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行山戰火中，鐵血將軍寫給妻女的十一封家書

在這些字里行間，那位在眾人眼中不茍言笑的鐵血將軍，化身為滿腹柔情的丈夫與父親。

文丨新京報記者 郭懿萌

編輯丨胡杰

校對丨劉軍

?本文6630字閱讀10分鐘

沙峰的書桌上擺放著一張黑白照片。照片中是一家三口，身著軍裝的父親抱著3個月大的女兒，咧開嘴笑著。這是他所有照片中笑得最開心的一張，卻也是他與女兒的最后一張合照。

照片上的軍人名叫左權，是八路軍副參謀長，也是抗日戰爭時期犧牲的八路軍職務最高的指揮員。1940年8月，左權送妻女前往延安前，在八路軍前方總部武鄉磚壁村留下了這張珍貴的影像。21個月后，這位年僅37歲的抗日名將在指揮部隊突圍時，不幸被日軍炮彈彈片擊中頭部，壯烈殉國。

沙峰的書桌上擺放著一張左權、劉志蘭、左太北的全家福。受訪者供圖

對女兒左太北而言，父親的形象始終模糊而遙遠。直到42歲時，母親將11封父親寫給妻女的家書寄給了她。“小寶貝”“小家伙”“小天使”——這些親昵的稱呼穿透四十余年的時光，讓左太北第一次觸摸到父親柔軟的內心。

捧著這些泛黃斑駁的信箋，她淚如雨下，那個人們口中的鐵血將軍，終于以慈父的形象走進了她的生命。

多年后，這些承載著兩代人情感的家書傳到左權外孫沙峰手中，湖南醴陵與山西左權，地圖上相距1200多公里的兩個地點，也在他的尋找下化為血脈相連的印記。

“重逢”故土

叔父！我雖一時不能回家，我犧牲了我的一切幸福為我的事業來奮斗，請你相信這一道路是光明的、偉大的，愿以我的成功的事業報你與我母親對我的恩愛，報我林哥對我的培養。——1937年9月18日左權寫給叔父左銘三的信

2025年清明前夕，醴陵市左權鎮將軍村迎來了一位特殊的祭掃者。左權的外孫沙峰肅立在太姥姥墓前，捧起一抔黃土，仔細篩去落葉碎石，裝進白色陶瓷壇中。兩天后，他帶著陶瓷壇和醴陵的特產來到了位于河北省邯鄲市的晉冀魯豫烈士陵園，將壇中的土撒在左權墓地周圍。

自18歲離家投身革命，左權再未踏足故土。1200公里的距離，不僅阻隔了母子相見，也將一位赤子定格在了戰火紛飛的歲月里。這一次，沙峰用最樸素的方式，讓長眠異鄉的將軍與故土的母親得以“重逢”。

1905年，左權出生于湖南醴陵一個貧苦農家。1歲時，醴陵遭遇大饑荒，襁褓中的左權被母親抱著沿村乞討，在生死邊緣掙扎求生。轉年，父親積勞成疾去世。

在那個風雨飄搖的年代，農家子弟的命運如同浮萍。風調雨順或可茍全性命，天災人禍便難免流離失所。所幸在外公、母親、叔父等親友的鼎力相助下，左權得到了上學的機會。在這里，左權遇到了點燃他革命火種的恩師匡宜民先生。

1915年6月，匡宜民老師紅著眼眶走上講臺，沉默良久后突然轉身，在黑板上重重寫下“勿忘五九國恥”六個大字，繼而失聲痛哭。

5月9日，袁世凱承認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日本這個新興帝國主義國家的狼子野心也昭然若揭。在老師聲淚俱下的講述下，少年左權將國恥深深刻進心底，隨即與同學們走村串巷，宣傳抵制日貨。這段經歷，成為他革命生涯的重要啟蒙。

1926年7月，左權在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留影。受訪者供圖

1923年冬天，廣州孫中山大元帥府軍政部派人來到醴陵，招收陸軍講武學校的學生。左權和二哥、姐夫同時考上，左權拜別母親，說一定經常回家看望。誰承想，這看似平常的離別，竟成了永訣。

