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斥汪精衛，貼臉輸出日本首相，民國頭號文人非他莫屬

1938年，抗戰陷入僵持苦撐階段，彼時的國府，已遷都重慶。內有山河淪陷，精銳血戰殆盡，經濟動脈被切斷，物資匱乏之憂，外無友邦之物資援助，雖歷經鏖戰，然絕望之氛圍，時常彌漫上下，就在這年代12月22日，日本首相近衛文麿在廣播講話中正式提出勸降聲明的近衛三原則，作為“東亞新秩序”的核心內容。

近衛三原則核心內容如下：其一，睦鄰友好：日本聲稱要與中國及其他東亞國家建立“友好關系”，強調“東亞民族的共存共榮”。近衛在聲明中表示，日本無意“征服中國”，而是希望通過合作實現區域和平。其二，共同防蘇：主張東亞各國聯合起來抵御來自蘇聯勢力的威脅。近衛聲稱，蘇聯主導的共產國際是對東亞傳統秩序的破壞，日本的軍事行動是為了“保護”東亞。其三，經濟提攜：提出建立一個以日本為中心、東亞各國互助的經濟體系，聲稱要實現“資源共享”和“經濟繁榮”。近衛強調，東亞應擺脫西方殖民經濟控制，形成自給自足的區域經濟圈。

近衛三原則看似冠冕堂皇，實則厚顏無恥，日寇入侵以來，所犯慘絕人寰滔天大罪，有目共睹，此時的提出和談，無非是為減輕戰場壓力，大炮拿不下的，看看嘴炮能不能拿下。

只可惜，國府中有對時局絕望者，如汪精衛之流，悍然接受了近衛三原則，他認為這些口號表明日本愿意放棄全面政府中國的目標，轉向全面合作，于是通過親信周佛海秘密傳達信息，愿意接受近衛三原則。在近衛公開廣播之前，汪精衛等人已逃亡河內，并在河內發布了一張以“艷”為代名詞的勸降書，原文如下：

余自抗戰以來，始終主張和平，不主戰，不言和，以國家民族為重，個人榮辱為輕。茲值國家危難，欲以一己之力，謀和平之實現。近日日本近衛首相發表聲明，提出“睦鄰友好、共同防共、經濟提攜”三原則，表示日本無意以武力征服中國，且愿與中國合作，建立東亞新秩序。此乃和平之基，救國之道。

余以為，國家至此，已無他途可走。抗戰逾年，民生凋敝，國力殆盡，若再堅持，恐國家民族同歸于盡。日本既已表明態度，中國當正視現實，與之談判，以結束戰爭，保全民族元氣。余非畏死偷生，亦非貪圖富貴，惟愿犧牲一身，為國家謀和平，為民族求生存。

凡我同胞，當知和平為今日之急務。余已決意為此奔走，不惜與政府分道揚鑣。凡愿隨余共謀和平者，請共襄盛舉；若不贊同，亦請諒余苦心。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余雖不才，愿以身許國，望國民政府及全國同胞三思。

好一個“恐同歸于盡，正視現實”，還冠冕堂皇地說什么“愿以身許國”，實則早將自己釘在恥辱柱上，遺臭萬年。或許在當今美利堅的特朗普與萬斯眼中，汪精衛這番走狗言論，便是大公無私的和平愛好者停戰宣言了。

有人屈于淫威，投敵賣國，也有堅持與侵略者、漢奸筆戰以振奮人心的大義凜然之士，國府頭號筆桿子，有文膽之稱的布雷先生，便是如此。1937年，盧溝橋事變之后，陳布雷便在為蔣介石撰寫的《最后關頭》中留下最擲地有聲的抗戰口號：

如果戰端一開，那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所以政府必特別謹慎，以臨此大事，全國國民必須嚴肅沉著，準備自衛。在此安危續絕之交，唯賴舉國一致，服從紀律，嚴守秩序。

而在近衛三原則公布之后，陳布雷在幾天后，寫下了洋洋灑灑的《駁近衛新東亞秩序》（講詞），從“所謂新生中國就是滅亡中國”、“日寇自居治者而以中國為奴”“強化經濟單元完全剝奪自由”等全方位的角度進行駁斥，使得侵略者的野心昭然若揭，同時也不忘在字里行間反擊敵人，至今讀來，任覺有千鈞之力：

