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程茲霞中化育沃土 鼎凌于南強執教時節

——寫在慶祝俞兆平教授從教五十五周年之際

俞 杰/文

1945年8月14日晚，在福建福清縣城關鎮宦街尾深巷的一座老屋內，一位中年婦人于陰氣退減、陽氣初蔭的子時誕下了一男嬰。該年8月15日在中國歷史上是暗夜閃出曙光的一刻，是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因此，這戶姓俞的人家為孩子取名兆平，預兆和平矣！

俞氏的郡望系冀州河澗郡（今河北河間市），唐代黃巢起義后，俞氏族人遷徙南方，其中有一脈遷至福建福清，俞兆平祖上為此脈之后。

俞兆平的祖父俞其馨是福清著名商賈，民國年間，在福清開辦了第一家碾米廠。之后，俞其馨又攜從福州電機訓練所學習畢業的兒子俞昌榗（俞兆平父親，1949年8月16日后，進入福清縣郵電局工作，至年老退休）又開辦了福清第一家電話公司。

抗日戰爭時期，日寇入侵福清，俞其馨與員工們藏匿好電話總機等關鍵機器部件，并帶領全家連夜出城逃難。后來又拒絕維持會恢復全縣電話通訊、使日軍與省城司令部及各地部隊聯絡的通牒，引來日寇瘋狂報復，他們將電線剪下，拉去作圍城的鐵絲網，把電線桿鋸掉，建碉堡和圍墻；將俞其馨糧食加工廠的機器砸壞；還把俞家在溪前鄉的果園砍得一片光禿。

圖為俞兆平教授。

俞家遭此劫難后，元氣大傷，導致家道中落。因此，在日寇投降那天出生的俞兆平，便成了給一家人帶來和平與安定的“福星”……

早年經歷

1951年秋，俞兆平進入福清西園小學，他的學習生涯自此開始。念三年級的時候，俞輔弼老師在課堂上要大家用“原來”一詞造句，恰好提問到俞兆平，他站起，略加思索后回答：“天上有幾架飛機沖來沖去，后來有一架冒著白煙跑了，原來這是一場空戰。”俞老師聽后大為贊賞，說他有六年級學生的水平，此話很快在校內傳開，也許就是輔弼老師這句表揚的話，成了俞兆平喜愛語言文學的誘因。后來幾年，俞兆平有一些作文在校內的櫥窗貼出，“櫥窗展示”是西園小學對學生中優秀作文的最高獎賞，此“榮譽”播下了俞兆平對文學喜愛的種子。

1957年，俞兆平進入福清第二中學讀書，到高二那年，他帶頭創辦了全年段學生刊物——《筆會》，在中學階段，他深得擅長激發學生理論思維及獨立批評能力的林學杜老師的賞識，俞兆平關于劉白羽散文的評論，是其第一次的文學批評實踐，學杜老師贊曰：“兆平的評論感受敏銳，思想活躍，鋒芒初見。”

據俞兆平《大事年表》記載：其1963年就讀于福建第二師范學院中文系，參與創辦系學生刊物《龍江潮》；1964年，到南安縣參加社會主義教育運動；1965年回校，復課，期間負責編寫學院文藝宣傳隊演出臺本；1967年參加漳州市學生、工人聯合組建的“毛澤東思想文藝宣傳隊”，負責編寫演出臺本，在省內各地演出；1968年秋天，分配到福清漁溪軍墾農場，當學兵，勞動鍛煉；1969年調到農場團部，參加農場“毛澤東思想文藝宣傳隊”，負責編寫演出臺本。

起步霞中

1970年，俞兆平正式分配到霞浦第一中學任教，同年和同學、戀人吳奕純領證結婚，并組建校文藝宣傳隊。

1971年，在霞浦一中教語文的俞兆平，參加霞浦縣文化館《群眾創作》刊物活動，創作詩歌，初登詩壇。此間，他寫了一組名曰《催春曲》的組詩，在《福建文藝》1973年第1期（試刊）中登出，加上《福建日報·武夷山下》又發表了俞兆平的《農具站》一詩，儒風頗重的霞浦城，一下全知道霞浦一中的俞兆平了。

據俞兆平《大事年表》記載：1974年7月22日，俞兆平在《光明日報》副刊發表詩作《壯麗的畫卷》。1977年，在《詩刊》12月號發表詩作《荔枝紅了》。當然，在創作詩歌的時候，俞兆平始終不忘教書育人的初心使命，把主要精力傾注在高中語文教學上，先后擔任霞浦一中74屆高二（3）班、76屆高二（7）班、79屆高二（5）班的班主任，培養出了很多優秀學子。如74屆的林雄泉、李青、吳小京、葉樹華；76屆的陳振加、李步我、高智勇、俞振；79屆的張干云、葉彬、吳銘、陳麗霞等人，在霞浦一中的近十年里，凡經他教過的學生，包括校文藝宣傳隊的帥哥靚女們，都非常敬重他，可謂教澤宏敷，桃李成蔭。

