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大學圖書館事件：法律判決之外，我們如何辨析真相？

“武大圖書館事件”自2023年曝光以來，輿論持續發酵。近期一審判決落地，卻并未平息爭議，反而引發了更激烈的討論。它不僅涉及當事人雙方的陳述與法律認定，還觸及維權方式、輿論生態、社會性別觀念等深層問題。我們可以如何運用批判性思維，多角度拆解這次事件呢？作為家長、教育者，我們如何引導、幫助孩子，看清“訴諸網絡”的兩面性，學會在紛擾的輿論中保持理性與清醒，辨析輿論的復雜性，避免成為鍵盤俠？

省流版文字總結：

案件事實與法律認定：為何無法定性為性騷擾？敗訴是否等于誣告？

事件回顧：

2023年7月，原告楊某在武漢大學圖書館自習時，看到對面男生肖某持續抓撓、摩擦下體，懷疑對方在自慰，并拍攝視頻留證。

離開前，她與對方當面對峙，男生承認“一時沖動、做了下流的事”，并寫下道歉信。事后楊某多次與肖某的輔導員溝通，并要求學校予以處罰，無果。楊某于10月在網絡平臺發文曝光該事件，引發輿論關注。肖某遭遇網暴開盒，家人亦受牽連。校方介入后，以 “不雅行為” 為由對肖某某作出記過處分，但未詳細說明具體行為。2024年2月肖某母親公開回應，稱兒子“自幼患有皮炎”，“當天因濕疹復發抓癢”，并提供就診記錄等證據。楊某于2024年6月提起民事訴訟，要求肖某公開道歉并賠償精神損失。法院受理后，于2025年一審，判決認定：

被告肖某動作存在“抓癢的高度可能”，楊某某提交的視頻、道歉信等證據不足以證明肖某在自慰；且事發于開放公共場所，雙方無交流、無接觸，無法認定肖某有針對楊某的性暗示或性挑逗。

最終，法院駁回楊某某的全部訴訟請求，認定肖某某不構成性騷擾。

雙方證據與解釋：

女方：現場拍攝的視頻，能看到肖某的手部動作；與男方對峙的錄音；男方的道歉信，承認自己“做了下流的事”。

/媒體總結的視頻內容/

男方：動作源于皮膚?。ㄌ貞云ぱ祝?，提交多份病歷記錄及家長買藥、送藥記錄。這些記錄，除了其中一份2022年1月的病歷，因姓名對不上未被采信，其他證據均被法院采信。對于這份被排除的病歷，男方媽媽解釋，當時考慮到性病也被劃在皮膚科，擔心孩子留下不好的就診記錄，于是用家長的名字掛了號。

男方對于當場承認“下流行為”，解釋為當時突然受到指責，自己也不知道為什么，只為盡快離開現場、息事寧人而照辦。

/男方當時書寫的道歉信/

/男方當時的道歉錄音/

/法院采信了男方“患有皮炎”的說法/

C計劃對雙方證據的分析：

這些經過法院質證、采信的證據，能讓旁觀者確定事實是什么嗎？

我們認為，并不容易。

例如，原告女方拍攝的視頻，有網友認為“對于任何一個成年觀眾，這到底是自慰還是撓癢，無需任何專業知識，也能有非常清晰的判斷——絕對不會模棱兩可”。但我們看過視頻后，并不確定視頻里的動作會直接導向一個確鑿無疑的結論。然而，輔以現場對峙的記錄以及最終的道歉信，其證明力依然非常強。

但另一方面，男方提供的證據也非常有說服力。他確實可以證明自己當時是得了濕疹，有相當的可能性他確實是在抓癢。但為何他在當場十多分鐘的對峙中不作任何解釋？向一個陌生女生解釋自己私密部位患有濕疹，和承認自己做了下流的事，哪一個更難以啟齒呢？如果理解為這個男孩現場懵了，那從事發到網絡曝光前的三個月的時間內，在女生一直通過輔導員要求他道歉、解釋的時候，為什么他都沒有明確提出過濕疹的說法呢？

對此，在判決書里，唯一相關的解釋是：男方稱事發第二天輔導員找到他父親了解情況，父親向他詢問時他才意識到自己被指控的下流動作是撓癢。但之后他是否對輔導員有所說明，以及輔導員是否向女方解釋這一情況，并不清晰，也讓人無法判斷究竟是哪個環節出了問題。從女方接受采訪以及她和輔導員溝通的記錄來看，從事發到網絡曝光前的三個月她從未聽過濕疹的說法。

