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載】我從臺灣來——從事中央文獻翻譯事業的回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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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我從臺灣來

口述人：陳 弘

陳弘，中央文獻日文翻譯家。譯審。臺灣基隆人。抗戰勝利后以臺灣“公費生”入復旦大學學習，新中國成立前夕留在大陸從事革命工作，后來在中國記協、人民日報社、中央編譯局工作，擔任過周恩來、鄧小平同志的日語翻譯。曾任中央編譯局中央文獻翻譯部日文翻譯處處長。2001 年榮獲資深翻譯家榮譽稱號。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參與了《毛澤東選集》《鄧小平文選》等黨和國家領導人著作以及中央文獻的日文翻譯工作。

翻譯《毛澤東選集》日文版的

成功經驗

翻譯《毛選》日文版的工作比較成功，而且大家得到了很多的鍛煉和教育，我總結有以下幾點經驗。

第一，整個《毛選》的翻譯工作是在姜椿芳同志的親自領導下完成的，他坐鎮中央組織部招待所，帶領政治水平比較高、翻譯經驗比較豐富的老同志開展工作。在姜椿芳同志的領導下，《毛選》翻譯工作有計劃、有秩序地開展，每兩周開一次組長聯席會議，那時我們日文組在中國外文局，每次去中央組織部招待所開會的時候，日文組組長康大川有時也帶我去。召開組長聯席會議，可以交流工作經驗，了解工作進度，還有就是討論質疑問題。各個組提出質疑問題，先在組長會議上交換意見和看法，實在解決不了的問題，就報中央質疑解答小組，解決翻譯過程中的疑難問題。據說這個質疑解答小組是中共中央指定田家英主持的，很有權威性。《毛選》翻譯工作與其他中央文獻翻譯比較起來，在翻譯界里具有相當高的評價，享有良好的聲譽，原因在于由黨和國家掌握、配備翻譯干部，而且針對翻譯內容質疑的解答都是最權威的，還組織輔導講座，比如解放戰爭時期“三大戰役”的情況請部隊的同志來介紹，農業合作化的情況請農業專家來做報告，這都對正確理解 《毛選》的內容和精神有很大的幫助。

第二，《毛選》翻譯英文組先行。當時的英文組負責人是程鎮球，他曾經是外國語大學的教授，后來調到外交部翻譯室，他領導的英文組比較強。大家采取的辦法是讓英文組先翻譯出來，然后把英文稿子交給其他各組作為參考，這對我們有很大幫助，我們在翻譯的過程當中遇到的一些問題會得到啟發。如果我們從英文組先行提供的翻譯稿子當中發現問題，倒過來也給他們提出意見。總之，大家互相取長補短，有效保證了《毛選》翻譯工作的順利開展。

第三，我們日文組和其他組有一個不同的地方，當時我們黨和日本共產黨的關系很好，中日兩黨都成立了翻譯委員會。日本共產黨不僅成立了《毛選》翻譯委員會，1964年還派日本專家來中國，在中方協助下從事《毛選》第一— 三卷日文版的翻譯。然后，我們把翻譯的初定稿寄到日本，日共《毛選》翻譯委員會經過討論、研究后，再把翻譯意見反饋中國。1965年9月《毛選》第一卷日文版在東京出版。日本共產黨派的專家是淺川謙次、安藤彥太郎、尾崎莊太郎、橋本幸男。淺川謙次是一名老翻譯家，很有翻譯經驗，是有名的中文專家，曾在上海待過。安藤彥太郎是早稻田大學的教授，是秘密黨員，他來中國的時候，我們把他請到我們這邊來了，后來跟我們保持了長時間的聯系，成了很有名的“親中派”，他在日本是比較有名的“左”派，敢于說話，曾擔任日中學院的院長。他的夫人是岸陽子，也是早稻田大學教授，教中國文學。尾崎莊太郎也是老翻譯家，老中國通，寫了一本《中國工業論》。最重要的是，中日雙方還成立了定稿委員會，日本共產黨派了一名懂中文的常任干部委員會委員，叫安齋庫治，相當于政治局常委，還兼著書記處書記，是日共《毛選》翻譯委員會最高的定稿負責人。我們這邊，譯文定稿委員會由廖承志、趙安博、張上明、王曉云、康大川等同志組成，廖承志同志是《毛澤東選集》翻譯委員會的最高領導。所以，中日雙方都由政治局委員擔任最高的定稿負責人。日文組翻譯《毛選》時，有中日兩黨的高度重視和翻譯委員會的領導，這是獨一無二的，在所有的《毛選》外文版當中，我們日文版應該是最權威的，由日本新日本出版社出版。糟糕的是，中蘇關系惡化后，我們跟日本共產黨的關系也惡化了，日共方面就不再出售《毛選》方面的書籍了，《毛選》日文版費了那么大的勁兒，翻譯出來竟然不能出售，沒有辦法，我們只好將《毛選》改譯，由外文出版社出版。