試問他日本今日的政治，是怎么樣的一種政治，日本不知道自己反省，反以他人為敵，以滅亡中國為建設東亞，復興東亞之手段。這簡直是背理悖義，倒行逆施。試問沒有中國何有東亞又何有日本。日本滅亡中國的行動，結果必然促日本之滅亡。在我們中國一年半的抗戰，已經奠定了復興基礎。我們不怕艱難，我們也不憂危險。我們只可惜日本這一個國家，經過當年維新志士犧牲了多少心血和精神，才造成了這樣一個強盛的國家，到如今民眾無力，朝廷無權，政治家沒有節操和識見，坐令少數少壯軍人，倒行逆施，妄用了國力動搖了國本，僅往損人利己、殘人以逞、率獸食人的路上走去。在這輩軍閥的心目中，不但沒有中國，也沒有世界。不但沒有紀綱法律，也沒有他們的政府。貪殘暴戾，為所欲為。長此下去，日本這一個國家，實在危險萬分，不堪設想。我們和日閥雖是勢不兩立的敵人，但我們和日本民眾究竟是鄰邦同文的民族。由他的歷史，想他的前途，豈但覺得可危，實在也替他們可惜。

總之，這一回戰事，在日本是精神道德整個崩潰沒落的暴力橫行，在我們是毅然擔起世界正義責任的義戰。日本現在的軍閥正是失了理智，逞其獸性奔躍馳突，可以沖破一切軌范，摧毀人類的一切文明與福祉。本來世界上負有條約責任的各國，為要打開黑暗重復光明，都應該有制裁強暴維持國際條約的責任。但大家都相顧逡巡，中國只有不惜一切犧牲來擔起了這個正義絕續公理存亡關頭的大責任。我們這一次抗戰，在本國是為完成國民革命之目的，求得中國的獨立自由平等。對國際就是要擁護正義，恢復條約尊嚴，重建和平秩序。我們這一次抗敵戰事，是善與惡是與非的戰爭，是公理與強權的戰爭，是守法和毀法者的戰爭，也是正義和暴力的戰爭。我們古語云，“德不孤，必有鄰”，世上公理的力量，終必抬頭。一切善良的人類，終必為正義而合作。我們只要守定立場，認定目標，立定決心，愈艱苦，愈堅強，愈持久，愈奮勇全國一心，繼續努力，最后勝利，必屬我們。只希望我們同志和全國軍民，格外黽勉，以底于成。

以上原文刊載于1938年12月29日的《新華日報》，正是汪精衛在河內發布投降聲明的第二天，布雷先生文筆犀利，擲地有聲，更為重要的是，他以敏銳的洞察力，看穿了日本軍國主義政府的實質，倒行逆施，必將走向失敗，后續的發展，正如陳布雷所料。

英美等國對日本的意圖心知肚明，拒絕承認“東亞新秩序”。美國在1939年廢除了《美日通商航海條約》，加大對日經濟壓力。而日本的激進派軍人則覺得近衛的聲明過于軟弱妥協，1940年，近衛辭去首相之職，下一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后來發生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戰犯們上了絞刑架，近衛服毒自盡，汪精衛被挫骨揚灰，遺臭萬年，勝利屬于曾經絕望過但最終堅持下來的中國人。

最后來說說布雷先生其人吧，陳布雷，名訓恩，字彥及，筆名布雷、畏壘，浙江慈溪人。從小就讀于私塾，練就了好文筆。后來上高中之時，學習世界歷史地理，精通英文、法文，還能借助字典，閱讀德文、日文作品。后供職于《天鐸報》、《商報》等，長期撰寫社論，他的知識結構和工作閱歷，鑄就了他洞若觀火的眼力，他待友人重情重義，對領袖忠誠無比，生活簡樸，不喜奢靡，也沒有任何緋聞，他真正兼具傳統文人士大夫與民國知識分子的風骨，可以說，他是文科生與新聞人的天花板。

抗戰期間，承擔了幾乎所有重要講話稿發言稿的書寫，殫精竭慮，不得不每日飲茶抽香煙提神，常常夜不能寐，服用安眠藥才能入睡數個小時，危險，從未遠離他半步，他在日記中記載：某日敵機襲武昌，余所住之胭脂坪房屋十余仗外落一彈，附近蛇山落彈甚多，余等在防空洞室內受震動甚劇，事后檢查住所，屋瓦頗多震毀者，或謂敵人誤以為此地為統帥所曾居所，故如此瘋狂。朋輩聞訊均來慰問，蔣公亦囑余慎之為宜，然公務在身，義不可避，亦只能聽之而已。

所以，生死邊緣的徘徊與近乎精神崩潰的日復一日，鑄就了布雷先生這樣的鐵血文膽，這是打著以身許國求和平的汪精衛等人，永遠所無法理解更無法企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