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墜落，也不會擺爛

如果要我選過去幾年有意思的時刻，我會選下面兩個：

疫情開始后的某一天，我在布后花園餐廳和朋友吃飯。那時餐廳剛剛開業，因為是和自己喜歡的朋友一起，我喝了很多酒，已經沒有辦法回家。我請店員幫我喊一個120。

幾分鐘后救護車就到了，我很快被他們轉移到車上。有兩個醫生，其中一個說：“要不要給他做核酸？”

“做什么核酸，他只是喝多了。”

其實我頭腦很清楚，不過是動不了罷了。我告訴他們地址，讓他們送我回家。那位醫生說：“我們120從來沒有送人回過家。”第二天早上結賬，是209元，200出車費，9元鋪在醫院床鋪上塑料布。

讓我感動的是他們沒有給我做核酸。對他們來說，那是舉手之勞，為醫院也為自己創收。

第二次是因為治安處罰法修正案的文章，我被請到了派出所。

我問所長：如果按照新的法律，有人看到別人穿和服報警，你們會去管嗎？

他說：“我們成都在這方面是很包容的……等等，你覺得我會是法盲嗎？我是川大法學院畢業的哦。”

其實那是我第一次被請去警局，我們的交流很愉快。

這樣的時刻，讓我看到社會的肌理和它的真實面貌。社交媒體時代，我們經常為一些極端的事情困擾，有時候會忘了“熱搜”更多只是情緒，而不是真實生活。

今天想到這些，是因為早上讀到勞東燕教授的文章，她說：“面對那股一直拖拽我們向下的力量……首先要學會在肌瘤中站穩，保持穩定的內核，在站穩的前提下，記得尋找同道中人，一起為筑壩做出努力。”

我倒不是覺得那位醫生和警察，就一定是“同道中人”，但是他們也代表著“社會”中的某種支撐：在特殊的時刻，處在特殊的位置上，仍然有做出向善的決定的可能。

2019年從媒體辭職后，我成了一個全職的自媒體寫作者。作為收入不穩定、一切也都不確定的“個體”，其實我很少悲觀。我當然知道勞教授所說的那股“拖拽我們向下的力量”是什么，但是我也一直都有一起“筑壩”的人。

這也并不是說我就是樂天派。我也不覺得未來一定會好，而只是覺得不管如何，你生活在這里，都應該做點什么。有一次很多朋友聚會，我說：我發現疫情的時候有一個奇怪的現象，一個城市出現問題，本地媒體反而沉默，如果成都有什么，我承諾會寫出來。

這是我關注“本地”的開始。對我來說，這也是一次覺醒：更關注“附近”，其實意味著完全不同的視角和風險——這也是勞教授所說的“筑壩”工作。

我理解的書店就是這樣的一道“壩”。很多人來到書店，與其說是要聽講座、不如說是來尋找“同道”。

今天是有杏書店二周年，書店也有一款屬于同道的酒啦。這是紀念，也是一種承諾：沒有墜落，也不會擺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