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首相，沒法干了

來源：鳳羽財經

作者：鳳來儀

2025年9月7日，日本首相、自民黨總裁石破茂召開記者會宣布辭職，并表示不再參選自民黨總裁。石破茂稱，作為自民黨總裁，他對該黨在2025年7月舉行的日本國會參議院選舉中失利負責，同時日美圍繞關稅措施的談判已告一段落，此時辭職時機成熟。

其實從老石的履歷看，他是一個比較穩健的，不太搞極端的日本政客，然而這樣的人，已經不適應當下的日本政壇了。如果從小處著眼，我們可以說是自民黨目前存在太多太多的問題，比如：

1. 內部權力斗爭激烈：自民黨在2024年10月眾議院選舉和2025年7月參議院選舉中均失利，在國會兩院均失去多數地位，黨內要求石破茂承擔責任引咎辭職的呼聲高漲。石破茂長期以來在黨內缺乏根基支持，與黨內大佬以及主流派系之間存在隔閡，反對派趁機施壓使其下臺。

2.派系矛盾突出：自民黨內部派系林立，石破茂辭職前，自民黨干事長森山裕等高層表達辭職意向，法務大臣鈴木馨祐等黨內大佬公開表示支持提前選舉新總裁，而隸屬“麻生派”的前少子化擔當大臣豬口邦子等則支持石破茂留任，派系之間的分歧和斗爭加劇了黨內的混亂。

3.政策推行困難：自民黨和公明黨執政聯盟失去國會多數議席后，石破茂想要推行的政策議程受到在野黨的巨大牽制，很多政策的出臺和落實難度過大，這也反映出自民黨在執政能力和策略上存在不足，難以有效應對當前的政治局面。

4.公眾信任度下降：自民黨因重大“黑金”丑聞深陷信任危機，且在應對通脹等問題上舉措不受歡迎，導致民眾對自民黨的支持率下降，石破茂的辭職可能會使自民黨的形象更加負面，進一步影響其在民眾心中的信任度。

一般情況下，分析到這里就可以了，但對于我的讀者而言，這遠遠不夠，我們需要更高更遠更本質的眼光和思考。

第一個就是少子化問題對社會結構的重構，對日本政治基礎的重構：

少子化并非單純的人口議題，它正通過重塑日本社會結構、改寫選民需求與政治合法性基礎，逐步瓦解自民黨傳統的執政邏輯。戰后日本經濟高速增長期（1960-1980 年代），“團塊世代”（1947-1951 年出生人口）構成了勞動力與選民的核心，自民黨通過 “經濟增長優先”“終身雇傭制保障”“社會保障初步覆蓋” 等政策，贏得了這一代及家庭主婦群體的長期支持，形成了 “經濟紅利 - 選票回報” 的穩定循環。

但如今，少子化已演變為 “少子化 + 老齡化” 的雙重危機：2023 年日本總和生育率僅 1.3，65 歲以上人口占比超 29%，15-64 歲勞動年齡人口連續 20 年下降。這一變化直接沖擊自民黨賴以生存的政治基礎：

一方面，傳統支持群體（中老年選民）對 “社會保障可持續性” 的焦慮加劇 —— 養老金缺口擴大、醫療資源緊張、護理人員短缺等問題，讓曾依賴自民黨 “福利承諾” 的中老年群體開始質疑其政策兌現能力；另一方面，新生代（18-40 歲）作為少子化背景下的 “承壓一代”，面臨 “就業不穩定（非正式員工占比超 30%）、房貸壓力大、養育成本高” 的現實困境，而自民黨長期推行的 “安倍經濟學”“新資本主義” 等政策，未能有效解決他們的核心訴求———數據顯示，2024 年日本 18-30 歲選民對自民黨的支持率不足 25%，遠低于中老年群體的 50% 以上。

少子化還導致日本社會對 “未來” 的預期普遍悲觀，而自民黨長期依賴的 “經驗型執政”（如依賴資深議員、延續傳統政策）難以回應新生代對 “變革” 的需求。過去自民黨可通過調整派系利益、與財閥協商來化解內部矛盾，但如今少子化引發的教育、住房、養老等民生問題，已超越 “黨派間博弈” 的范疇，成為整個社會對執政者 “治理能力” 的集體拷問。

第二個，大眾傳媒對于“大眾”的啟蒙，其實是對黨派政治的重擊。

若說少子化是 “慢變量”，大眾傳媒的普及則是加速日本政壇松動的 “快變量”。戰后很長一段時間，日本政壇的 “封閉性” 依賴于信息傳播的壟斷 —— 主流媒體（如 NHK、《讀賣新聞》）與自民黨保持著微妙的合作關系，政治信息傳遞多遵循 “官方發布 - 媒體轉載 - 民眾接收” 的單向路徑，門閥斗爭、利益輸送等 “內幕” 往往被局限在政治精英圈層，普通民眾難以觸及。