法院認定：

法院采信男方的皮膚病證據，認為存在較高可能是在撓癢。同時指出：視頻無法證明手部動作在自慰，無法直接證明有明確的性暗示或挑逗意圖。道歉信和錄音中，男方未明確承認具體行為。同時根據《民法典》，性騷擾須針對特定對象實施。本案即便認定為自慰，由于屬隱蔽行為、無明確指向，亦無法構成法律意義上的性騷擾。

C計劃對法院認定的分析：

盡管法院對雙方證據都做出了嚴格的審視和分析，但如前文分析，法院論證中仍有一個合理質疑未排除：為什么當事男生在事發后、網絡曝光前，始終沒有主動解釋自己患了濕疹？如果能對這一點做出回應、解釋，法院的認定會更有說服力。

那綜合剛才的分析，對法院的結論，可以有兩種解讀：

①認可法院的認定，認為男生確實是在撓癢——那這件事的性質，更像是一場誤會。

女方在網絡曝光此事前，一直沒有聽到過關于濕疹的任何解釋。從現場的感知和對方寫的道歉信來看，她確信這是事實，而并沒有故意捏造事實、構陷男生的意圖。女生敗訴，絕對不等于誣告。

②沒有完全被法院的認定說服，依然不確定男生是在撓癢還是在自慰。

這個案子更能體現性騷擾維權之難。性騷擾本來就具有隱蔽性，很難拍到絕對清晰、直白的鏡頭；而當事人已經承認自己做了“下流的事”，這在日常的話語中已經具有相當說服力。一定要讓當事人直白地承認自己的錯誤，這對原告的取證要求明顯非常高。即便能證明對方在自慰，根據現在嚴格、狹義的性騷擾定義，原告想要在法律層面獲勝，幾乎也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在這種情況下，敗訴就更不等同于誣告。

不能輕易給敗訴的女方貼上“誣告”的標簽，這是審讀案件判決后，首先要建立起的清晰的認知。

訴諸網絡的利與弊端：手段的必要性和負面性

事件回顧：

事發后，女方曾多次找男方輔導員溝通，要求校方給予處罰（如取消評優保研、在父母見證下正式道歉），但三個月內未獲正式回應或處理。2023年10月，女方通過朋友公眾號發布《關于我在武漢大學圖書館受到性騷擾這件事》的文章。兩天后，武漢大學以當事男生存在不雅行為為名，給了他記過處分。此后，輿論被引爆，當事男生被開盒、人肉，遭受大規模的網絡暴力。

/女方通過朋友公眾號發布推文/

女方目標：

想要這個男生受到一定的懲罰；同時，以儆效尤，預防、杜絕這樣的事情再發生。目標可能沒有問題。

女方手段：

使用訴諸網絡的方式，曝光此事，是否是達成該目標合理的手段呢？

【訴諸網絡】的負面性：

訴諸網絡某種程度上就是私刑：缺乏抗辯質證等程序，指控可能出錯。更重要的是后果不可控。

一個人做了錯事，應該受到懲罰。但存在基本的比例原則：犯了多大的錯，就應該接受同等比例的懲罰。

當事男生就算在自慰，他在圖書館以隱蔽的方式偷偷自慰的行為，究竟應該受到怎樣的懲罰？

訴諸網絡后鋪天蓋地的網暴和大規模的社死，不是他應得的。

對于這一點，學法律出身的女方當事人是很清楚的。她在一開始和輔導員溝通時就說到，她不會把這件事公開發朋友圈，她想要的懲罰也絕不是要毀掉這個男生的人生。她希望學校內部給他一個應得的處罰。

【訴諸網絡】的必要性：

既然不想毀掉這個男生的人生，為何要選擇這樣的方式？我們還需審視這一手段的必要性，這是不是最后的、必須的、不得不采用的手段。

在這個案例中，武漢大學校方需要承擔相當的責任。在訴諸網絡前，女生是與男生的輔導員先后有多次溝通，卻沒有得到任何正式的回應。學校對于如何處理性騷擾的投訴，沒有建立相應的機制和流程。在網絡曝光后，也沒有嚴肅的調查、質詢，出于維穩、應急的心態，倉促給當事男生以處分，最終點燃輿情。甚至在此番訴訟后，官方也還在研究討論如何處理，尚未形成制度性的應對方案。

但另一方面，校內溝通機制走不通，是不是只剩下網絡曝光一條路？事實上，訴諸法律的道路在此案中依然是通暢的。即便不適用性騷擾的相關法律，也有治安管理處罰方面的法律法規可適用。就算要訴諸網絡，也可以把壓力給到遲遲不積極建立機制解決問題的校方，而非直接將當事人推向前臺。

