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nóng)民工安三山：《我的母親》和一場突如其來的“看見”

“墳頭上的草青了又黃，黃了又青，就像我的念想一樣，一年年總也斷不了。”他寫下這句最為人傳誦的文字。

文丨新京報記者叢之翔

編輯丨楊海

校對丨劉軍

?本文6130字閱讀10分鐘

在安三山的世界里，1000元很具體：在逼近40℃的日頭天站三天，搬2萬塊磚，鏟好幾噸重的沙子和水泥。

所以，當聽到坐在空調(diào)房里，寫一篇作文就可以拿到這個數(shù)時，他沒有絲毫猶豫，“一輩子都沒碰到過這種好事。”

這是一個博主發(fā)起的街頭挑戰(zhàn)，安三山不懂這些，只覺得劃算。不到一個半小時，他就寫好了那篇800多字的作文《我的母親》，握著千元現(xiàn)金滿意離開。那時，他完全沒想過故事的后續(xù)——作文被傳到網(wǎng)上，“看哭了”無數(shù)網(wǎng)友，一夜之間抖音、快手上全是他，還上了大大小小的新聞媒體。

安三山偶遇街頭挑戰(zhàn)。 圖/短視頻平臺截圖

那句“墳頭上的草青了又黃，黃了又青，就像我的念想一樣，一年年總也斷不了”被反復品讀，有人建議把作文納入中小學課本。網(wǎng)上冒出不少素未謀面的“兒女”，逐字拆解他的寫作技巧。也有人一本正經(jīng)地分析，試圖證明作文不是他寫的。

安三山不玩網(wǎng)絡，對這些反應遲鈍。后來作文登上了報紙，村里不識字的老農(nóng)都聽孩子念過。一撥又一撥的人登門拜訪，有大老板，也有出版社的編輯。他不知如何應對，只能不斷重復：“我就是個農(nóng)民。”

與網(wǎng)絡上的熱鬧相比，太原火車站對面的馬路沿上要安靜得多。之前和安三山一起趴活的工友們，仍然會天不亮就聚集在此。提到安三山，他們才意識到，有幾天沒見到那個“不愛說話的小老頭”。在這里，最近火遍全網(wǎng)的事實，就像發(fā)生在另一個時空，工友們大多沒有聽說過。

“啥？他還能寫作文？”一位工友先瞪大眼睛，又撇了撇嘴說。

他們也沒空琢磨。挑人的工頭要來了，這是決定一天生計著落的關鍵時刻。沒人在意，安三山正在以一種大家從未想過的方式，被外界“看見”。

土墻

從太原一路向西，經(jīng)杜兒坪進入西山，車子轉過幾個陡峭的發(fā)卡彎，再向上不斷爬升到山頂附近，安三山家就到了。

原本不到一小時的車程，安三山每次都要用將近一天。帶上干糧從太原火車站出發(fā)，倒兩趟公交車后，再在半道攔上山的順路車，這樣全程只花四塊錢。

安三山家在村子東南角。在成排的磚墻和鐵門里，只有安家的院墻由泥巴和石塊壘成，木棍綁在一起就是門。透過木棍間能塞進西瓜的縫隙，院內(nèi)一覽無余：三分地里種著西紅柿、豆角和茄子。半米高的臺階上，是一新一舊兩棟平房。

平日，除了雞鳴鵝叫，村里人最常聽到的，是三輪車偶爾駛過路面的摩擦聲。但一個月前，這條柏油路兩邊停滿了車，一度堵得“邁不開腿”，全是來看“作文大爺”的。村里院墻下拉呱的老漢見到外人，不等對方張口，就朝著安三山家指去。

安三山住在太原西山靠近山頂?shù)囊粋€村子，旅游公路穿村而過。新京報記者 叢之翔 攝

那幾天，安三山小院里外擠滿了人，家里杯子不夠，罐頭瓶都臨時派上了用場。圍觀者舉著手機，拉近焦距，試圖在他身上找到一些獨特之處，但大多失望而歸——安三山太普通了，甚至有些不起眼。

