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在諸多公墓中,唯有北京八寶山公墓是規格最高的。
可以說,死后能葬入八寶山公墓,既是對一個人一生的認可與肯定,亦是一份哀榮。
但是令人沒想到的是,歷史上還有三位大人物先是被葬入八寶山,后來又被移了出去,其中一位還是開國上將。
那么,他們都是誰呢?又是因什么原因被移出八寶山呢?今天文史君就與大家聊聊八寶山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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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八寶山公墓”
八寶山公墓,位于北京市石景山區八寶山東部,西長安街延長線路北。
其歷史可追溯到解放后的1950年,當時北京市根據周公的指示,在明代護國寺(褒忠護國祠)基礎上改建而成。
1970年,經周公批準,“北京市革命公墓”正式更名為“北京市八寶山革命公墓”。
公墓整體環境莊嚴肅穆,四周被高大的蒼松翠柏環繞,占地面積約150畝(另有資料提及400畝,可能包含后期擴建區域)。
2019年,公墓內新建的烈士紀念園正式落成,占地1000多平方米,是集中安放革命烈士的重要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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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寶山革命公墓是我國規格建制最高、聲名最著的園林式公墓。
長眠著眾多開國元勛、功勛卓著的革命將領、成就非凡的科學家、德藝雙馨的藝術家,以及為我國建設做出巨大貢獻的英烈英模、國際友人和各界仁人志士。
八寶山革命公墓,大致可分為墓區與骨灰堂兩大部分。
墓區根據安葬時間和人物類型分為多個區域,主要有第一墓區、第二墓區、第三墓區和烈士紀念園。
第一墓區:位于公墓北部頂端,是規格最高的區域,主要安葬重要領導及副部級以上干部、民主黨派領導人士。
第二墓區:以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安葬的遺體墓居多,安葬了不少文化界著名人士,如林徽因、徐悲鴻、聞一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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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墓區:主要安葬建國初期犧牲的烈士、民主人士等遺體墓。
烈士紀念園:2019年落成,集中安放了從原烈士骨灰堂遷出的約680份革命烈士骨灰,包括維和英烈、革命軍人、公安干警、殉職醫護人員等。
骨灰堂由原褒忠護國寺殿堂改建而成,分為南院、北院和北山(玉岑園) 骨灰堂三個院落。
目前,八寶山革命公墓安葬和存放骨灰的數量眾多,且隨著時間推移還在不斷變化。
由于其特殊性和保密性,公眾難以獲知確切到個位的實時具體數字,有資料顯示,當前安放的革命烈士有一千余人。
其中也有被移出的,當前因歷史原因,最具代表的被移出者有三位,其中一位還是開國上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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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康生:從“座上賓”到“過街鼠”
說起康生,老一輩人都有印象,他的“學者派頭”十足,常常戴著金絲眼鏡,說話文縐縐,看著滿腹經綸,很有學問。
可實際上,他不過是個空談的“理論家”,甚至是個徹頭徹尾的投機分子。沒有什么才學,卻是個善于制造冤案,誣陷好人的罪魁禍首。
他從底層一步步爬上權力巔峰,靠的不是真才實學,而是“見風使舵”的本領。
特殊歷史時期,他更是把不當手段玩出了花樣:誣陷干部、制造冤案,甚至把整人經驗總結成“康生路線”,成了不干好事的“祖師爺”。
1975年,康生病逝。
那時候,他的罪行還沒暴露,組織上給他辦了場高規格葬禮,骨灰也安放在了八寶山的“榮譽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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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紙終究包不住火。1980年,“四人幫”倒臺后,康生的惡行被徹底揭露:
他不僅直接參,還通過“揭發”張春橋等人來掩蓋自己的罪行,簡直是個“兩面三刀”的典型。
后來,高層一紙文件,開除了他的黨籍,撤銷了悼詞,還責令他兒子把骨灰遷回山東老家。
如今,康生的葬身之處早已無人知曉,他兒子也選擇隱姓埋名,過著普通人的生活——這或許是對父親罪行最無聲的懺悔。
二、謝富治:從“戰將”到“幫兇”
第二個被移出八寶山的是開國上將謝富治,或許很多人對他不是很熟悉。
不過提起“陳謝兵團”,相信大家都不陌生,而謝富治就是其中的“謝”,是能與開國大將陳賡相提并論的將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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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兵團領導人物的謝富治,本應和陳賡大將一起,被后人永遠銘記。可他最終卻在權力的誘惑下,一步步走向了墮落。
謝富治的軍事生涯,早期可謂輝煌。
從紅9軍政治部主任到八路軍團領導,再到開國上將,他一步步打拼出來,本應珍惜這來之不易的榮譽。
可1959年,他接替陳毅出任上海市長后,就開始推行激進政策,搞得民不聊生。
1967年,他又調任北京軍區領導,深度卷入“四人幫”的陰謀,成了打壓老干部的急先鋒。
1972年,謝富治病逝。那時候,組織上還給他舉行了高規格的追悼會,骨灰也安葬在八寶山。
八年后,“四人幫”倒臺,他的罪行被徹底揭露:他不僅參與制定針對方案,還直接指揮專案組制造冤案,手段之殘忍,令人發指。
最后,國家以“開除黨籍、移出骨灰”的雙重懲處,終結了那位上將的雙重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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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柯慶施:特殊遺愿下的落葉歸根
柯慶施,在我黨的資歷也很高。1922年,他就加入到了我黨,是黨內資深的老黨員。
他曾任紅八軍政治部主任、上海市委第一書記、市長等職。他在上海工作期間推行激進政策,評價褒貶不一。
1965年病逝,因其去世較早,未卷入“特殊時期”的漩渦,故得以安葬于八寶山。
1988年,應其家人請求,組織批準將柯慶施骨灰遷出八寶山,遷回安徽歙縣老家安葬。
這樣看來,這一遷出并非出于追責或清算,而是家屬意愿的體現,也可以說是柯慶施的“落葉歸根”。
不過,除了柯慶施,據相關文件記載,與柯慶施一樣,在家屬或群眾的請求下,被遷出八寶山的人物還有皮定均、賀龍、黃菊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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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八寶山公墓的松柏依然蒼翠,但遷葬事件留下的思考卻愈發深刻。
它告訴我們:真正的榮譽,不在于安息之地的規格有多高,而在于人民心中的豐碑有多堅固;歷史的審判,也終將撕碎所有偽裝,讓正義與邪惡各歸其位。
這,或許就是康生和謝富治留給世間最珍貴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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