南強耕耘

1979年，俞兆平報考了廈門大學中文系文藝研究生，34歲的“老童生”被錄取了。走進高校，走進學術研究圣地，這是完全不同的人生境界，自此，展開了他生命中新的篇章。

引領他走過這一歷程的，有三位貴人，第一位是孫紹振老師。20世紀70年代，俞兆平跟著孫紹振寫政治抒情詩；到了70年代末，隨著舒婷等一批高手上馬，他們便知趣而退了。于是，他就跟著“孫大圣”改弦更張，去登理論那座山，去取理論之經。俞兆平生命中遇到的第二位貴人是許懷中老師。1976年8月，俞兆平從霞浦一中被借調到省里寫劇本，準備參加全國曲藝匯演，住在西湖賓館，正好許懷中老師也因撰寫文稿住宿于此，這就鑄成了俞兆平和他的因緣。1979年，俞兆平成了他和鄭朝宗先生聯合帶的開門弟子。第三位貴人是鄭朝宗先生。1912年畢業于清華大學的鄭先生，后負笈劍橋，可謂學貫中西。鄭先生畢生哺育的弟子遍布海內外。當年廈大中文系有鄭先生這塊“壓艙石”，上承魯迅、陳衍，下啟劉再復、南帆，加上在國內外開“錢學研究”（錢鐘書研究)之先河,頗具南天一幟的氣勢。鄭先生重視學術研究中的“第一手資料”，強調以史實為證，立足原著或原始資料，此治學之道讓俞兆平等人受益終身……

1982年秋，俞兆平獲廈門大學文藝學碩士學位，留校任教。

1983年，俞兆平被借調到校組織部和教務處聯辦的職稱評定小組工作。

1984年，俞兆平要求回到中文系從事教學工作。在教學崗位上，他為本科生、碩士生、博士生等開設過《文學概論》 《馬列文論》《馬克思主義美學理論》 《中國現代文學思潮研究》 《聞一多美學研究》 《西方古典美學》 《藝術美概論》 《新詩美學》等課程，曾任中文系文藝理論教研室主任。除了給本科生授課外，他還培養了21名碩士生、13名博士生（俞兆平曾與楊春時、黃鳴奮、易中天等人聯合申報文藝學博士點，后經國務院學科評議組評定通過，獲博士學位授予權）、1名博士后。

在系里，除教書育人外，俞兆平還從事美學、文藝理論、中國現代文學的科研工作。在國內學界中，他首次從科學主義的視角考察中國作家對科學與人文關系的思考，第一次全面梳理了中國現代作家對科學與人文關系的學理論述與價值判斷，填補了這一研究領域的空白。他所論及的作家有王國維、梁啟超、魯迅、徐志摩、林語堂、梁宗岱、胡適、郭沫若、茅盾；學者和教育家學衡派的吳宓以及梁實秋、聞一多、豐子愷等。其代表作為《中國現代作家論科學與人文》（學術專著，由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

在魯迅研究中，俞兆平的《阿Q正傳》新論，開辟了對阿Q新的判斷視角。他把對《阿Q正傳》的論析回歸到當時的歷史語境中去，較為真切的貼近魯迅當年創作阿Q這一典型人物時的心理。他首次在國內外學界中提出了如下觀點：阿Q既不屬于精英式“個人”之列，也與愚庸式的“眾數”有別，對于這兩類人物來說，阿Q是個“異類”，像是一個兩不著邊的人物，即隸屬于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游民階層。因此，從總體狀態上來看，阿Q雖有朦朧的自發性的抗爭意識，仍應屬于“庸眾”的范圍，我們不妨定位其為“越界的庸眾”。20世紀20年代初期，魯迅盼望的是從根本上擺脫物欲、獸欲，在精神上徹底覺醒的先驅者，而決非阿Q似的人物。所以，他對阿Q不可能是“怒其不爭”，而恰恰相反，是懼怕其爭，懼怕以權力、金錢、女人和“蔭福后代”為目的的“阿Q似的革命黨”起來爭奪權力的地盤！因為他們不可能成為推進中國發展的健康力量，帶給中國人民的反而是一場又一場的災難。

俞兆平的上述觀點，驗證了以群曾說的：“文學作品中的典型常常不僅反映著本階級的特征，而且也可能曲折地體現了某一時代、某一民族的其他階級的某種精神特征。”

