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靠種樹，還救不了森林

出品｜虎嗅ESG組

作者｜陳玉立

頭圖｜AI生成

本文是#ESG進步觀察#系列第147篇文章

本次觀察關鍵詞：森林修復、生物多樣性保護

從事森林修復十三年，方曄認為原始森林被破壞的現狀是觸目驚心的。

2008年方曄以志愿者身份跟著團隊進山，2013年他成為了一名全職的森林修復工作者。這十幾年來，他曾見過因大型工程被擾亂的森林生態，也曾目睹火災后寸草不生的土地，“那些畫面太強烈了，如果沒人去干預，僅靠自然自己恢復，可能幾百年都恢復不了。”

方曄平時承擔最多的修復工作是因“工程擾動”而造成的森林破壞，比如某座山體開挖或者修路造成的邊坡裸露，“人為因素會讓當地土壤不再具備某些植物的生長條件，此時便需要我們帶上這些植物的種子去做修復。”

相比之下，周嘉鼎的經歷則更“學術”一些。2017年博士畢業的周嘉鼎進入了一家保護組織，隨即接手了一個以修復滇金絲猴棲息地為核心的生物多樣性保護項目。“我的研究方向本就是森林生態系統服務，但進入機構之后，我才真正體會到科研和實踐的差距。”對他來說，修復不是簡單的造林，而是如何找到更系統、科學的方法讓瀕危動物重新擁有家園，以及如何讓社區的人逐漸接受并參與到森林保護中來。

實際上，森林修復在過去三十年經歷了一輪顯著但曲折的演變——人類從“森林砍伐不可持續”的初步認知，逐步走向“森林恢復是應對氣候變化、生物多樣性喪失和水土退化的多重解方”的科學共識。問題在于，雖然全球范圍內已有數億公頃退化土地被納入修復計劃，但這場“綠色反攻”至今未能徹底扭轉局勢。

根據聯合國糧農組織2025年最新評估，全球森林修復進展極不平衡：盡管各國已承諾在2030年前實現“終止并逆轉森林砍伐”的宏大目標，但實現力度遠遠不足。目前，全球每年應通過森林吸收10億噸二氧化碳的理想預期，實際兌現率僅為24%。同時，很多修復項目過于關注“樹木數量”的增長，卻忽視了“生態系統質量”的重建。

國內森林修復相關標準對生物多樣性指標關注不足

圖源：綠色和平《森林修復相關技術體系覆蓋度分析》報告

作為全球森林修復最重要的參與者之一，中國的森林修復在修復完整性與生態適應性之間，同樣面臨著深層挑戰。

與自然的博弈

森林修復工作者的日常都遠比人們想象得更瑣碎。

方曄向虎嗅ESG組描述了森林修復工作的日常：先調查周邊植被，確認哪些是適合的鄉土物種；再采集種子，帶回基地繁育；等苗木長成，再播撒或種植到退化地里；最后還要長期監測，發現死亡就要補植。

“這不是一次性的，而是個持續好多年的過程，”他特別強調：“與單純的植樹造林不同，修復追求的是群落結構和生態健康，而不是一片看似整齊的樹苗林。”

在方曄負責的森林修復項目中，滇西北高山亞高山森林生態的修復尤為艱難。“高海拔意味著氣溫低、水分少，不同于西雙版納的熱帶植物，滇西北高山植物一年可能只長幾厘米，這意味著種植成本高、周期長，”方曄說：“最難受的時候是苗木死掉的時候，但你還得繼續嘗試，這種堅持本身就是修復工作的一部分。”

滇西北生態修復案例：通過植苗和播撒配方種籽技術，裸露邊坡上已覆蓋一定厚度的植被。
圖源：香格里拉高山植物園

與方曄不同，周嘉鼎負責的云龍天池修復項目充滿了社區色彩。因森林大火摧毀了鄰近滇金絲猴的棲息地，周嘉鼎與同事需要想辦法種植更多云南松、華山松和其他闊葉樹以恢復猴群的生存環境，讓他們未來能有更大的活動范圍。

因人力有限，項目便邀請村民一起參與——育苗、種植、養護、巡護，每個環節都有人加入，“村民在過程中還能得到補貼，帶動了當地收入的增長，這很重要”。

但更重要的是，村民們慢慢開始覺得，這片山也和他們的生活息息相關。周嘉鼎記得，有村民曾對他說：“以前我們砍柴上山，現在是栽樹進山，干的事不一樣了。”這些樸實的言語，比任何數據都更能說明森林修復的意義——人與自然的關系轉變了。

周嘉鼎還經常組織志愿者活動，其中既有白領也有學生，在山上體驗一天后不僅能學習到森林修復的知識，重要的是更加認同森林保護的理念。“現在滇金絲猴的數量正在穩步增長，雖然不確定它們是否回到了原來的棲息地，但鳥類和獸類已經明顯多了起來，生態在往好的方向走，”周嘉鼎說。

