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手實錄：二十世紀50年代陜西考古現場

檔案架上陳列著20世紀50年代陜西考古發掘現場的第一手記錄

在陜西省文物保護研究院的檔案庫房深處，時光在一列列手搖密集架的格柵之間凝固。當副研究員郭明卿緩緩搖動第6-b排檔案架的手柄，一陣金屬摩擦的輕響劃破寂靜。隨著密集架徐徐分離，一排排編號整齊的檔案盒在燈光下漸次顯露。這些檔案盒里珍藏的，便是二十世紀50年代陜西考古發掘現場的第一手記錄。

建設熱土下埋著文物“富礦”

1953年，新中國的第一個五年計劃拉開序幕，我國進入社會主義建設的高潮時期。作為西北重鎮的陜西，迎來了大規模城鎮化建設和工業化浪潮。當時156項蘇聯援建工程中，陜西獨占25項，其中17項在西安。

作為中國歷史上建都朝代最多的城市，西安在漢唐輝煌時期人口繁盛。“一五”期間，西安主要的城市建設區域（盡管建設規劃時已經避開古都核心區域），也是秦漢隋唐都城遺址、地下歷史遺存極為豐富的地帶。許多大型工廠的建設，例如國棉四廠、國棉五廠、803廠、897廠、第三印染廠、第二發電廠、東方廠、西光廠、秦川廠等，都在這一時期密集建設并投產使用。彼時，大規模基本建設的開展，既對豐富的地下遺存造成了巨大挑戰，也給文物保護工作帶來了新的課題。

當時為妥善解決全國各地大規模的經濟建設與文物保護工作之間的矛盾，國家先后制定了一系列相關政策，力求二者并行不悖。1953年 10月12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下達《關于在基本建設工程中保護歷史及革命文物的指示》稱：“我國文化悠久，歷代人民所創造的文物、建筑遍布全國，其中有很大部分埋藏地下，尚未發掘。這些文物與建筑，不但是研究我國歷史與文化的最可靠的實物例證，也是對廣大人民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的最具體的材料，一旦被毀，即為不可彌補的損失”。《指示》提出施工場地要先期進行勘查鉆探，再行決定施工。更是要求西安、咸陽、洛陽、龍門、安陽、云崗等地區進行基本建設，必須會同中央文化部與中國科學院研究保護、保存或清理的辦法。

為了搶在推土機前保護岌岌可危的文明印記，陜西省迅速響應，成立了“陜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和“西北工程地區文物清理委員會文物勘察清理隊”，緊密配合基本建設。一場與時間賽跑的隨工搶救性考古發掘行動在關中平原上全面展開。

隨后的6年里，數以百計的考古人員投入到各建設工地展開突擊調查，主要涉及西安、咸陽、寶雞、渭南等關中地區，尤以西安市東郊、西郊最為集中。

“當時的隨工考古清理，是新中國成立后西安周邊規模最大的一次集中考古工作。”參與檔案整理的陜西省文物保護研究院副研究員郭明卿介紹，“建設選址時雖已開展鉆探，盡可能避開文物古跡，但由于工程建設推進迅速，考古清理多為被動跟進——往往是在建工程發現墓葬或遺址后，考古人員才匆匆趕赴現場進行清理。時間倉促、人員緊張，任務卻重如泰山。加之新中國成立初期，考古專業人才緊缺，照相機、測量儀器等設備也嚴重匱乏。即便在這樣有限的條件下，文物工作者仍跟進了302處工地，清理發掘了數量龐大的墓葬和遺址，其中對3000余座（處）重要墓葬、遺址進行了細致清理，不僅搶救出大批文物，還形成了5000余袋原始記錄——這便是‘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陜西考古發掘記錄檔案’的由來。”

無塵盒里歸檔整齊的考古資料

這批珍貴檔案主要包括墓葬遺址的清理記錄及相關文函，內容豐富且數量龐大：既有文物清理記錄、出土遺物登記、考古工作日記、階段總結等圖表文字，也有出土墓志、銅鏡、瓦當等文物的拓片，還有墓葬分布、墓葬形制、器物形飾等考古繪圖，以及少量拍攝文物與考古工作場景的黑白照片，另有當時管理工作中形成的匯報、往來文函、電話記錄、用工證券等文件材料。

