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挺為何只得到蔣介石批準就槍斃高敬亭？高敬亭臨死前說了什么？

1939年5月初，新四軍軍長葉挺決定渡過長江，親赴江北第4支隊駐地處理司令員高敬亭的問題。他感到高的問題已非解決不可，但當時并未打算將其槍殺。

然而，僅一個多月后，葉挺的態度發生劇變。6月24日，他在安徽青龍場下令槍決高敬亭，這一錯誤決定釀成悲劇。

高敬亭的命運，既是個人的悲劇，也與復雜的歷史背景、黨內矛盾以及國共關系的緊張局勢密不可分。他的故事是一段關于忠誠、誤解與犧牲的沉重篇章，令人扼腕嘆息，值得細細回味。

高敬亭是紅28軍的靈魂人物，一位在革命戰火中錘煉出的堅韌指揮官。從1935年至1938年，他在鄂豫皖（湖北、河南、安徽）地區領導紅28軍，頑強堅持游擊戰爭。面對蔣介石十數萬大軍的輪番“清剿”，敵人手段殘酷，圍剿規模空前，高敬亭幾乎以一己之力支撐起紅28軍及地方工作的重擔。他無數次在生死邊緣徘徊，熬過漫漫長夜，化解危機，保全了部隊的戰斗力。

在極端惡劣的環境下，高敬亭展現了非凡的領導力。他不僅要應對敵人的軍事壓力，還要處理地方群眾的生存問題，組織糧食、武器和情報工作。每一次敵人的“清剿”，都伴隨著燒殺搶掠，紅28軍常常陷入彈盡糧絕的絕境。高敬亭卻總能找到辦法，帶領部隊突圍，保存實力。

他善于利用地形，熟悉敵情，靈活指揮，使紅28軍成為敵人心中的一根刺。他的名字在敵后根據地家喻戶曉，蔣介石甚至懸賞十萬大洋求其首級，但高敬亭始終屹立不倒，成為革命者的傳奇。

高敬亭的領導風格果斷而靈活。他熟悉鄂豫皖的地形地貌，深諳敵軍的戰術，能夠在危急時刻迅速做出決策，帶領部隊化險為夷。他的指揮不僅保住了紅28軍的生存，還為當地群眾提供了庇護。他組織地方武裝，發動群眾，建立情報網絡，使紅28軍成為根據地的核心力量。他的每一次勝利，都是對敵人沉重的打擊，也為革命事業保留了寶貴的火種。

在七里坪整訓期間，紅28軍終于與延安的黨中央取得聯系。這一時刻對高敬亭意義非凡。長期孤軍奮戰的他，終于感受到組織的溫暖和支持。應他的請求，毛澤東從延安先后派出一批干部，旨在加強紅28軍的領導力量。這些干部的到來，讓高敬亭充滿希望。他相信，在黨中央的指引下，紅28軍將迎來新的發展，革命事業將邁上新臺階。

最初，高敬亭與延安來的干部合作愉快，彼此推心置腹，肝膽相照。他們一起討論部隊的整編、訓練和作戰計劃，分享對未來的憧憬。延安干部帶來了中央的政策和理論指導，高敬亭則分享了敵后斗爭的實戰經驗。雙方互補長短，形成了短暫的默契。這段“黃金時光”讓高敬亭感到前所未有的踏實，他仿佛看到了紅28軍在抗戰中大放異彩的未來。

延安干部的到來，不僅帶來了組織的支持，也為部隊注入了新的活力。高敬亭對黨中央的領導充滿信任，愿意在中央的指導下調整部隊的戰略方向。

然而，理想與現實的碰撞很快打破了這份和諧。高敬亭與延安干部的革命經歷截然不同：高敬亭長期在敵后堅持游擊戰，面對的是險惡的生存環境和瞬息萬變的戰場。他的決策往往基于實戰經驗，講究靈活性和果斷性。

而延安干部則在相對穩定的環境中接受系統的理論培訓，習慣于紀律嚴明的組織生活，強調中央的統一領導。雙方的思想觀念、工作方法乃至生活習慣都存在顯著差異，這些差異逐漸演化為心理上的隔閡，進而引發了矛盾。

延安干部對高敬亭的領導風格深感不適。他們認為高敬亭獨斷專行，聽不進不同意見，行事帶有濃厚的“封建家長式”色彩，甚至表現出“軍閥主義”傾向。他們批評他過于強調個人權威，缺乏對中央政策的充分執行，特別是在東進抗日的戰略上顯得消極。