云龍天池多重效益森林恢復項目：火燒跡地五年前后對比，植被恢復成效明顯
圖源：山水自然保護中心

然而這條路并不輕松，方曄和周嘉鼎都一再提到，修復是人和自然不斷博弈的過程。

自然的阻力是最直觀的。比如高海拔環境極端，種子要經過低溫、春化等復雜過程才能發芽，很多苗木成活率極低；人為的干擾同樣嚴峻，一些大型工程常常造成山體大面積破壞，哪怕后續做了修復措施，也很難真正恢復原貌；而盜伐、盜挖、偷獵在偏遠地區依舊存在，“我們做修復有時候就像賽跑，”方曄說道。

資金問題也很重要。作為社會組織，周嘉鼎所在的機構要不斷尋找資金來源——企業CSR部門、外部基金會，或者政府的采購項目等渠道。有些企業因為礦山、風電項目造成森林擾動，會支付一定費用；還有一些大公司會投資碳中和項目。

“但資金來源渠道仍然較少，愿意支持的大企業其援助資金體量也很小，”周嘉鼎說：“一方面資金是緊張的，另一方面如何把這些資金花好、花得令各方滿意，這些其實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我們的工作。”

而在森林修復這一核心命題上，周嘉鼎認為目前中國的森林修復的質量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很多基層的林場主要以恢復面積和覆蓋率、蓄積量為指標，只要種了樹、沒火災，工作也就差不多了，但單一樹種的種植其生態功能十分有限，”周嘉鼎說道：“但林場其實也缺資金，或者說沒有條件去對已有的森林進行改造、提升，這是需要被重視的。”

北京大學保護生態學課題組華方圓持有同樣的觀點：“過去幾十年我國森林面積覆蓋率從不到10%恢復到了25%左右，面積的增長本身是一個很大的成就，但也有一點不容忽視，即森林生態系統的質量有待長足提高。”

作為人類生存的依賴

森林生態系統的質量為何重要？華方圓認為，森林修復對于生物多樣性保護有著重要的支撐作用。

在她看來，目前國內森林大致可以被分為人工林、退化或幼齡的天然林、狀態完好成熟的原始林三大類。從覆蓋面積上看，真正意義上成熟的原始林已經非常有限了，大面積集中在藏東南地區及西南高海拔山地。

面積不在少數的是人工栽種的人工林，人工林的樹種組成簡單、植被結構單一，從生物環境角度看，其生態系統內的各類食物資源種類也相對較少，導致其能夠支撐的生物多樣性數量和種類都很有限。類似的情況也在退化或幼齡的天然林中發生，生態環境的改變導致當地生物發生了“置換”現象，瀕危、敏感物種被淘汰，而耐干擾物種占優勢。

“對環境條件敏感的物種、依賴原始林的物種，在整個森林退化的進程中會受到負面的影響，盡管生態系統內可能有那么一套看起來還挺熱鬧的一套群落，但是群落的組成已經發生置換了，被淘汰的物種往往是保護關注度/瀕危等級較高的物種，”華方圓分析道：“不管是人工林還是部分退化的天然林，其生物多樣性的量和能夠提供的生態系統服務的能力相較于原始林都較低，而為了保護生物多樣性，森林修復工作的意義重大。”

一個關鍵問題是，為什么要保護生物多樣性？更普適性的答案是，每個物種都有生活在地球上的權利，人類并不是“造物主”，沒有權利干擾甚至抹殺其他物種，保護生物多樣性是對生命的尊重。

華方圓還提供了另一個基于“共存”視角的答案。去年《科學》期刊發布了一篇極具影響力的文章，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家Eyal Frank發現，在白鼻綜合征（該疾病導致蝙蝠冬眠時鼻腔長出白色菌絲，破壞其生理機能，平均死亡率超過70%）導致蝙蝠大量死亡后，農民因害蟲失控被迫增購農藥。

文章數據顯示，受白鼻綜合征影響的地區嬰兒死亡率（非事故/謀殺）上升了7.9%。“這是一個非常現實的例子，說明了生態系統為人類提供服務的巨大價值，以及為代償這一服務可能給人類帶來的代價，”華方圓說道。

除了生物多樣性以外，森林修復工作也會直接推動森林固碳量增加，這與氣候變化議題直接相關。此前，聯合國曾發布報告指出，如果要讓全球氣溫升高的幅度控制在2攝氏度以內的幾率達到66%，那么到2030年，全球每年須避免或吸收150億噸的排放量；而基于森林的解決方案就可為此提供重要的減緩潛力，由其貢獻的固碳量到2030年每年或可達到40億噸。

報告強調，通過制止森林喪失和退化的行動，以及可持續的森林管理、養護和恢復措施，可以提供具有成本效益的氣候減緩，進而有助于規避氣候災難。

聯合國環境署生態司司長蘇珊·加德納（Susan Gardner）曾表示，“《巴黎協定》和可持續發展目標能否實現取決于森林。環境署的《排放差距報告》再次提醒我們，時間窗口正在關閉，我們急需為以森林為基礎的減緩措施加大行動與投入，以實現到2025年每年由森林固碳十億噸的目標，從而規避災難性的氣候變化。”