從遺跡時代來看，這批檔案涵蓋西周、秦、漢、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等多個時期，其中唐代墓葬數量最多，占總發掘量的一半以上，研究價值尤為顯著。它在一定程度上填補了新中國成立初期陜西文物考古工作記錄的空白。

泛黃紙頁里藏著考古記憶

翻開泛黃的紙頁，那些一絲不茍、工整如列兵的鋼筆字記錄著出土文物的類型、編號、墓葬形制等信息。在這批考古資料中，新石器仰韶文化的代表——半坡遺址的發現，堪稱當時陜西最具代表性的考古成果。

1953年春，西安灞橋火力發電廠動工，施工中挖出彩陶，揭開了半坡史前聚落的面紗。在隨后的1954—1957年間，在中國科學院考古所石興邦先生的主持下，考古隊采用大面積揭露方式，發掘了1萬平方米范圍，清理出40多座房屋遺跡、735件石器工具和大量窖穴墓葬。半坡遺址的發掘，開創了中國聚落考古學的先河。其系統性的聚落考古方法，為后來的中國新石器時代研究樹立了標桿。1958年，遺址區域建成了半坡博物館，開創了我國文物遺址建筑大棚保護方式的先河。“半坡遺址前后經歷了五次發掘，從被發現到早期大量的考古發掘，記錄最早都包含在這批資料中。”郭明卿解釋道，“后來因半坡博物館建成及持續研究的需要，才將它們單獨分出保管。”

此外，1953年4月至7月，西北工程地區文物清理工作隊在咸陽北原底張灣機場建設期間，配合清理出15座高等級隋唐墓葬，包括北周的壯歡、獨孤信、獨孤羅家族墓，以及張去奢（其母與唐玄宗之母竇氏為親姊妹）等皇親國戚的墓葬，出土了陶俑、墓志等珍貴文物，部分墓葬中還發現了壁畫痕跡。1954年，這批墓葬的部分出土文物曾入選“全國基本建設工程出土文物展”，赴北京參展。

1954年紡織城建設初期，陜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在西安市東郊浐河東2公里處的郭家灘開展大規模考古發掘，清理了大量西漢至隋唐時期的墓葬，形成了數量頗豐的詳細記錄，為研究中國古代墓葬史提供了豐富資料。此次發掘中，發現了隋朝二品高官、金紫光祿大夫姬威之墓。姬威是隋太子楊勇的信臣，曾任龍泉、敦煌兩郡太守，其墓葬出土了大量珍貴陪葬品，其中多件珍品現藏于陜西歷史博物館并對外展出。

55.035考古工地發掘記錄

另有1955 年，經過整整一年的努力，考古人員在“55.013工地”發現墓葬逾千座，時間跨度從西漢一直延續至近現代。

郭明卿坦言，受客觀條件所限，除部分墓葬發掘資料較為完備外，大多數發掘記錄都比較簡略，文字描述不夠詳盡。其中，僅有極少數墓葬資料在發掘結束后由陜西省文管會人員整理，發表于《文物參考資料》《文物》《考古》等雜志。但這些原始記錄，既是那些已消失遺跡的珍貴信息源，更是陜西歷史博物館、西安碑林博物館相關文物的“身份證明”。值得一提的是，歷經六十余載，這批檔案文獻本身也漸漸具備了文物屬性。

“這批考古資料不僅承載著古代葬制習俗、國家建制、文明文化等寶貴歷史信息，更是西安城建史的重要見證，記錄了城市迅速建立社會主義工業體系的歷史進程。”郭明卿強調，“那些隨工清理日記與行政文函等，還側面反映了20世紀50年代的社會文化經濟狀況以及工農業、制造業的水平，具有很高的社會、歷史與科學研究價值。”

時代特色鮮明的考古日記本

在陜西省文保院的檔案室，郭明卿小心翼翼地從無塵盒里取出一本本泛黃的筆記本。“到這個工地可在西安和平門乘公共汽車到韓森寨南站下車，后再往南步行約一華里就可到。”工作報告中獨具時代特征的開頭，瞬間將人拉回那個年代。“今天早上動工，下午已見墓頂，用工兩個……”翻閱這些工作日記，偶爾會讓人莞爾。

“在多年的整理中，我們常會被日記里展現的考古人的另一面所打動。”郭明卿說，“在那個物資匱乏的年代，他們手里不僅有手鏟鎬頭，心中更懷揣著對生活、對工作的熱愛。有限條件下，那些謄抄工整的匯報和細致的墓葬繪圖，無不彰顯出他們一絲不茍的嚴謹態度，令人由衷嘆服。”