離開了醴陵的左權，輾轉進入黃埔軍校深造，成為了黃埔第一期學員。在同學陳賡、周逸群的介紹，政治部主任周恩來的見證下，1925年，20歲的左權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在黃埔軍校學習期間，左權參加了討伐軍閥的“東征”，在戰斗中歷任排長、連長等職。后來他被選派赴蘇聯深造，先后就讀于莫斯科中山大學和伏龍芝軍事學院。

在系統的軍事理論學習中，他展現出過人的天賦。同學鄧小平和劉伯承在紀念文章中寫道：“他始終是最進步、最誠樸、最本色的同學之一，在軍事、政治考試中，常能旁征博引，闡其旨趣。”

盡管學有所成，左權始終保持著謙遜本色，從沒有留洋歸來的傲氣。聶榮臻曾評價他：“在長期的參謀工作中，精干樸素，非虛設機構擺空架子的人可比。”

敵我傷亡6:1的輝煌戰績

母親：亡國奴的確不好當，在被日寇占領的區域內，日本人大肆屠殺，奸淫擄掠，燒房子……日寇不僅要亡我之國，并要滅我之種，亡國滅種慘禍，已臨到每一個中國人民的頭上……整個華北的民眾，對我軍極表好感。他們都喚著“八路軍是我們的救星”。我們也決心與華北人民共甘苦、共生死，不管敵人怎樣進攻，我們準備不回到黃河南岸來。——1937年12月3日左權寫給母親的信

1937年7月7日，日軍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北平、天津相繼淪陷后，日軍向華北腹地大舉進犯。

山西自古屬于兵家必爭之地。在民族存亡之際，這片黃土地成為華北敵后抗戰的戰略屏障和重要支點。八路軍在此建立了全國首個敵后抗日根據地——晉察冀邊區。八路軍前方總部輾轉于山西潞城、武鄉、遼縣等地，運籌帷幄，指揮著半個中國的抗戰戰場。

此時的八路軍副參謀長左權，已經成為了八路軍前方總部的中流砥柱。

作家劉白羽曾把左權形容為“八路軍總指揮部里最繁忙的人”，除了重大的事由朱德、彭德懷定奪外，日常軍務都由左權操持。八路軍前方總部作戰科的工作燈火常明，戰士每三天值一次夜班，而左權天天值夜班。“他是一個十分有軍人風度的人，他很沉默，不管在哪里，他的腰永遠挺得直直的。走起路來，邁著沉著、嚴正的步伐。”

八路軍前方總部作戰科科長王政柱曾回憶：彭德懷性格剛毅，原則性極強，批評人毫不留情；而左權處事沉穩，善于以柔克剛。王政柱有一次問彭德懷：“為什么從不對左參謀長發火？”彭德懷說：“找不出對左權發火的理由。”

左權。受訪者供圖

太原淪陷后，山西戰局急轉直下。國民黨軍隊節節南撤，士氣低迷，八路軍卻挺進敵后，誓與華北人民共存亡。

1937年12月，左權在一封給母親的家信中寫道：“我們也決心與華北人民共甘苦、共生死，不管敵人怎樣進攻，我們準備不回到黃河南岸來。為了民族國家的利益，過去吃過草，準備還吃草。”抗戰初期，國民黨政府供給的武器裝備寥寥無幾，八路軍裝備簡陋，武器數量嚴重不足。一些新組建連隊的戰士甚至手持大刀、長矛參戰。

為解決軍需困境，左權自1938年起著手籌建兵工廠。最終在黎城境內發現了一處絕佳所在——峭壁林立、易守難攻的黃崖洞。

1940年春天，黃崖洞兵工廠第一批步槍誕生。而后黃崖洞兵工廠逐漸成為華北八路軍規模最大的兵工廠，年產量足以裝備16個團，被朱德稱贊為八路軍的“掌上明珠”。

日軍偶然繳獲黃崖洞制造的武器，驚詫于其性能竟與日軍制式裝備不相上下。經多方偵察，終于發現了這個秘密兵工廠。1941年，華北日軍最高指揮官岡村寧次下令大舉掃蕩太行根據地，企圖一舉殲滅八路軍前方總部，摧毀黃崖洞兵工廠。