第四，在工作中保持和發揚民主作風。我們在討論譯詞的過程當中，發揚民主、暢所欲言，一個譯詞就討論半天，經過充分地討論再得到準確的譯詞，這對學術、譯詞等方面都是有好處的。正確的意見我們采納，可以堅持，不分上下，這樣可以培養良好的工作作風。在這個階段，大家都全身心地投入工作，組織上信任，工作上愉快。大家一致認為，參加這項翻譯工作有崇高的榮譽感和使命感，從而培養了《毛選》翻譯班子的優良作風和優良傳統。《毛選》的翻譯工作，采取個人負責、集體討論決定的辦法，設立初譯、核稿、改稿、再核、再改，以及定稿委員會和請日本專家當第一讀者等關卡，并在必要時參考英文稿，從譯者和讀者兩個不同角度審視譯文的辦法，使譯文忠實完整地再現原作，保證了《毛選》日文版的權威性。

《毛澤東選集》第1卷日文版

《鄧小平文選》日文版

主持中央編譯局日文處的工作

中央編譯局“中央文獻翻譯部”的前身是“毛澤東著作翻譯室”（簡稱“毛著室”），“毛著室”初期是為翻譯《毛 選》第四卷組成的臨時工作班子，設有俄文、英文、法文、西班牙文等4個組，1961年12月，經中共中央書記處批準成為常設機構，歸屬于中央編譯局。1977年6月，“毛著室” 增設日文組。1982年，“毛著室”更名為“中央文獻翻譯室”，1994 年改稱“中央文獻翻譯部”。

大家應該聽說過王效賢，他曾做過毛主席、周總理的翻譯，后來擔任中日友協常務副會長。在中央編譯局日文處成立之前，王效賢曾動員我到中央編譯局工作。王效賢等同志考慮，《毛選》翻譯工作結束以后，這個翻譯班子就要解散了，英、法、俄、西等語種都在中央編譯局有一個機構，唯獨日文沒有，所以他們就考慮應該成立日文處，于是，就給我做思想工作，征求我的意見。我考慮這并不僅僅是王效賢一人的意見，應該是跟林麗韞等同志商議后推薦的我。在我們日文翻譯的這個群體里，大家互相都很熟悉的，而且一直保持著聯系。我想自己長期做日文翻譯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間受到沖擊，結束后也想換換環境，經過再三考慮，我就答應了王效賢，決定到中央編譯局日 文處工作。

1977年9月，我來到中央編譯局，1979年9月，中央編譯局成立日文組，讓我任臨時負責人。日文組作為“毛著室”的常設處室，排在第5位，雖然是最晚的，但是《毛選》的日文組并不晚，跟英、法、俄、西等其他的語種同步進行。我在中央編譯局工作期間，有兩年又被借調到人民日報社工作，被派到日本做駐東京記者。因為人民日報社確實找不到既懂日文、了解日本情況，又熟悉新聞業務的人。當時日文組的工作還沒有開始，就在日本專家川越敏孝的指導下開展翻譯練兵，討論《毛選》第四卷的翻譯，日文組的同志先看日文稿，然后提出問題，一起討論，共同學習，翻譯練兵進行了將近兩年。由于中央文獻的翻譯任務還沒有下來，我也覺得可以離得開，于是就答應人民日報社的借調。這樣，1979年至1982年，我在日本做了兩年多記者。一般情況下駐外是4年，人民日報社也希望我再干兩年，但是《鄧小平文選》翻譯任務來了，局里希望我回來主持日文翻譯工作。