他不高，身材精瘦，長一截的大號T恤讓他顯得更加瘦小；他也不像視頻里那樣白，皮膚黑黃，臉上皺紋就像西北的山，溝壑分明；那雙寫出《我的母親》的手也和別的農(nóng)民工沒什么兩樣，指節(jié)粗大，因為被砸傷太多次，一根小指朝外翻著。他掌心的繭子厚，能拿得住裝滿開水的罐頭瓶。

如果非要在他身上找出不同，迷彩褲下那雙黑得锃亮、樣式過時的皮鞋算是一個。安三山每天都閑不住，但這雙鞋顯然不適合勞動。

走紅后，安三山有時會穿上洗得發(fā)亮的白體恤，踩一雙嶄新的黑皮鞋迎接客人，下身仍是不變的迷彩勞保褲。圖/短視頻平臺截圖

坐在鏡頭前，安三山咧嘴一笑，露出兩排被煙熏黃的牙齒，然后用方言一板一眼地自我介紹。他不是個健談的人，提問在沉默和簡單的回答中交替進行。關于作文是怎么構思的，母親是一個什么樣的人，他欣然作答。也有令他不快的“題外話”，母親怎么去世的，埋在哪，家里人都是做什么的，他沉默以對。

來訪者很快發(fā)現(xiàn)，安三山不是那種在鏡頭前事事配合的老漢。他謹慎地表達，帶著很強的邊界感。外人“在村里到處問”的做法讓他生厭，“我家的事就問我不行嗎？”

事實上，幾乎每個到訪者都曾被他拒絕過，他不斷強調(diào)農(nóng)民的本分，把自己與外界隔絕，“不想風風火火。”但不請自來者出現(xiàn)在他家門口時，也會受到客氣對待。就像家里那扇門，他的世界也留有縫隙。作文火了之后，他總讓兒子幫忙點開抖音的評論區(qū)，戴著老花鏡一條條翻閱。

安三山聲稱專看“不好的”，但質(zhì)疑、猜測的留言又會讓他窩火。他不喜歡評論里夸他“像作家”的說法，那些評價《我的母親》文字干凈、情感真摯倒是能讓他微微點頭。

他抓起個兒子不要的本本，打算專門抄評論，并在扉頁上記下了第一條：“知識分子的知識，應該用于理解和幫助，而非揣測和計算。”右下角，是評論者的昵稱。

也有來訪者說，他戴上老花鏡時，像個知識分子。安三山對此反應激烈，仿佛這個詞本身就是一種羞恥。

那個最常聽到的問題也令他惱火：有沒有想過，通過讀書和寫作改善生活？

“那是瞎想、幻想、白日夢。”他眉間的川字紋擰在一起，“不吃苦，不受罪，還能改善生活了？”

沉默

在太原火車站對面馬路邊的日結工里，安三山幾乎是最能吃苦的一個。

對他來說，生活從來都是一道必須精打細算的算術題。三百塊，是他給自己定下的日薪目標，意味著要搶最苦最累的活兒。

他做小工，給砌墻的大工遞磚和灰（水泥）。干這活兒要快，保證腳手架上不能斷料。腳手架比他高一頭，每次發(fā)力腳尖要緊繃撐地。這活兒給年輕后生干，都要吃不消。砌墻的磚要提前灑水，一塊三斤重，干一會兒汗就啪啪往下滴。一天下來，人累得躺在床上翻不了身。

他清楚，只有這個活兒，才能讓他在支付完10塊的床鋪費、8塊的飯錢后，有更多結余。這些收入是通往另一個目標的唯一路徑：三個大學生的學費和生活費。

這筆堪稱龐大的支出，像一道韁繩，把他拴在這片塵土飛揚的勞務市場。它解釋了安三山所有的選擇：為什么只點土豆絲蓋飯，為什么把沒開封的礦泉水攢起來賣回給小店。為什么干完300塊的活兒，如果第二天能爬起來，他還想再干一天三百的。在他的人生算式里，任何無法快速折現(xiàn)的事物，都是多余的。