面對5000余日寇的瘋狂進攻，左權指揮八路軍以1300將士迎敵，最終殲敵近千，八路軍傷亡160余人，創造了抗戰以來敵我傷亡6:1的輝煌戰績，保衛了黃崖洞兵工廠。

太行山下的家國柔情

很感激你經常有信給我，告訴你的生活情形、北北的情形。知道北北天天的長大起來，更懂事更活潑，我很高興喜歡。托張慕堯同志帶給你一包東西，內面有一封信，給北北買的夏衣，做的秋冬的衣服、小襪子及給你的幾件日用品和一包糖果、一瓶藥、廿元法幣，希查收并告我。

不多寫了，不要忘記教育小太北學會喊爸爸，慢慢給她懂得她的爸爸在遙遠的華北與敵寇戰斗著。——1941年9月26日左權給劉志蘭的第五封信

劉志蘭原本是北京的學生，也是彭德懷夫人浦安修的同窗好友。她參加過“一二·九”學生愛國運動，“七七事變”后前往革命圣地延安。1939年2月，她參加中央巡視團來到山西抗日前線結識了左權。在朱德的撮合下，兩人結為夫妻，婚后劉志蘭在太行山區做婦女抗日救亡工作。

1940年5月27日，劉志蘭誕下一女，左權軍務纏身難以前往探望，幾天后才騎馬去醫院，將妻女接回此時的八路軍前方總部駐地——武鄉縣磚壁村。

女兒的襁褓布是朱德送的，名字是彭德懷起的。因總部所在地位于“太北區”，故而得名“左太北”。

1940年，左權抱著女兒左太北。受訪者供圖

劉志蘭產后奶水不足，小太北常常餓得晝夜啼哭。左權學會了給女兒喂水、穿衣服、包尿片，常常抱著女兒在房間里來回踱步哄睡。

此時正值百團大戰即將打響之際，考慮到隨軍轉戰對妻女的安全不利，左權決定讓她們隨總部機關部分同志返回延安。

臨行前，這位細心的父親特意請木匠為女兒制作了一個舒適的小木箱作為睡床，還專門找來攝影師，留下了他懷抱幼女、與愛妻比肩而立的珍貴合影。素來嚴肅內斂的左權將軍，在鏡頭前展露出罕見的笑容——這也是他所有照片中笑得最開心的一張。

此后的21個月里，左權給遠在延安的妻子寫了12封家書（其中1封遺失）。在這些字里行間，那位在眾人眼中不茍言笑的鐵血將軍，化身為滿腹柔情的丈夫與父親。

在百團大戰后期，八路軍前方總部移駐遼縣武軍寺村，這時環境較為平靜，戰士們在駐地周圍開辟了花園。本來不怎么愛花的左權，卻睹物思人，他在家書中寫道：“院子里種了許多花，可惜的就是缺蘭，蘭恰離開我在千里之外，總感美中不足。每次打開門簾，見到各種花的時候就想著我的蘭，我最親愛的蘭。”

過去左權抽煙很厲害，津貼連買煙都不夠。自從有了左太北，他把每月在報紙上發表文章的稿費都積攢起來，托人到集市買些花布毛線，給女兒縫制幾件衣褲。有時來不及做衣服，就扯上些花布。自造的牛奶餅干、甘油藥品。只要想到的，他都托人帶給劉志蘭。

他擔心著女兒的每時每刻，在一封家書中他寫道：“延安的天氣，想來一定很冷了。記得太北小家伙似很怕冷的，在磚壁那幾天下雨起風天氣較冷時，小家伙不就手也冰冷，鼻子不通奶也不能吃嗎？現在怎樣？半歲了，較前大了一些，總該好些吧！希當心些，不要冷著這個小寶貝，我倆的小寶貝。”

