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彭真的秘書，曾任北京市委常委，1966年因得罪江青被迫自盡

1948年底，我軍對傅作義集團已經完成了戰役分割和包圍。面對如此頹勢，傅作義開始有意向我軍和平移交政權。

在此情況下，毛主席決定任命彭真為北平市委書記，前往接管北平的行政工作。在此后的17年間，彭真的職務雖屢經變動，但始終兼任著北京市委書記一職。

1953年秋，年近不惑的李琪調到彭真身邊擔任政治秘書。

俗話說“與優秀的人同行，成為更優秀的自己”，李琪在彭真身邊工作，深受其教誨，其職務也不斷攀升，到60年代初，他就已官至北京市委常委、市委宣傳部部長了。

然而，就是這樣一個年輕有為的領導干部，卻在“特殊時期”因得罪江青，被迫自殺了。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李琪作為彭真的得力助手，深得彭真的賞識和器重。比如有一次請毛主席看滬劇《蘆蕩火種》時，彭真就特意安排李琪坐到主席身邊，對他說：“今天陪主席，你演主角?！?/p>

事實上，毛主席也非常欣賞李琪，他寫的《<實踐論>解釋》《<矛盾論>淺說》就曾受到毛主席的充分肯定，夸贊他書寫得好。

在這段時期里，李琪無論是工作還是生活，都相對比較順利，但在1963年后，這一切就發生了轉變。

這年，江青突然提出要在北京搞所謂的“京劇改革”，彭真決定由李琪（時任北京市委常委、市委宣傳部部長）負責與她聯系。

彭真之所以選擇李琪與江青聯系，并不只是因為李琪當時主管文藝工作，而更多考慮到他那沉穩干練、實事求是的品格。當時，彭真明確對李琪說：江青這個人不好共事，但她身份特殊，萬一出了問題，非同小可……

最初，李琪是表示拒絕的，但為了顧全大局，他最終還是同意了下來。不過，也正因如此，他在與江青打交道的過程中，始終謹言慎行，敬而遠之。然而，事情的結果遠比他想象的要嚴重得多。

所謂的“京劇改革”，不過是江青放出的一個煙霧彈而已，她的最終目的，是想在文藝界煽動“左”的思潮，為她當“文藝革命旗手”制造聲勢。

江青一來，當即就對市委安排由宣傳部長和她聯系感到不滿，理由是李琪級別太低，彭真小看她了，于是提出由一位書記與她聯系。

但彭真也不和她爭辯，而是為她詳細介紹了李琪的工作能力和人品，江青聽后很滿意，這才勉強同意。

盡管江青當時的職務并不高，但礙于她的特殊身份，李琪和其他很多文藝工作者還是給予了她相應的尊重，并認為江青也一定會給予他們同樣的尊重。但事實證明，他們只不過是“一廂情愿”而已。

當短暫、平和的時光過去后，江青終于露出了她的本來面目，她開始指手畫腳，各種挑剔、刁難，演員看不上、編劇看不上，搞得大家一時間無所適從、誠惶誠恐。

據李琪回憶說：江青不許別人提不同意見，即便只是稍加解釋，也會被她視作不聽話。但如果你保持沉默的話，她又會認為這是故意對抗。

隨后，江青一系列“離奇”的操作，更是引起了很多人不滿。比如，她不許演京劇傳統戲，只準演現代戲；不讓演話劇，還把話劇說成是“死了的”劇種。此外，她還下令撤銷北方昆曲劇院等劇團，不讓馬連良、張君秋等著名演員再登臺演出，讓那些青年武生們去演《沙家浜》里的新四軍戰士等等。

彭真和李琪當即便提出了反對意見，他們一致認為：現代戲要演，傳統戲也要演，戲曲不能“一花獨放，百花凋敝”，而是要“百花齊放”。接著，他們還讓有關部門開出了100出京劇歷史劇劇目清單，準備讓北京的劇團演，還要北京電視臺廣播。

對此，江青自然是很不高興的。之后，她接連公開宣泄自己的不滿：“他們眼里沒有我”“李琪只聽彭真的，不聽我的”……她甚至還給北京市委扣上一頂——“大北京主義，不聽黨的話”的莫須有的帽子。

不過，經過一段時間的相處，江青也意識到李琪的確是個人才。所以，她一方面斥責李琪，另一方面又在暗地里多次給他吹風，說“北京市委是錯的”，企圖將他拉上自己的賊船。

但李琪早就對她的行為感到不滿和厭惡，根本不可能聽信她的一面之詞，更不可能上她的賊船。好幾次江青打電話來找他，他都選擇避而不見。李琪為人坦蕩、正派，即便是在公開場合，他也從不掩飾自己對江青的憎惡。

1965年底，在江青與張春橋的精心策劃下，姚文元拋出了保密了幾個月、臭名昭著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矛頭直指時任北京市副市長、著名歷史學家吳晗，并給其戴上了一頂“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帽子。

對于姚文元這篇文章中的諸多觀點，李琪表示不敢茍同，他認為，吳晗即便有錯誤，那也只是歷史觀點的錯誤，僅屬于學術討論的范疇，沒必要如此上綱上線。

當然，李琪也非常清楚，這次批判表面上是姚文元發動的，但其實背后的主導者就是江青，不然上海是不敢在不打招呼的情況下，輕易批一位北京的副市長的。

但不管怎樣，李琪還是決定先作出回應，表明自己的立場和態度再說。接著，李琪便在《北京日報》發表了一篇名為《評吳晗同志的歷史觀》的文章，試圖將問題引到學術討論上來，并反對“對吳晗的誣陷”。

在當時的特殊歷史背景下，李琪寫出這樣一篇文章，無疑是需要巨大的勇氣的。

李琪的這篇文章一經發出，當即便引起了軒然大波，他也一度成為了被指摘的對象，而其中最為典型的，當時戚本禹對他的點名批判，說他寫這篇文章是為了包庇吳晗，是給吳晗拋出了第二個救生圈。

而自從戚本禹在《人民日報》點了李琪的名后，全國的報紙、電臺都開始批判他，壓力巨大。李琪知道，這肯定又江青在背后搞的鬼。

事實上，對于江青，李琪是一忍再忍。他最初的想法是“我惹不起，我還躲不起嗎？”但現實證明，他的確是避無可避了！

經過反復思考，他決定給老領導彭真寫一封信，如實反映自己對江青的看法——“盛氣凌人、獨斷專行、無事生非、仗勢欺人……”

然而，就是這樣一封信，給他帶來了殺身之禍。

不久后，有人便舉報李琪反對江青，而重要證據就是這封信。緊隨其后的，便是隔離審查和無休止的批斗。

1966年7月10日晚，想不通、滿腔悲憤的李琪最終選擇了自盡，有尊嚴地離開這個世界。當時，他還不到52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