總結而言，森林修復對于生物多樣性保護、氣候變化、水土流失等議題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森林生態系統能夠為人類提供相當多關鍵的生態系統服務，“包括但不限于氧氣的生成釋放、空氣的凈化、水源的涵養等等，”華方圓說道：“對山洪、滑坡等自然災害風險的減緩，也極大地依賴于對山地森林生態系統的保護。”

修復還需多方協同

今年年中，綠色和平聯合北京大學、云南省林業和草原科學院發布的《森林修復相關技術體系覆蓋度分析——基于云南省提高森林質量、實現多重效益的實踐需求》報告指出，人工造林、退化林修復、封山育林等措施是提高森林質量的主要手段，其中修復技術至關重要。

“因此，森林修復的起點不同，面臨的基礎條件和問題也就各異。同時，技術是森林修復的核心支撐，不同的修復技術具有各自的特點和適用范圍。分析現有技術標準體系中所涵蓋的技術，可以了解其技術儲備的豐富程度和先進性，以及是否與實際修復需求相匹配，修復工作需要根據具體情況進行相應調整，”綠色和平項目組潘文婧說道。

在技術之外，華方圓認為一些關鍵議題還需要相關政策的回應。在綠色和平聯合北京大學發布的報告《協同實現森林修復的多重效益——中國政策法規體系的現狀與挑戰》中，華方圓作為報告作者指出：2012 年開始中國生態文明建設的國家戰略啟動并不斷深化，這一進程為森林修復政策的多元化和系統化提供了頂層設計動力。

但通過對過去十年間相關政策文件的梳理，報告發現政策覆蓋存在明顯不均衡：廣義生態內容和林產品供給效益受到高度關注，分別覆蓋67%和42%的文件，而精神文化支持效益則長期被忽視。更值得注意的是，一些關鍵需求如“避免有害林相置換”和“非森林生態系統置換”在政策中幾乎未被提及，可能對修復成效產生深遠影響。

覆蓋各類森林效益的文件數量累計演變趨勢

圖源：《協同實現森林修復的多重效益——中國政策法規體系的現狀與挑戰》報告

而在周嘉鼎看來，森林修復工作要想能長期持續，需要在森林生態系統經營和質量提升層面有完善的資金機制，以及技術人員的培養渠道。

“現在科研人才缺乏，還需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鼓勵更多的人從事林業相關工作，提高收入待遇等等，”周嘉鼎向虎嗅ESG組表示：“公眾層面則通過廣泛宣傳，讓大家認識到森林保護的重要性，力所能及地做點個人貢獻。”

回溯歷史，中國的森林保護政策在“禁伐”方面取得了顯著成效，但這也帶來新的困境。大量人工林分布在公益林和保護地之中，這些森林的生態質量有限，卻因嚴格禁伐政策而無法進行改造。

“能看到政策總體的初衷都是好的，我們也投入了非常多的政策的關注和資源在里面，但一些關鍵議題（如生物多樣性）中的某些方面需要被回應，”華方圓說道。

“如果要想做森林的精細化管理，有些規定是需要改動的，但問題在于當政策松綁后，配套的機制怎么設計？什么情況下可以審批？如何保證這一機制不被濫用？政策該怎么表達？這些都是需要探討的問題，”華方圓說道。

華方圓認為，森林修復的推進不能僅靠生態學家或林業部門，它還需要跨學科與多方合作。除了在科學研究方面提供數據支撐與方法論，確保修復路徑科學合理，在政策與法律層面也要確保修復舉措能夠嵌入制度，形成可操作性強的治理框架。同時，在經濟學與金融方面探索生態補償、綠色金融等機制，為修復提供資金支持。此外，如何將生態修復產業化，且讓當地居民成為受益者，也是修復成功的關鍵。

最重要的一點是，森林修復永遠不能成為“免責金牌”。修復得到的森林在狀況和功能上往往遠不及原始林，且需要漫長時間和巨大成本。真正的愿景應是，優先保護現有的原始森林與高質量天然林，避免破壞勝于事后修復。將修復視為不得已的補救措施，而非替代保護的借口。

方曄還記得，第一次在荒坡上看見自己撒下的種子發芽時，心里涌起的不是喜悅，而是一種踏實感。幾年后，那片荒坡已經變得綠意盎然，“那時獲得的成就感是無法形容的。”

“森林修復，其實也是做人的工作，”周嘉鼎說。他相信，當越來越多人被修復的過程觸動，被一片荒坡到生機盎然的畫面打動，就會有人愿意投入其中。“而修復不能孤立，它要和碳匯、氣候變化結合，要和當地社區的傳統智慧結合，要和公眾教育結合。”

無疑，森林修復在當下的確存在一定困難，但微小的改變正在發生，且在不斷積累成未來的希望。

本文來自虎嗅，原文鏈接：https://www.huxiu.com/article/4759941.html?f=wyxw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