我從日本一回來就被任命為日文組組長，投入《鄧小平文選》翻譯工作。1982年初，日文處的同志經過加班加點地工作，用了不到半年的時間就把《鄧小平文選》翻譯出來了。鑒于當時國內的外文印刷廠工期太長，耽誤時間太多，一般印刷一卷就要半年。因此我將翻譯好的《鄧小平文選》帶到日本，與日本的東方書店共同出版，日方負責印刷、裝訂，做的很漂亮。我們在東京舉行了出版發行儀式。在會上我們才知道，日本也翻譯了《鄧小平文選》，比我們國內翻譯得還早。我們比日方晚出版了一個星期，不過關系倒是不大，在NHK（日本廣播協會）廣播鄧小平語錄的時候，用的是我們和東方書店共同出版的《鄧小平文選》，說明日本方面對我們翻譯的《鄧小平文選》還是比較認可的。

1982年，我在中央編譯局獲得了“先進工作者”稱號，我非常珍視這個榮譽，因為這不是授予我個人的榮譽，而是給日文處的全體同志的，是大家的功勞，我是作為代表去領獎的，所以這個“先進工作者”獎狀我一直保存著。我在中央編譯局工作10年間，評上了高級職稱譯審，獲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也被中國譯協評選為第一批全國資深翻譯家，我感到十分榮幸。

1990年，我在中央編譯局辦理了離休手續。之所以辦了離休，是因為我得了高血壓，后來的冠心病也是從那時候開始的。那一年，在全國“兩會”文件翻譯工作的最后一天，就在譯文定稿的時候，我正在和章輝夫（《北京周報》日文版負責人）、川越敏孝3個人在辦公室討論，突然感到身體不舒服，胸悶、頭暈，我就和他倆說暫時走開一下，就到醫務室了。大夫問我怎么來的，我說走過來的，她說那可不行，就叫“毛著室”副主任尹承東過來，告訴他我的心臟跳動不正常，應該趕快送往醫院。后來，把我送到人民醫院去搶救，還算是及時。其間，我還一直惦記著全國 “兩會”的翻譯工作，好在對最后一天的“兩會”文件的翻譯定稿沒有影響。就在那個時候，人民醫院的醫生給我定性為早搏、冠心病，讓我回家休息。后來，我就辦理了離休手續。很巧的是，除了我在中央編譯局工作過，還有其他3名臺灣公費生也先后在中央編譯局工作過。一個叫尤寬仁，是比較早到中央編譯局的，在此之前，他在中央宣傳部翻譯室，翻譯《斯大林全集》第1—3卷，1953年調到中央編譯局來，1954年又調去了哈爾濱工業大學。所以，他在中央編譯局的時間不算長，在檔案里也沒有體現。一個叫楊威理，他是北京大學畢業的，畢業后就到中央編譯局來了，他是中央編譯局圖書館館長，懂好幾種語言。還有一名叫白明，我到中央編譯局以后，就把他也調來了，大概比我晚兩三年吧，他年齡比我大一歲，楊威理年齡比我小一歲。

陳弘（臺下左一）

在東京參加《鄧小平文選》日文版出版發行儀式

中央編譯局日文處的工作經驗

我在中央編譯局日文處所做的事情，主要是圍繞尊重和愛護專家、培養同志們團結奮斗的工作精神、建立工作制度、重視總結工作經驗等方面展開的。

第一，尊重、愛護專家，我們日文處是做的最好的，對幾名老專家非常照顧。我們知道，在找專家這個事情上，找川越敏孝是找對了，這為我們日文處打下一個很重要的基礎。川越敏孝這人完全是書生氣，獨立生活能力較差，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專門安排同志對他的生活進行悉心照料，因為他晚上加班加點都在辦公室，生活起居需要照顧，他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中去了，將心比心，我們應該把他的一些生活瑣事承擔下來，讓他感到很溫暖。