最后的家書

在閑游與獨坐中，有時總仿佛有你及北北與我在一塊玩著、談著。特別是北北非常調皮，一時在地下，一時爬著媽媽懷里，又由媽媽懷里轉到爸爸懷里來，鬧個不休，真是快樂。

志蘭！親愛的，別時容易見時難。分別21個月了，何日相聚，念念、念念。——1942年5月22日左權給劉志蘭的最后一封信

左權寫給妻子劉志蘭的最后一封信。受訪者供圖

1942年5月，日寇集結了3萬多兵力，采取“鐵壁合圍”戰術，矛頭直指駐扎在麻田的八路軍前方總指揮部。左權和彭德懷商量后，決定率領八路軍前方總部和北方局機關緊急轉移，準備反“掃蕩”作戰。

當時總部特務團主力正駐守黃崖洞保衛兵工廠，司令部僅剩不足400人的兵力。在敵機狂轟濫炸和地面炮火封鎖的危急關頭，左權沉著指揮部隊依托有利地形阻擊敵人。他命令警衛部隊全力掩護彭德懷突圍，自己卻冒著槍林彈雨，堅持指揮機關人員轉移。

這時，總部、北方局機關大部分隊伍還滯留在遼縣十字嶺南山坡上，處在敵人飛機轟炸掃射和地面炮火的封鎖之中。左權站在山坡高處，揮著雙臂指揮，讓大家隨時臥倒小心炮彈。

人們伴隨著左權的喊聲沖過十字嶺，沖向安全地帶。而一顆炮彈卻在左權身邊爆炸，彈片擊中了他的頭部。

彭德懷與左權分開后，幾經周折突出重圍，來到距十字嶺約15公里一個小山村等待左權的消息。然而等來的卻是左權犧牲的噩耗，和他那支沾滿血跡的左輪配槍。

多年后，彭德懷仍難以釋懷，他對左太北說：“你爸爸一定知道，那次敵人打的第一顆炮彈是試探性的，第二顆炮彈準會跟著來，躲避一下還是來得及的。可你爸爸為什么沒有躲避呢？要知道，當時的十字嶺上正集合著無數的同志和馬匹，你爸爸不可能丟下部下，自己先沖出去……”

左權犧牲的那天是1942年5月25日，再過兩天便是他心愛的女兒左太北的兩歲生日。

噩耗傳來，毛澤東致電“殊深哀悼”。朱德沉痛賦詩悼念：“名將以身殉國家，愿拼熱血衛吾華；太行浩氣傳千古，留得清漳吐血花。”

左權犧牲后，山西遼縣萬余民眾自發聯名請愿，要求將遼縣更名為左權縣。1942年9月18日，經晉冀魯豫邊區政府批準，遼縣正式易名為左權縣，遼縣子弟兵團也獲得了“左權獨立營”的稱號。

1949年夏天，人民解放軍揮師南下。朱德特別指示：路過湖南醴陵縣的部隊，只要條件允許都要繞路看望左權的母親。第四野戰軍第十二兵團第四十軍軍長羅舜初帶著朱德的重托，第一個來到左權老家。

這時距離左權犧牲已過7年。部隊進入醴陵時，官兵們齊聲高唱《左權將軍之歌》。左權母親已年過八旬，臥病在床的她看到漫山遍野的解放軍戰士，問道：“我的滿崽（湖南話：意為小兒子）回來了嗎？”

羅舜初告訴左權的母親：“我們都是您的兒子。”直到這時，這位白發蒼蒼的老母親才知道，她日夜思念、19年未見的小兒子早已捐軀抗日的疆場。

后來，左權母親請人代筆，寫下悼文：“吾兒抗日成仁，死得其所，不愧有志男兒。現已得著民主解放成功，犧牲一身，有何足惜，吾兒有知，地下瞑目矣！”

一座縣城的永恒記憶

我是看著父母抱著我的全家福照片長大的。威武剛毅的父親憨厚地笑著，年輕漂亮的母親一臉幸福，依偎在父親溫暖懷抱中的我悠然自得。看著這幸福的家庭，誰又能想到，這竟是母親和我與父親永別的留念，也是我們一家唯一的合影。