數字化中喚醒沉睡的檔案

作為系統整理這批檔案的骨干，郭明卿已與之“打交道”二十多年，職業生涯中約三分之二的時光都投入了這項工作。自1993年入職陜西省文物保護技術中心（今省文保院前身）起，她便一直深耕檔案管理領域。2012年，在陜西省文物局和省文保院的高度重視下，由該院研究員姜寶蓮主持、她作為業務骨干參與《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陜西考古發掘資料整理研究》正式編纂。這部著作是對其中306座重要墓葬進行了研究性整理，2016年出版后即在考古界引發不小反響，但其蘊含的深厚學術與歷史價值，仍然有待進一步深入挖掘。

郭明卿介紹，1955年2月，西北工程地區文物清理工作隊并入陜西省文管會后，這批考古發掘資料便由陜西省文管會保存，而出土文物則分存兩地：一部分由西安碑林博物館保管，另一部分存放于陜西旬邑縣文物庫房。1991年陜西歷史博物館成立后，除墓志碑石外，碑林博物館與旬邑縣的文物被分次移交至此。1989年陜西省文管會改組為陜西省文物保護技術中心，2010年12月又更名為陜西省文物保護研究院，這批重要的考古發掘資料隨之由省文保院保存至今。六十余年間，多次搬遷轉移，對這批紙質檔案而言無疑是嚴峻的考驗。

這批誕生于“火線搶救”的檔案，因當年任務緊迫，只能“邊形成邊整理”，難以建立系統科學的管理體系。2012年，郭明卿與同事們全面整理這批成包成捆的檔案時發現，受多種因素限制，加之早期紙張和鉛筆、圓珠筆記錄本身存在的缺陷，這些資料已出現紙質發黃變脆、字跡漫漶模糊、照片泛黃帶折痕、拓片起毛破損等諸多問題。“原始記錄經不起過多翻閱，尤其是鉛筆字，辨認起來格外困難。”

檔案的損失，意味著歷史信息鏈的斷裂。面對紙頁的脆弱與利用的困局，數字化成為破題的關鍵。2016年，陜西省文物保護研究院啟動 20世紀50年代珍貴考古檔案資料數據庫建設，以此延續檔案的“生命”。平臺建設不僅重建了案卷目錄，更借助專業設備對資料進行分頁拼接、飽和度對比、去污糾偏等優化處理。

數字化出土物登記表

在郭明卿的辦公室，內間檔案室藏著一盒盒寶貴的原始文獻，外間的電腦上則是一份份清晰的數字檔案。她一邊介紹，一邊在電腦前演示，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截至目前，數字化工程已覆蓋3228座墓葬（遺址），整理掃描文件5300余份、圖片98000幅，20世紀50年代考古檔案數據庫已初步建成。通過數字化手段可以替代并減少對原始檔案的翻檢查閱，從而實現有效保護與科學利用的目的，為沉默的檔案賦予了新生。

2023年1月12日，“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陜西考古發掘記錄檔案”入選第五批《國家檔案文獻遺產名錄》；2024年12月13日，又位列陜西省首批檔案文獻遺產名錄。這批沉睡已久的考古資料，正逐步走進大眾視野。

郭明卿和同事正在整理考古資料 受訪者供圖

如今，郭明卿依然在為這批考古記錄檔案的保護整理辛勤工作著。“這些檔案雖無聲無息，卻蘊藏著諸多故事，它給我帶來了快樂與榮譽，我對它有著特殊的感情。”她說道。若能將這批檔案成冊出版，進而得到更深入的研究和更廣泛的應用，使其內涵價值得以深度挖掘與充分彰顯，在她看來，這就是深入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做好新時代檔案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的具體體現，也是在為加強檔案文獻遺產保護傳承、增強文化自信貢獻一份自己的力量。

當工業化的履帶碾過千年文明積淀的黃土，當考古人以筆尖鐫刻滾燙初心，當文保人將年華封存入無塵盒中，那些泛黃紙頁與服務器里的無聲流光，便一同守護著共和國文物事業的青春史詩。正是這些紙頁間未曾冷卻的溫度，讓文明的根須在鋼筋水泥間得以留存，讓無數后來者能循著微光，辨明來路與去向。

記者 | 梁飛燕 任俊丞（實習生）

（圖文來源于“文物陜西”，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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