每天四五點鐘，太原火車站對面的勞務市場擠滿務工者，交談著當天哪里有活兒可干。新京報記者 叢之翔 攝

就像在10塊錢一晚的地下室里，潮濕陰冷，空氣里混著體味、煙味和霉味。老板偶爾查房，曾撞見過他不一樣的時刻——“他開門戴著老花鏡，手里拿著一本一指厚的書看。”但那畫面短暫得像幻覺。

作文火了后，很多人說他像《平凡的世界》里的孫少平。安三山也在下雨天沒法出工時，到新華書店看過這部小說，但只是翻翻，“沒看幾頁，因為沒時間。”

他不是沒有過別的可能。1978年，他是鄭家莊村少數(shù)能念到高中的年輕人。那是恢復高考的第二年，畢業(yè)時他和同學抱頭痛哭，一起唱歌、在山坡上合影，徒步到縣城的公園游玩。后來，他離大學差了二十分。校長和老師不止一次挽留他任教，他都因為家里缺勞動力，還有薪水微薄拒絕。

錄取通知書沒等來，卻等來了征兵的消息。他順利通過體檢，分到了青海天峻縣的鐵道兵部隊。在連隊，他仍然是“高材生”。1981年，義務兵役將滿，他又一次被挽留。但他再次選擇了離開——聽說“復員回地方好找工作”。

次年，他終于得償所愿，到古交的一個機械化磚廠當工人。他干的是唯一要上手的活兒——出磚，把滾燙的紅磚從軌道車上卸下，每天干9個小時。

原本他一直干下去，如今早已是退休工人的身份，但沒過幾年他就生了場大病，臥床兩年，命運再次轉向。身體康復了，他也被徹底釘回了農(nóng)民原本的身份。那條想象中的、通往“公家人”的狹窄通道，在他眼前徹底關閉了。

“情況就是那個情況，你后悔也不頂用。”他后來說起這些，臉上沒什么表情。希望破滅之后，成了他嘴里的“瞎想”。

他沒能成為孫少平，半輩子的經(jīng)歷早讓他學會了認命，對待世界，他回以深深的沉默。

那些被壓癟的表達欲，也掙扎過，只是都悄無聲息地敗下陣來。病倒的兩年，身體被困在炕上，他翻來覆去地看那幾本僅有的書，在一個筆記本上，抄下能觸動他的字句。偶爾精神好時，寫寫日記。“我認為語言的能力超越一切，它勝過了金錢、力氣、權力，這一切一切都需要語言穿過。”“星星向往月亮，我在尋覓知音。”筆跡時而工整，時而潦草。

但生存的力氣回來時，這點精神上的喘息就顯得多余。那本日記，連同那段試圖與自己對話的脆弱時光，迅速顯得“不切實際”。

上個月，或者更早，他記不清了，在又一次整理少得可憐的家當時，他把日記本和一堆舊報紙、廢紙殼一起賣了廢品。“不是要緊的事情。”他這樣定義它。過秤，算錢，幾元而已。當年看過的書，如今“糊了窗戶和柜子”，那是它僅剩的價值。

沒有儀式，甚至沒有一絲波瀾，就像隨手撣掉身上的一粒灰塵。他賣掉的，是一部分無用的、過于沉重的自己。他不再是那個病中抄詩的年輕人，只是太原火車站路邊，一個等著一天300塊活計的老漢。

作文火了后，一位北京的出版社編輯前來拜訪。幾杯熱茶下肚，對方向他提出一個概念：“在農(nóng)村，能識文斷字，有一些文化和見識往往會被稱為知識分子。但如果自己沒有掙大錢的能力，還保持著知識分子的某些特征，那他們就會成為被嘲笑的對象，甚至在農(nóng)村，在家族里都沒什么地位。他們內(nèi)心總是不被理解的，向內(nèi)求，與自己達成和解，理解并原諒這個世界，是他們生存的一個重要選擇。”