俞兆平還認為：“魯迅對于革命中的游民文化意識與民粹主義傾向，是十分謹慎而冷靜的，是持批判、否定態度的。”“不管是悲劇式的阿Q，還是喜劇式的阿Q，都構成我們人類的這部歷史，在歷史上留下了他的蹤影，留下了他所啟示的意義”。

俞兆平關于《阿Q正傳》的這一全新的論點，在國內學界激起了較大反響，《新華文摘》《復印報刊資料·現當代文學》《高校文科學術文摘》等均全文轉摘。

誠如錢理群所言：“阿Q和一切不朽的文學典型一樣，是說不盡的。不同時代、不同民族、不同層次的讀者從不同角度、側面去接近他，有著自己的發現與發揮，從而構成一部阿Q接受史，這個歷史過程沒有、也不會終結。”俞兆平在魯迅研究方面鉤沉考證的意義之一也在于此。

對浪漫主義論題的研究，是俞兆平學術研究的又一重要方面。俞兆平指出：“中國文藝理論界在接受西方浪漫主義概念上可分為兩個時期，界分點在1930年左右。在此之前，所接受的主要是盧梭為代表的美學的浪漫主義；在此之后，所接受的主要是高爾基為代表的政治學的浪漫主義了。”

圖為俞教授已出版的部分學術專著。

俞兆平在《美學的浪漫主義和政治學的浪漫主義》（該文獲福建省第六屆社科優秀成果二等獎）一文中說：“以盧梭為代表的美學浪漫主義的發生，有其特定的社會歷史背景和精神內質，決非‘情感至上’一言所能概括。18世紀后半葉以來，為歷史現代性所推崇的工業文明在經濟領域創造了奇跡，科技革命和管理革命帶來了物質的豐裕、社會的進步，人類的生活條件和物質享受得到極大的提高。但是，人類文明的正值增長所內含的自否定因素也日益呈現出來：‘物欲’無限度的急劇膨脹，技術思維的單向、片面的隘化，人與自然的日漸疏離，商品交換邏輯滲透至生活及人的意識的深層，這些異化的現象引發了盧梭的憂慮及抗衡。他的美學的浪漫主義正是作為反思現代性的批判力量而出現……對人類文明負值效應的憂慮、質疑與抗衡，才是盧梭‘情感’的特定內涵，才是盧梭為代表的美學的浪漫主義的特定內質。”

關于政治學的浪漫主義，俞兆平在文中指出：高爾基把現實主義、浪漫主義降格為創作方法，更把浪漫主義縮減為隸屬于現實主義的一種元素，即他在《俄國文學史》中闡述的“在無產階級建立自己的思想體系之際，他們應該是嚴格的現實主義者，把自己的結論建立在現實的基礎之上，而絕不是從心靈、從個人的經驗來攝取思想體系的素材，像個人主義的浪漫主義主義者所做的那樣”。因此，高爾基又言：“浪漫主義不是一種關于人對世界的態度的嚴整理論，它也不是一種文學創作理論：凡是要把浪漫主義闡釋為理論的嘗試，總不免或多或少搞不清而且徒勞無功。浪漫主義乃是一種情緒，它其實復雜地而且始終多少模糊地反映出籠罩著過渡時代社會的一切感覺和情緒的色彩。

圖為俞兆平與與許懷中老師（右）在廈大人文學院合影。

俞兆平接著指出：與此相對照，以高爾基為代表的政治學浪漫主義在情感內涵上和美學浪漫主義之間就顯示出巨大的反差。后者把情感提升到“神性”的層面，具有宗教信仰的意味：前者則貶抑情感，或是把情感和浪漫主義減縮到可有可無的地步，或是在內涵上以“理想”取代了情感。浪漫主義在高爾基眼中處于極度卑微的地位，它僅是一種令人捉摸不定的“情緒”，僅是一種“感覺的色彩”而已。高爾基甚至說：“各位不要因我把浪漫主義這名詞應用到無產階級的心理上面而感到困惑；我使用這個名詞——因為沒有別的名詞好使用——僅僅限于指無產者的崇高的戰斗情緒而已。”由此，俞兆平認為：“自20世紀30年代以來，以高爾基為代表的政治學浪漫主義在中國的美學、文藝學體系中占有絕對的主導地位。”“這就是‘理想’成為中國文論中浪漫主義概念的重要內涵之一的原因。這種理念性的色彩，在1958年的中國則發揮到了極致。在這樣的積極浪漫主義（高爾基創立的）的導引下，也才有了‘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十五年趕超英美’的聲勢浩大的1958年新民歌運動”。

系統的、全面的對聞一多的美學和文藝學思想進行深入研究，首次將其龐雜的學術、藝術與人生實踐整合到一個“美學思想”的框架下進行審視，清晰的勾勒出聞一多美學思想概貌，并揭示其思想的內在邏輯與深刻價值的《聞一多美學思想論稿》（學術專著，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以下簡稱《論稿》）是俞兆平的一部美學力作，是聞一多研究領域的里程碑式著作。