高敬亭則對延安干部的作風頗有微詞：他覺得這些同志高高在上，動輒以中央的名義發號施令，卻不了解鄂豫皖地區的實際情況，缺乏對地方工作的尊重。他們習慣于用延安的模式套用地方事務，忽視了高敬亭和紅28軍在長期孤立斗爭中形成的獨特經驗。

雙方的分歧從工作方法延伸到個人信任。延安干部認為高敬亭有“獨立王國”思想，試圖在鄂豫皖地區建立個人勢力；高敬亭則覺得延安干部處處掣肘，試圖削弱他的權威。雙方在溝通中漸生嫌隙，互不信任。

矛盾的積累，讓原本的合作關系變得脆弱。高敬亭一方面真心希望中央代表能提供具體指導，另一方面又擔憂自己的權威受到挑戰。他既渴望組織的支持，又對延安干部的作風感到不適，這種矛盾心理讓他在與中央代表相處時左右為難。

毛澤東曾明確指示延安干部要尊重高敬亭的貢獻，團結他、幫助他改正錯誤，并高度評價紅28軍在鄂豫皖地區的犧牲與貢獻。他特別叮囑：“不要一切都拿延安的樣式去套他們，他們長期與中央失去聯系，難免有各種具體情況和問題。”“要很好地團結他們，共同推動抗戰。”

然而，延安干部并未完全領會毛澤東的意圖。他們不僅未能與高敬亭有效溝通，反而頻頻向中共長江局告狀，列舉高敬亭的種種“問題”：有“獨立王國”思想、個人野心，排斥中央派來的干部，不愿東進抗日，甚至同情張國燾、搞肅反殺人。

這些報告將高敬亭塑造成一個不服從中央、桀驁不馴的形象，為后來的悲劇埋下伏筆。

1938年初春，高敬亭來到武漢，向長江局負責人周恩來傾訴與延安干部的矛盾。他詳細敘述了雙方在工作中的分歧，表達了自己的委屈和困惑。他談到自己多年來在敵后堅持斗爭的艱難，強調紅28軍的貢獻，希望組織能理解他的處境。

周恩來聽后陷入沉思，意識到高敬亭與延安干部的矛盾已非簡單的誤會，而是涉及思想、作風和歷史背景的深層問題。他感到問題的復雜性，決定通過調整4支隊的領導班子來緩解緊張局勢。

當時，4支隊政治部主任肖望東因病需離職，周恩來請示中央另派干部接替。毛澤東接到電報后，決定派原紅25軍參謀長戴季英擔任4支隊政治部主任。

在戴季英出發前，毛澤東與他進行了長時間談話，強調三點：一、高敬亭是有功勞有能力的同志，即便有錯誤，也應尊重他、團結他，幫助他改正；二、紅28軍獨立堅持三年游擊戰爭，對革命貢獻巨大，中央對此高度肯定；三、無論延安干部還是高敬亭，都應將精力放在抗戰上，避免內耗。

戴季英將毛澤東的指示一字不漏記下，并承諾傳達給其他同志。

然而，戴季英與高敬亭的矛盾并非新問題。早在紅25軍時期，兩人就因工作分歧結下嫌隙。戴季英到4支隊后，初期與高敬亭合作尚可，但舊怨未消，矛盾很快重燃。雙方的關系再度緊張，互信進一步削弱。

戴季英試圖按照中央的指示推動部隊的整編和東進計劃，但高敬亭對這些計劃的執行力度有限，雙方在戰略方向上的分歧進一步加劇。

1938年6月底，高敬亭率部與戴季英、林維先等人會合于西蔣沖。當時，巢湖一帶土匪橫行，漢奸武裝助紂為虐，民不聊生。高敬亭果斷決定暫停其他任務，集中力量剿匪安民。在不到十天的時間里，4支隊殲滅土匪和漢奸武裝萬余人，活捉匪首羅大剛，極大穩定了當地局勢，贏得了群眾的擁護。

這一行動展現了高敬亭卓越的軍事指揮能力，也為4支隊在皖中地區樹立了威信。群眾對4支隊的支持更加堅定，高敬亭的聲望也因此進一步提升。

好景不長，一次偶然的機會，高敬亭發現與上級來往的電報內容異常。他懷疑戴季英在背后向長江局告狀，遂召來譯電員詢問。譯電員在高敬亭的威嚴下戰戰兢兢，坦白了戴季英曾向上級報告高敬亭“同情張國燾”“排斥中央干部”等情況。