“這段話形容你，合適嗎？”對方試探性地問。

安三山點頭回應。

母親

大部分時候，安三山的表達，只存在于他那用土墻筑成的堡壘里。

他喜歡給家里的各種物件題字。房前架電線和自來水管的木棍上，貼著毛筆字寫的“生活之源”。原本那是“生命之源”，他斟酌后，覺得“生活的內(nèi)涵比生命更大”，于是換掉。

水井的擋蓋上曾寫過“井水長流”“井泉長流”，但都不如現(xiàn)在的“細水長流”，“細水長流不僅形容水，也形容生活嘛。”

有時他坐在臺階上，飛機從頭頂劃過，家在山頂他能看清飛機的顏色。他琢磨著，坐在飛機里的都是什么人呢，它是從哪飛來，又要飛去哪里啊。

他喜歡留意細節(jié)，有時大清早會突然指著院子里的一株草，讓孩子用手機搜搜，然后記下名字。

“用心記在腦子里。”被問到是不是有隨手記的習慣，他擺擺手，“哪還能經(jīng)常拿個本？那就不是勞動人民了。還用拿筆？那成了啥了。”

安三山家的老屋，墻上貼著他寫的毛筆字。新京報記者 叢之翔 攝

直到6月29日這天，因為無法拒絕的1000元，他才在家之外的地方拿起了本和筆，那些埋在心底的柔軟細節(jié)，終于找到了出口。

那是一場巧遇。前一天，他干了回300塊的活兒，晚上睡得很差，“那天活太重，把人干翻了。”

次日他一睜眼，已經(jīng)五點四十。平常這時候，他早就吃完早餐，坐上去工地的車了，根本見不著那兩個女孩。

她們正在做一個街頭挑戰(zhàn)：路人可以選擇直接拿走100元，或者嘗試寫一篇作文贏取1000元。前面四五個工友都選了100元現(xiàn)金，安三山?jīng)]作聲，他另有打算。

“我念過高中，有高中畢業(yè)證書。”他湊上前告訴女孩，決定“挑戰(zhàn)一下”。

紙盒子遞到眼前，他伸手在一堆折疊的紙條里摸索，捻出一張，展開——“我的母親”。

視頻里，拿到這個題目時，這個66歲老人臉上看不出任何表情波動，但他在作文開頭寫下：“重溫母親的回憶，我思緒萬千。”

寫作在附近的一家空無一人的餐館里進行，女孩為他準備了一杯冷飲，奉上紙筆。安三山從隨身帶的紅布袋里掏出老花鏡戴上，沒有搭框架，也沒有打草稿，文字像是從筆尖流淌出來一樣。

某種程度上，母親從未真正離開。

他寫“天不亮就起，摸著黑才歇”的母親，寫她洗得發(fā)白、補丁疊著補丁的衣裳。太原火車站對面的勞務市場上，他也是每天去得最早的那個，工友記得這個“一年四季都在穿勞保迷彩服”的老頭，袖口已經(jīng)磨破開線，但領子總是干凈整潔的。

他寫家里“那口燒柴火的大鐵鍋，死沉死沉”，但母親瘦小的身子總能穩(wěn)穩(wěn)端起來。有那么一兩次，他在工地上累得抬不起磚時，母親抬大鐵鍋的身影真的就出現(xiàn)在眼前，他咬緊牙，又擠出些力氣——母親教會了他“骨子里的硬氣和對家的擔當”，“我得把您撐起來的這個家，接著撐下去，撐穩(wěn)當。”