第二，養成團結戰斗，不怕苦不怕累，保持旺盛精力的工作精神。我到日文翻譯處比較早，后來的同志都說我是元老級人物，可我不敢這樣說，我只不過繼承前人的優良作風和光榮傳統，盡可能地將“團結戰斗”這個作風保存下來貫徹到了今天。我們日文處的同志都是這樣的，工作任務一來，特別是全國黨代會和全國“兩會”文件翻譯，要跟時間賽跑，用我們睡覺、吃飯的時間來贏得時間，來完成任務。一方面我們培養責任感、榮譽感，做工作要嚴謹，一絲不茍，這是在我們的翻譯當中表現出來的；另一方面，以身作則，吃苦在先，領導堅持到最后。在我們日文處，面對翻譯任務，處長沒有特殊，也一樣承擔翻譯，這是我們一直堅持下來的。這樣做還有一個好處，處長本身也可以提高業務，也可以得到鍛煉，寶刀不老嘛！從過去的“毛著室”到現在的“文獻部”，一直保持著無私奉獻、甘當無名英雄、任勞任怨、分秒必爭的工作作風。

第三，建立工作制度。在當時沒有電腦的情況下，要到印刷廠去印刷，很費時間，有很多程序，既累又煩。在那樣的情況下，我們建立工作制度，工作程序有二十幾道，現在把印刷廠的那一套去掉的話，至少也有十五六道工作程序，這一套程序很嚴密的，這是在長期工作中積累出來的結晶。按照這些程序，每次譯稿按部就班，不會出問題，特別是進行最后的“三合一”（一人看原文，一人看定稿，一人看改稿），到現在仍在沿用。第四，重視總結工作經驗。在工作中不斷地摸索，積累經驗是很重要的。每次參加全國“兩會”文件翻譯工作，事先有布置，事后有小結，交流工作經驗，把好的譯詞積累下來，做成卡片，這在我們的工作制度里面也是一個工序。有質疑的卡片，還有譯詞的卡片，工作結束后把它們都保留下來。我看到現在那些工作卡片都放在箱子里面，要好好地保存，千萬不要丟掉，這是很不容易的。當然，有些詞匯還要充分斟酌，因為在當時極“左”路線下，有些譯詞可能偏左，一定要加以甄別。

第五，要加強政治學習。在工作中有一個重要的經驗，就是我們做中央文獻翻譯，政策性強，需要加強政治學習，要吃透政策，了解、領會中央文件精神，正確理解中央政策，這對我們翻譯工作者的政治素質要求極高，要我們能以高度的政治責任感對待這項意義重大的工作，通過不斷的政治理論學習，提高自身政治修養，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政治立場、政治觀點，不斷提高政治鑒別力和政治敏銳性。在吃透文件精神、準確理解原文的基礎上，反復推敲，精益求精，用嚴格的標準來確保翻譯質量。我舉個例子。在我們對臺灣的大政方針里，“一國兩制，和平統一”是基本方針。“一國兩制”是一個國家、兩種制度，我們翻譯成“一國兩制度”；“和平統一”曾經翻譯成“和平·統一”，這被理解成兩件事情。當時我就覺得這個理解有錯誤，雖然這四個字中間有黑點，其實應該是“和平的統一”，是“用和平的方式去統一臺灣”，而不是“和平”和“統一”兩碼事。我們曾經翻譯過“和平”和“統一”中間加一黑點，后來就改成了“和平的統一”。這雖然是一個字的問題，但意思就不一樣了。現在又有了“兩岸的和平發展”的提法，文字里面有“和平發展”，“和平”指臺海的和平穩定，“發展”指臺海的經濟社會發展，跟那個“和平的統一”倒過來了，這個是“和平和發展”，不是“和平的發展”，因為現在的時代特征是和平與發展，戰爭的時代特征是戰爭與革命。例如，在政府工作報告里提到，“中國要與國際社會一道，為人類和平與發展事業不懈努力”，“和平 與發展”是兩個意思，不是“和平的發展”。所以對政策的理解，一個字和兩個字就不一樣。

（完）

思想文化的擺渡者，在東西方之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