小時候，我常常站在父親的遺像前，期盼著父親能夠在夜晚進入我的夢鄉，哪怕讓我看一眼他活生生的模樣。我相信，父親一定會用慈愛的目光注視著我，親切地呼喚我：“北北。”一定會用那雙寬厚溫暖的大手撫摸我的頭，把我摟在懷里……說來也怪，父親始終沒有在夢中與我見面。等我長大以后，我對父親的感性印象多半來自他給母親的每一封家書。——2002年左權犧牲60周年紀念日，左太北寫文《爸爸，您的女兒回來了》

1982年，距離左權犧牲已經過去了40年。劉志蘭將11封信寄給了女兒左太北，這些信是左權當年送走妻女后的21個月里寫下的。42歲的左太北第一次觸摸到父親的手跡，她一連數日沉浸在這些文字中，淚流不止。

同年，劉志蘭帶著左太北和兩個外孫前往左權縣參加紀念活動。一家人從河北乘坐綠皮火車抵達太原，又轉乘軍用吉普車，在蜿蜒的山路上顛簸了五六個小時才到達目的地。

7歲的外孫沙峰坐在副駕駛座上，望著窗外陡峭的山崖心驚膽戰。從別人口中他得知了，要去的地方是“左權縣”。他很驚訝，“姥爺究竟做了什么，能讓一個縣以他的名字命名？”

在麻田八路軍總部舊址，工作人員搭建了簡易的木臺，劉志蘭和左太北先后上臺發言。廣場上人頭攢動，百姓們一直站到了干涸的河溝里。聽著臺上人的講述，不少鄉親開始悄悄抹淚。

左太北發言結束后，許多左權縣的老人拉著她的手泣不成聲。年幼的沙峰雖然聽不懂濃重的山西口音，卻永遠記得那些布滿皺紋的臉上滾落的淚水。

在沙峰的記憶中，除了當天的鄉親，還對幾位身著軍裝的老人印象格外深刻。其中就有常來家中做客的郭樹寶。每次來訪，老人總是穿著板正的綠色軍裝，佩戴好紅領章。他的眼中常噙著淚水，郁郁寡歡，像是憋著一口氣。

長大后沙峰才明白，郭樹寶曾是左權的警衛員。在十字嶺突圍時，他被派去尋找機密文件箱，因而錯過了保護首長的最后機會。這份遺憾和自責，伴隨了郭樹寶的后半生。

對王政柱的兒子王延而言，左權更是母親的救命恩人。王延在回憶文章中寫道，父親王政柱曾跟隨左權工作五年，母親羅健是總部譯電員。十字嶺突圍時，貧血虛弱的羅健幾近力竭，是左權親自攙扶著她繼續前進。每每回到八路軍總部左權故居，王延都忍不住落淚。

2023年，左權獨立營的戰士紀念左權將軍。受訪者供圖

隨著年歲增長，沙峰漸漸讀懂了那些淚水背后的故事，也明白了姥姥和母親的傷痛。晚年的劉志蘭在給左太北的信中寫道：“哪怕你父親全身都是傷，不能動了，我在家一天伺候他，我們也可以是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對于劉志蘭來說，她始終對丈夫犧牲的事實無法釋懷。而左太北通過那些家書，第一次觸摸到了父親細膩深沉的愛，也永遠地失去了擁有這份愛的機會。

從上個世紀80年代起，陸續有檔案館、黨史研究專家開始系統整理左權的事跡。退休后的左太北將這些珍貴史料匯集起來。2001年，在征求其他家人意見后，左太北將父親的家書匯編成書，希望能讓這些文字成為民族共同的精神財富。

在左權將軍長眠的這片土地上，人們也在用各種方式延續著對他的紀念。

左權縣用特有的地方民間傳統舞蹈“左權小花戲”，創作了民族歌舞劇《烽火家書》，在全國巡演；有攝制組的導演告訴沙峰，沒想到連這里的幼兒園小朋友都會唱《左權將軍之歌》；左權獨立營歷經部隊改編，目前駐扎在外省，左權縣計劃將新入伍的優秀士兵都送到左權獨立營里，把將軍的精神延續下去。

在十字嶺上，左權犧牲處立著一塊樸素的石碑。這里四季鮮花不斷，有時還會出現老鄉悄悄放下的瓜果。83年過去了，太行山的人民從未忘記他們的將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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