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莊若江
前些日子,收到姚起亞先生轉來馬家駒先生的信,邀我為其校注編譯的《澹寧居論文集》寫個序,著實心有惴惴。馬家駒先生為編譯這本書,數年耕耘不輟、殫精竭慮,耗費不少心血,而我雖然多年涉獵江南文史,對馬氏生平事跡卻知之甚少,更談不上研究。然而,馬先生的美意卻不能拂逆,只能勉力為之。
無錫古來人文昌明,有明一代,更是英才薈萃,俊彥輩出,馬世奇就是其中之一。據明史,馬世奇(1584-1644,字君常,號宿修)乃崇禎四年(1631)進士,47歲入仕,官至左諭德。他出忠入孝,端方重義,學養深厚,憂國憂民。明末李自成破城時,馬世奇自縊殉節,乃“甲申殉難諸賢”之一。馬世奇堪稱那個時代的一位賢士良吏,可惜生不逢時,崇禎時大明氣數已盡,盡管朝中不乏馬世奇這樣忠貞重義、才華卓越的官員,卻難能挽回大明朝的滅頂厄運。對于他的“忠貞殉節”,后世給予了極大肯定,南明賜謚“文忠”,清廷又賜謚“文肅”。史乘家出版家鄒漪盛贊其“未有若公自為諸生即以‘文章氣節’雄視海內者也。”(《啟禎野乘》)并將其與邵寶、高攀龍、顧憲成同提并論,視為民族氣節之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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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世人對馬世奇的關注一向聚焦于“忠義”“氣節”方面,卻疏忽了對其思想、論著的研究。事實上,馬世奇留給后世的啟示與價值并非僅止于“氣節”,而更在其富于思想閃光的文章。對這一價值的認定,成為馬家駒先生校注編譯本書的殷殷初心。在馬世奇遺著《澹寧居文集》中,家駒先生精心擇取了25篇文章,潛心鉆研,精心校注,并將文言文本轉譯為白話,結集成了這本《澹寧居文集·點注今譯》。
家駒先生認為,所選文章“視角獨到,目力銳利,深入通透”,富于思想和哲理閃光,最能體現馬氏文章的“精氣神”,也是傳統文化應該傳承的精髓。的確如此,從文集涉獵內容看,大多關乎吏治、強軍、選官、民生等“國事”,不僅充滿家國情懷,且多有真知灼見:如《士品臣品議》《汲黯社稷臣》等文,對士人和為官者所應具備的品格節操做了深入闡述,強調士人為官當須修身立德,內心要澄明干凈,理想志向真誠執著,堅持真理,以道直行,有“根器之凈,蘄嚮之真”,能“犯顏敢諫”,他還指出“有崇儒重道之君”才能有“犯顏直諫之士”,鋒芒直指君王,其勇氣令人起敬。
馬世奇作為襟懷家國的官員,對何謂理想的“君臣之道”思考頗深,如《忠清仁辨》一文,不僅從義理上討論了“忠、清、仁”三者的內涵與關系,還列舉諸多歷史人物為論據,表達了對君王真心求賢納諫、臣子勇于仕進的心愿;《善為吏者樹德,不善為吏者樹怨》一文則是對孔子此語的解讀,同樣引經據典,有理有據,并結合其時國運衰微、民怨沸騰局面,主張選賢任能,使治政有道,令百姓安居,憂國憂民之情滿溢字里行間;馬世奇雖為文官,卻深知一個國家治軍的重要性,文集中有多篇論及軍隊建設,如《選擇將帥之術議》《兵者,天下之利器;將者,操其柄》等,都是其“談兵論將”的精辟之論,不僅指出軍隊乃衛國之“利器”,還特別指出選拔“將帥”的重要性,因為“兵者天下之利器,將者操其柄”,兵家之道重在選出良將,為此還提出了選擇將才的十四條準則,這些精論對今天加強國防、強軍利器仍具現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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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馬世奇也清醒地看到人才對經世治國的重要性,對朝廷如何才能“識才、求才、選才、用才”皆有詳論,他指出“天下未嘗無才,患所以求之者不至”,要有伯樂之睛,務實之選,選拔人才,并用其所長。在《又一代之人才,必有一代之經制以收之》中,他援引歷代人才選拔和考核情況,批評西漢以降,法規日漸嚴苛,治理體系日漸龐雜,管理條例翻倍,而治理效果卻差強人意;對官員政績的考核雖然條目繁多冗雜,卻反而背離了管治的初衷,這些分析很容易引發諸多聯想和思考,也很發人深省。