高敬亭怒不可遏，捏得手指關節咯咯作響。他往日的脾氣火爆，動輒雷霆震怒，但這次他強壓怒火，冷靜下來，心平氣和地對譯電員說：“把最近發往長江局的電報內容都告訴我。”

聽完譯電員的敘述，高敬亭心如刀絞。他終于明白，為何部分延安干部與他貌合神離。憤怒之余，他卻選擇了克制。他拿起電話，接通戴季英，以委婉的語氣旁敲側擊，將此事告知對方，希冀通過溝通化解矛盾。

這一事件讓高敬亭內心充滿苦惱。他一向只抽旱煙袋，此刻卻向參謀要來一包卷煙，一支接一支地抽，煙霧繚繞中，他試圖平復自己的情緒。電報風波不僅加深了他與延安干部的裂痕，也讓他對黨內團結的復雜性有了更深的體會。他開始意識到，中央的支持雖是依靠，但也帶來了新的挑戰。

1938年秋，長江局書記王明在漢口八路軍辦事處召集新四軍各支隊司令員開會，參會者包括陳毅、付秋濤、陶勇和高敬亭。會議在一棟五間的大通房內舉行，中間拉起布簾，外面由服務人員和警衛把守。

王明主持會議，強調“統一戰線高于一切”，傳達蔣介石的指示：4支隊必須撤出大別山，前往安徽敵后，不在大別山留一兵一卒。

高敬亭聽后極為反感。他認為大別山是4支隊的根基，是紅28軍用鮮血和犧牲換來的根據地。撤出會讓部隊失去依托，淪為流寇，甚至有被敵人消滅的危險。他多次試圖發言表達反對意見，卻始終未獲機會。

第二天，他終于抓住機會發言，慷慨陳詞：“中央指示我們向敵后發展，我們也按此部署。但4支隊不能撤出大別山！大別山是我們的家，紅28軍三年的游擊戰證明，丟掉大別山我們將無立足之地。放棄根據地，我們就成了無根之萍，抗戰將難以為繼。”

高敬亭的發言與王明的意見針鋒相對，會議氣氛驟然緊張。王明堅持統一戰線至上的立場，高敬亭則強調根據地的重要性，雙方爭執不下，會議最終因分歧過大提前散場。

高敬亭憤然宣布退出會議，當天下午便離開漢口。臨行前，他向王明敬禮，王明以緊握拳頭的還禮表達不滿，顯示出對高敬亭頂撞和擅自離會的強烈不悅。

回到舒城4支隊駐地后，高敬亭向團、營及地方干部傳達了王明的指示，但他并未盲從。他詳細分析了堅持皖中的六大理由：

一、皖中是4支隊從日寇手中收復的根據地，深受人民擁護；

二、地形險要，屬大別山余脈，進可攻安慶、合肥，退可守八百里大別山；

三、黨組織基礎扎實，地方武裝活躍；

四、群眾有光榮的斗爭傳統；

五、人民生活相對富裕，為部隊提供了物質保障；

六、便于新四軍各部協同作戰，與軍部、李先念部、彭雪楓部等聯成一片，形成大江南北的戰略優勢。

然而，戴季英和8團團長周駿鳴卻將高敬亭的意見電告長江局和新四軍軍部，指責他“輕視中央領袖”“不服從命令”“在干部中進行宗派活動，散布對黨的不滿情緒”。

這些報告進一步加劇了高敬亭與上級的矛盾。

1938年9月，中共中央指示新四軍向皖東敵后發展。新四軍軍部電令4支隊東進，高敬亭派8團前往合肥、全椒、滁縣、定遠一帶，但主力及支隊部仍留皖中。11月，參謀長張云逸親赴舒城西港沖，向高敬亭傳達中央指示，動員他率主力東進。

高敬亭依然堅持皖中戰略，認為放棄根據地得不償失。他詳細分析了皖中的戰略價值，強調根據地是部隊生存和抗戰的基礎。

1938年秋，武漢淪陷后，中共中央召開六屆六中全會，重申全黨獨立自主組織抗日武裝斗爭的方針，強調鞏固華北、發展華中。會議決定撤銷長江局，成立東南局和中原局，劉少奇任中原局書記，負責長江以北、隴海路以南的黨務工作。