但隨著互聯網、社交媒體、短視頻平臺的全域滲透，這一信息壟斷格局被徹底打破：

一方面，大眾傳媒成為 “去封建化” 的利器。過去日本政壇的 “門閥政治”依賴 “血緣傳承” 與 “派閥推舉”，而現在，社交媒體讓政治家的 “私人生活”“政策漏洞” 暴露在公眾視野下 —— 例如 2024 年自民黨資深議員因 “虛報育兒補貼” 被網友曝光，相關話題在 TikTok 上播放量超 5 億次，最終引發國會質詢；又如新生代政治家通過 YouTube 直播 “街頭演講”，直接與選民對話，繞過了傳統媒體與黨內派系的 “過濾”，沖擊了自民黨 “自上而下” 的候選人推舉機制。

另一方面，傳媒普及放大了 “社會不信任” 的情緒。過去自民黨面對的 “挑戰” 多是在野黨（如民主黨、立憲民主黨）的政策質疑，屬于 “體制內的斗爭”，影響范圍有限；而現在，社交媒體構建了 “全民監督” 的場域 —— 政治家的 “言行不一”、政策執行中的 “低效腐敗”，會被迅速發酵為 “社會級議題”，引發新生代對整個政治精英階層的不信任。2024 年日本內閣支持率調查顯示，“對政治家不信任” 成為受訪者反對自民黨的首要原因（占比 42%），遠超 “政策不認同”（28%）—— 這種 “對體制的普遍懷疑”，是自民黨過去從未面對過的挑戰，它不再是 “黨派間的博弈”，而是 “社會對政治權力的合法性追問”。

第三個，就是上述兩個因素導致的，政治博弈從“茶壺里的風暴”轉向更加廣泛的斗爭。

長期以來，自民黨的執政穩定性，依賴于對 “內部挑戰” 的掌控能力。在 “五五年體制”（1955-1993 年）及此后的 “自民黨主導制” 中，即使面臨在野黨沖擊或黨內派系斗爭，自民黨總能通過 “派閥妥協”“利益輸送”“與官僚體系合作” 化解危機 。這些挑戰本質上是 “茶壺里的風暴”，斗爭范圍局限在政治精英圈層，核心是 “權力分配” 而非 “體制存廢”，且不會動搖自民黨與財閥、農林水產業、官僚體系的 “鐵三角” 關系。

但現在，自民黨面臨的挑戰已從 “內部博弈” 轉向 “外部系統性壓力”，集中體現在兩個層面：

其一，社會層面的 “信任赤字” 難以通過傳統手段化解。過去自民黨可通過 “給特定群體發福利”（如給農民補貼、給中小企業減稅）爭取支持，但如今新生代的 “不信任” 是對 “整個政治精英階層的否定”—— 他們反感的不僅是自民黨的政策，更是 “門閥壟斷、利益固化” 的政治生態。自民黨試圖通過 “年輕化內閣成員”“提出新政策口號” 緩解危機，但效果有限：2024 年自民黨推出的 “新生代議員培養計劃”，因被曝光 “仍由老牌派閥操控人選”，反而引發更強烈的質疑。

其二，國際層面的 “定位焦慮” 考驗執政戰略能力。在世界秩序重構的背景下，日本面臨 “中美博弈加劇”“東北亞安全局勢緊張”“經濟依賴中國市場與安全依賴美國保護” 的雙重矛盾，需要重新定義自己的國際角色。

過去自民黨可通過 “緊跟美國”“強化日美同盟” 維持外交穩定，但現在，新生代對 “日本是否要成為‘正常國家’”“是否要增加國防開支”“如何平衡對華關系” 存在嚴重分歧：一部分年輕人擔憂 “修憲擴軍” 會讓日本卷入戰爭，另一部分則認為 “依賴美國無法保障安全”，而自民黨內部（如安倍派、岸田派）對國際定位的分歧，進一步削弱了其政策的連貫性與說服力。

例如 2024 年自民黨推動的 “防衛預算增至 GDP2%” 法案，在國會審議中遭遇新生代議員與市民團體的聯合反對，最終被迫推遲表決 —— 這表明自民黨在國際定位上的 “精英決策”，已無法代表整個社會的多元訴求。

所以，自民黨面臨的問題，不是換一個黨派，換一個首相的問題。戰后日本政壇的 “封建性”“封閉性”，本質上是經濟高速增長期 “效率優先”“穩定優先” 的產物，而少子化與大眾傳媒的普及，正從 “社會結構” 與 “信息傳播” 兩個維度，瓦解這一模式的存在基礎。自民黨面臨的挑戰，早已不是 “如何打敗在野黨”，而是 “如何重新贏得社會信任”“如何在世界秩序中找到讓國內各群體認同的定位”。

如果自民黨無法跳出 “派閥政治” 的傳統邏輯，無法回應新生代對 “民生改善”“政治透明” 的需求，無法在國際定位上達成社會共識，那么日本政壇的 “松動” 可能會進一步演變為 “結構性變革”，而自民黨將不得不面對 “從長期執政到適應性轉型” 的艱難陣痛。

日本也將在民間”政治冷感“和”政壇震蕩“中，走向21世紀中葉。現如今的日本，可能也需要一個外部敵人了。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