在這個動輒舉報、開盒成風的時代，我們每一個人，都需要認識到訴諸網絡的嚴重后果，不僅會對被指控方帶來不可控的輿論壓力，也會為指控方自己帶來隱私暴露、過度審視等問題；而對于高校和相關用人單位，建立起性騷擾的預防、處理機制，則更是關鍵和重要，也是這件事帶來的最為重要的教訓之一。

如何看待當下的輿論撕裂？

事件回顧：

一審判決后，輿論更加撕裂。女方被開盒網暴、被稱為“誣告者”、被質疑存在“學術不端”行為；男方也被持續攻擊，被質疑是干預司法結果的“天龍人”、被曝有“偷窺前科”（大部分被證實為謠言）、習慣性造假等。

厘清事實：

①女方存在學術不端行為：這是與案件本身不相關指控。如果女方存在學術不端行為，應該按照相關流程加以處理，這同樣需要校方建立起明確的核查流程并做出良好的公開論證。

②質疑男方提供的病例可信度：事關影響判決的重要證據。質疑方強調，證據中本來就有病歷姓名對不上被排除，采信的病歷則是事發后數月后開具的，無法證明當時患有濕疹。然而法院認定男生確實患有濕疹，不僅僅依靠事發后五六個月的診斷，還有大量經過核實的，為男生開藥、送藥的微信對話記錄。

③女方敗訴是因為男方干預司法結果：女方敗訴有多個可能原因，本身證據存在瑕疵、現行法律局限、法院論證能力有限等等。男方干涉司法是其中一個假設，但需要更直接的證據，而非僅僅論證其家庭有一定權勢。如果男方真有權勢，為何至今無法撤銷武大處分？

④男方存在偷窺前科：有網友聲稱是男方“高中同學”，曬出畢業證，聲稱男方在高中就存在偷窺前科。但大部分已被證實為謠言。

/發布謠言的賬號已被微博處理/

/法院采信了男方“患有皮炎”的說法/

除此外還有“男方保送作假”、“男方抑郁癥沒有很嚴重”、“爺爺不是被網暴氣死”等言論，且不論是否有確鑿有力的證據，它們與論證這件事本身有無造假，并不直接相關。然而，當我們認定一個人在造假時，很容易覺得他所說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像假的。但每個現象背后都有其他的假設和可能性，不要選擇性忽視人性、動機、處境的復雜性。

社會情緒來源：

從“me too”開始，女性以受害者姿態，指控男性是既得利益者、壓迫者。 女性是一種處境，而男性生來就具有特權——這樣的觀念也在廣為傳播。但很多男性同時也處在社會經濟權力地位的弱勢狀態。承受社會不公、養家糊口帶來的壓力，面對這樣的特權指控，會產生強烈的防御姿態、本能的反感。一旦出現所謂的誣告、錯誤指控，仿佛就有了一個有力的證據，證明女人才不是什么受害者，而是施害者、操控者。對誣告者的圍獵，也很容易上升為對“女性”、“女權主義”的圍獵。而另一方面，有一些女性面對這樣的圍獵，也會產生強烈的對抗情緒。

在一審后，當事女生在社交網絡上發布了這樣一段話：

認定男生無辜的人，看到這段話，是惡意滿滿的挑釁，女生道德敗壞、毫無底線；而支持女孩的人，可能會覺得這是她對不公現實勇敢抗爭的宣言?；诓煌牧觯藗儠胁煌慕庾x。

但令人擔憂的是那句話：我會繼續舉報，不管哪所學校都會收到我的證據材料。

我們可以理解當事女方在被激烈圍攻時的應激和防御的姿態。但這真的是最后、最好的出路嗎？

在法律框架下，當前或許還有一定辯論的空間。如前面所分析，一審法院在行為認定上的論證仍有疏漏；但如果這個案子后續經歷二審、經歷名譽權的訴訟、武大內部的調查或撤銷處分的行政訴訟，法律依然認定男生大概率是在撓癢而非自慰，當事女生是否也應該充分尊重法律，尊重程序，做出相應的道歉、賠償相關的損失呢？

無休止的網絡暴力，導致真正的兩敗俱傷。我們更需要的是就事論事地分析，這個案例中體現出來的制度性的、法律性的、社會性的問題，而不是將某個被妖魔化、標簽化的個體置于死地。

唯有如此，公共討論才可能從情緒宣泄走向理性建設。

作者：藍方

編輯：南木

排版：花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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