1939年初，國民黨加緊“溶共”“限共”“反共”政策，安徽省主席兼21集團軍總司令廖磊污蔑4支隊“游而不擊”“橫行騷擾”，要求其全部東移至淮南鐵路以東、津浦路南段，將皖中根據地拱手讓給國民黨。新四軍領導人項英受王明右傾投降主義路線影響，對國民黨一味遷就，強令4支隊東進。

高敬亭雖不情愿，但在軍部壓力下，于3月底派林維先率支隊司令部和特務營東越淮南鐵路至青龍廠附近，戴季英率政治部前往李家圍子8團駐地。他因口腔出血暫留舒城。

4月，項英發出指示，要求4支隊控制津浦、淮南鐵路，避免提出創建皖東根據地的口號，以免刺激國民黨。他還向中原局和中央反映高敬亭的“問題”。

中原局代理書記朱理治致電中央，提出處理高敬亭的三策：上策是送其赴延安學習或養病；中策是給副職名義，改組4支隊為縱隊；下策是與廖磊協商，撤銷高職。4月24日，中央明確指示：皖東的中心任務是建立抗日根據地，而非單純控制鐵路，批評項英的錯誤主張。

5月3日，葉挺渡江至廬江東湯池，成立江北指揮部，著手處理高敬亭問題。5月5日，江北指揮部正式成立，張云逸兼任指揮。

5月10日，葉挺親赴舒城西港沖，召開為期兩天的軍事會議。會議決定4支隊向皖東發展，限期撤出舒城，計劃在八一節前擴軍至20個團，配合進攻南京，截斷津浦線，并由軍部派50名干部充實4支隊領導，從6月起每月補助2萬元經費。

高敬亭再次陳述留皖中的必要性，強調根據地的重要性，但遭葉挺斷然拒絕。葉挺限令兩周內行動，高以后方醫院轉移困難為由拖延，徹底激怒葉挺。

5月13日，廖磊向葉挺羅列高敬亭的“七大罪狀”，威脅若不嚴辦將影響國共合作。

6月初，高敬亭率教導大隊和后方醫院抵達青龍廠。6月上旬，他在儲家圍子被警衛隊突襲逮捕，警衛員的槍被繳。高敬亭震驚怒問：“你們搞什么鬼把戲？”話音未落，他已被繩索捆綁。

葉挺的副官黃序廷宣布：“你違抗命令，軍部下令逮捕你。”高敬亭要求見葉挺，卻未獲準。

高敬亭被關押后，葉挺召開連以上干部會議批判他。會上，有人控訴高敬亭肅反中的錯誤，痛哭流涕，揭發他錯殺、錯處理多人。

高敬亭拒不認錯，堅稱：“紅28軍艱苦奮斗才有今天，我沒有錯，4支隊沒搞好不能怨我。”鄧子恢氣得拍桌子，高仍不低頭。

在一次斗爭會上，他試圖跳水自殺未遂，隨后被戴上手銬腳鐐，甚至遭私刑毒打，幸被鄧子恢制止。

6月23日，葉挺向蔣介石和中央請示槍決高敬亭。蔣介石迅速批復同意。6月24日，32歲的高敬亭被押至儲家圍子村邊，五花大綁，蓬頭垢面，雙眼布滿血絲。

他懇求葉挺：“4支隊是黨的軍隊，我是黨員，若要殺我，需中央批準。”他提出三點要求：一、保住抗日根據地；二、責任歸于他一人，勿連累其他將士；三、警惕國民黨操控新四軍。

葉挺冷漠回應：“違抗命令、破壞統一戰線的人，上級不會姑息。”

高敬亭絕望地說：“死對共產黨人無所謂，我無罪，就算死，也要死在紅地毯上。”行刑隊舉槍，高敬亭倒下。

十分鐘后，中央電報到達：“速送高敬亭來延安。”但他已長眠于青龍廠的土地。

1943年，毛澤東與周駿鳴談及高敬亭，感嘆若送其赴延安學習，保留大別山根據地，或許更有利于抗戰。劉少奇也認為留在大別山比東進更具戰略價值。

1975年，毛澤東批示高案處理不當，責任或在項英。1977年，解放軍總政治部為高敬亭平反，恢復其名譽。

高敬亭的悲劇，是個人忠誠與時代局限的碰撞。他以生命捍衛信仰，卻倒在自己人的槍口下，留下無盡遺憾。他的故事提醒后人：革命的道路上，團結與理解遠比內耗與誤解更為珍貴。歷史的教訓，值得后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