他寫母親“心善，能容人，跟鄰里沒紅過臉。”在工地，安三山因為個子矮，被工友叫“武大郎”，但他總是笑笑。給大工鏟水泥時，他總會留意不要濺到別人身上。

母親曾是他最大的依靠。8個孩子里，只有他和二哥上學，一個鉛筆掰成兩半用。家里供不起后，母親做主讓二哥回家，他回到了學校。

六一時，母親借錢買來白布，踩一整夜縫紉機為他趕制白襯衫。晚上，他點著煤油燈看書，兩個鼻孔熏成黑色，睡醒后，母親已經(jīng)為他擦去。米少得只能熬湯時，母親總會悄悄給他留一碗稠的。

生病的那兩年，母親整天圍在床前照顧他，給他包最香的餃子，攙著他在院子里散心。自己病好了，母親卻累倒。母親50歲出頭就走了，留給了他這輩子最難以釋懷的遺憾。

“墳頭上的草青了又黃，黃了又青，就像我的念想一樣，一年年總也斷不了。”他寫下這句最為人傳誦的文字。

文章最后，“母親”換成了“媽媽”，這個壓在心底30多年的稱呼，終于沖破了沉默。

作文完成，安三山收起現(xiàn)金，抓起他的紅布袋，簡單答謝后離開餐廳。他快步走向街頭，匯入人群，又成了一個只擅長體力活兒的農(nóng)民工。

最后的縫隙

作文寫好后兩周，博主把視頻傳到網(wǎng)上，瞬間炸開。到8月30日，已經(jīng)有超過900萬次點贊、30多萬評論。

安三山得到的，除了那實實在在的1000塊，從附近市場買了十幾斤豬肉帶回家，還有受媒體的邀請生平第一次去了北京，似乎再沒有別的。

有人建議他開直播，繼續(xù)寫文章。他說：“我就是個受苦人。”他用大衣哥舉例子：“被人家在村里又圍又堵又弄，那叫生活了？我寧愿不要那個錢財。”妻子也有顧慮，見到有人拍照就阻攔：“不要拍。要是發(fā)出去，我兒子以后怎么娶媳婦。”

網(wǎng)絡上的熱鬧漸漸平息后，他脫下那件大號T恤和皮鞋，又換上迷彩服，還有兒子穿剩下來的球鞋。早晨五點，他站在院子里打量老屋的墻面，開始和水泥。

他從那棟舊房子進進出出，和兒子往外搬雜物。出汗了，他就敞開懷，肋骨在皮膚下清晰顯現(xiàn)。干癟的肚皮下面，一條紅繩穿過褲子，權當腰帶。

修整老房子的想法早就有了。他想給墻抹層灰，裝個吊頂，地面鋪上水泥。這樣等親戚來時，家里也有住的地方。“房子是人的頭臉”，他受了大半輩子苦，也想證明自己“算是活出來了”。

如今，兩個女兒找了工作，小兒子課余時兼職，能自己還助學貸。經(jīng)濟壓力稍減，他立刻行動起來。

在兒子的記憶里，父親總是催家人“快點”，趕著工期，追著生活的節(jié)奏。此刻的安三山卻細致地打磨著墻面，這次兒子當小工，他當大工。墻抹得不順利，灰漿一直往下掉。一天下來，只完成了幾平方米。

安三山坐在角落抽煙，“不服氣。”他看別人干過無數(shù)次，真自己上手，卻“干得自己都看不過去”。

他有一套自己的標準：墻要修得平整，說話要恰當，形象要干凈。更重要的是農(nóng)民要守本分，勞動是美德，沉默是金。

在這個院子里，子女也繼承了他的沉默。面對來者的提問，他們總會瞥向父親，客氣地擺手婉拒。

大部分時間，院子里只有安三山劈磚發(fā)出的聲響。老房年久失修，墻上出現(xiàn)十多個缺口，抹灰前，要先用磚補平。他舉起斧子把磚敲打成想要的形狀，塞進縫隙。

最后一塊磚補完時，裂口消失在灰漿與磚石中，墻面完整如初，再難窺見內(nèi)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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