尤其值得珍視的是蘊含于文中的“民本”思想。馬世奇生于亂世,真切體察了民間疾苦、亂世蒼生,在《恢登善后事宜議》中,他悲天憫人,直陳亂相:人死戰亂,屋毀兵火,民生多艱,而“賊、兵、賦”三座大山已壓得百姓透不過氣,“賊死之,兵死之,賦又死之”,其憤世敢言令人贊嘆。在《人君道德益高則益尊》中,馬世奇還指出“尊貴、尊嚴、尊威、尊權”并非君王與生俱來,不應得自專權,而應得于善政,并大膽道出“人君亦人耳!”在王權至上的封建時代,此語可謂振聾發聵!由此亦可見,他的“殉節”并非“殉君”,而是“殉國”。作為有良知的文人,馬氏認為“良吏之功”重在“撫民”,“使民無嘆息愁恨之聲”(《善為吏者樹德》),并深刻指出“足寒傷心,民寒傷國”(《天下之勢,先內而后外》),執政當以民為本。
馬世奇還是一位學養深厚、長于思辨的學者。孔子曾云:“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共學、適道、立、權”代表了學習精進的四個階段。在這里,“道”乃人生正途,“立”指立身處世,“權”指通權達變、把握規律,是最難達至之境界。孔子意謂:可以共學者未必可以一起得道,而能夠一起得道者,未必能夠守道而進入通權達變的至境。而《權者圣人之大用》一文,就是結合現世、針對如何抵達“權變”所做出的解讀。文章辯證論述了“權”與“經”的關系,指出“權”有“大用”,但“非予經之誠不能制約權,非予經之明曉不能相鑒權,非予經之正心不能駕御權,非予經之判斷不能行運權”,提出“學而適,適而立,立而權”乃學而精進的必由之路。馬世奇也堪稱易學專家,在許多論述中隨時引入易理,教人或適時而動,或靜以待機,順應時變,在收入本書的25篇文論中就有18篇涉及“易”理的解讀與闡析。
古代文論以“文以載道,文道合一”為重要特色,視“立言”為“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故而“文以載道”“文以明道”“文以貫道”始終貫穿于文論之中,馬世奇亦如此,所有文章皆浸潤于儒道本源,感時傷事,據實而發,抒情言志,經世致用,折射出馬世奇的世界觀、人生觀與價值觀,也塑造了一位剛直端方、憂國憂民的士人形象。他的這些精彩論述,完全契合古文論“尚用、求真、重情、重簡”之原則,“理、氣、神、韻”兼備,字里行間充滿真知灼見,堪稱文論之經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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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對優秀傳統文化的重拾已成為振興民族的重要舉措,優秀的傳統文化不應消泯于時代的更替變遷之中,在傳承中守正,在固本中出新,是為正路。馬家駒先生點校注譯這本《澹寧居文集》目的十分明晰,歸納他的用意,一是希望發掘馬世奇的思想精粹以夯實馬氏家族文化的根基,二是弘揚優秀傳統文化,以支撐今天的民族文化自信。“傳承性”與“創新性”是文化的兩大基本屬性,二者互為依存、相輔相成,由此構成了一個民族文化生命延續不可或缺的兩翼。沒有對本源的堅守傳承,文化就會失去根基,如果文化的創新不能守正固本,就成了無本之木,無源之水,正如魏征所說:“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我想,這也正是馬家駒先生對《澹寧居文集》編校譯注的初心。
要感謝馬家駒先生為本書編注校譯付出的辛勞,數年如一日的伏案,勞心勞力之所耗,非常人能做到。為了讓讀者能夠更好把握要義,本書還在每篇今譯文本之前做了“提要”,對該文的思想主題進行了提煉,精當而凝練,是為打開這個馬氏思想寶庫的鑰匙。無論基于夯實馬氏文化根基,還是希冀激發民族文化自信,馬家駒先生的這份努力和付出都值得我們肯定與贊美。此書的付梓,無疑為錫邑文化增添了一筆寶貴財富,也為優秀傳統文化的古為今用再辟一條新徑。希冀這一切能夠得到世人珍視,也希冀更多后來者繼續發掘該文本的時代價值,煥發傳統文論的當代活力,讓優秀傳統文化得到更好傳承和光大。
作者簡介
莊若江,江南大學教授,碩士生導師,著名文化學者,散文作家、紀錄片策劃人和撰稿人,江南大學江南地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江南家族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文化紀錄片《說吳》《惠山祠堂群》總撰稿,出版《江南詩性文化的多元解讀》《工商脈動與城市文化——以無錫為例》《江蘇地方文化史·無錫卷》等專著和散文集《坐看云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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