聞一多是一位集詩人、學者、斗士三重人格于一身的中國現代復雜歷史和文學背景下的杰出人物。對聞一多內涵豐富、異彩紛呈的美學思想的研究發掘，長期以來人們只徘徊于簡單的涉獵和個別問題的表層探討，未作深層次的探究。俞兆平以其追蹤溯源、精思極慮、推陳出新的研究精神和篳路藍縷、大膽探索、別出手眼的學術氣度，在廣泛搜集有關史料，宏觀覽視聞一多浩如煙海的創作、著述的基礎上，以辯證思維邏輯為指歸，對聞一多美學思想中精蕪雜糅、瑕瑜互見的美學思想進行研究剖析，從中挖掘出了一個個富有理論突破性和當代意義的命題。例如，在五四時期聞一多零散的信件和文章中，俞兆平慧眼獨具的看到現代文學史上一個帶有普遍性而又常被人誤解的“二律背反”命題:其正題是強調藝術只是由藝術家的“無心”的美感直覺完成的，它不表現出明確的客觀合目的性，在創作時不能直接通過概念來表達；其反題是主張藝術涉及一定的概念內涵，是藝術家的信仰與理想，具有一定的客觀合目的性，體現出藝術家的理性追求，具有一定的社會功用。《論稿》對此作了深入的令人信服的闡釋：聞一多的藝術創作無目的性與藝術社會功用性的二律背反的文藝主張，是康德審美判斷力的二律背反的綜合命題“在新的歷史環境中的延續”。“一方面遵從藝術自身的形式規律，從形式美感的角度著眼，認為‘藝術首先必須是藝術’，它首先必須符合‘形式目的’，而不能從‘規定的概念’（邏輯概念）及思想、意圖出發，不能以功利主義為前提，所以藝術創作是無目的性的。另一方面，他們又認識到美的藝術所應具有的客觀合目的性，從內容表現的角度著眼，強調藝術必須顯現與美感交觸一體的‘特殊理性概念’，發揮陶冶心靈、使人變成道德的自由的人的社會性功用，所以藝術包含著‘最高度’的合目的性。其正題的概念內涵與反題的概念內涵也就像康德所說的：不是‘同一的意義’”。由此“取得綜合與統一，成為一個完整的體系。”類似這種富有當代意義而又未曾為研究者所開掘闡發的美學命題，在《論稿》中為數不少，既最大限度的容括了聞一多美學思想的豐富內涵，又在富有新意的闡發中給人以深刻啟示，開墾了中國現代美學研究的一塊新地，填補了聞一多研究領域的空白，為我們全面把握聞一多美學思想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思想資料。

提升校刊

從1998年起，俞兆平兼任《廈門大學學報》（哲社版）編輯部主任、常務副主編。由他主持的哲社版，連獲首屆、第二屆“全國高校人文社會科學學報雙十佳獎”；摘轉率在2002年全國700余家社科學學報中名列第一，2003年，首批入選教育部高等哲學社會科學名刊工程，為全國高校學報11家名刊之一。

此外，他還曾擔任福建省文學學會文藝理論研究會會長、福建省美學學會副會長、福建省高校文科學報協會副理事長、福建省閱讀學會副會長等社團職務。有一個時期，俞兆平同時擔負中文系教學、教研室主任、廈大學報編務三項工作，他曾自嘲自己是“三棲類”人物，再加上高校教師永不卸脫的科研，工作量遠超校方的規定數，由此當選為廈門市1996—1998年度勞動模范。

1995年，應香港大學邀請；1996年，應臺灣《聯合報》系邀請；2002年，應日本九州大學邀請，俞兆平以訪問學者身份先后到以上邀請方進行學術交流。

2005年，俞兆平年屆60，因教學和學報工作需要，學院和學校繼續返聘他至2010年……

今年8月22日，由霞浦一中74屆校友林雄泉牽頭召集的慶祝俞兆平教授從教五十五周年師生座談會在霞浦一中老校園召開，我因出差省外，無法參會，經拜讀俞先生的有關著述，有感而撰此文，權以為賀！因俞先生的學術成就實在豐富，本文在敘述過程中難免掛一漏萬，敬請俞先生和先生廈大的弟子及霞浦一中校友們批評指正。衷心祝愿俞兆平先生和他的夫人、本人的恩師吳奕純女士健康幸福！

（本文作者系中國地方志專家庫專家、福建省委黨史方志辦原一級巡視員、福建省姓氏源流研究會會長、霞浦一中77屆畢業生）

責編：郭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