今為止唯一一位共和國次帥,直到4年后,崔庸健升任朝鮮最高人民會議常任委員會委員長,相當于國家元首,軍銜才晉升為共和國元帥。
總之,在金日成時代,崔庸健是整個朝鮮的二號人物,他的中國籍妻子王玉環隨夫來到朝鮮生活后,還曾擔任朝鮮國家女性同盟會副委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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