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照相館》原型，他送出日軍侵華暴行照片，成為京字一號鐵證

1993年10月，一個年逾七旬的老人趁著給老伴兒掃墓的機會，前往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參觀。

在參觀陳列室的照片時，老人忍不住激動的流下了熱淚，因為他認出了陳列室陳列的四張有關南京大屠殺的照片是他當年沖洗并冒著生命危險保留下來的：

“這些就是我原來保存的。”

老人激動的聲音驚動了在場的群眾以及工作人員，時任紀念館資料部主任劉相云把老人請進了辦公室詢問具體的經過。

盡管已經時隔多年，但老人還是清楚的回憶了當年如何沖洗、保管相片的經歷，甚至他還把當年他親手制作相冊的封面也原樣畫了出來。

老人名叫羅瑾，1937年12月南京淪陷時，他才15歲，正在南京長江路估衣廊附近的華東照相館做學徒，后來他把他的名字也寫在了這本相冊的封面上。

一

1937年11月，淞滬會戰結束后，日軍兵分三路北上進攻南京，當時南京是中華民國的首都，日軍意圖通過進攻南京，迫使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投降。

事實上，從日軍一路北上的過程中，沿途就在燒殺搶掠，犯下累累罪行。

根據歷史學家的界定，1937年9月19日是廣義上南京大屠殺的開始，也是在這一天，日本第三艦隊司令長官長谷川清下令所屬第2聯合航空隊（1937年9月10日剛剛從大連轉場到新落成的上海公大機場）對南京市區進行“無差別級”轟炸。

這其中當然是包括平民的。

1937年12月13日，日軍攻陷南京后的六周內，對城內手無寸鐵的平民以及放下武器的士兵展開血腥屠殺，史稱“南京大屠殺”。

根據南京軍事法庭在戰后統計的數據記載，軍集體屠殺有28案，屠殺人數19萬余人，零散屠殺有858案，死亡人數15萬余人，總計死亡人數達30多萬。

南京大屠殺的主犯松井石根，在戰后被定為甲級戰犯判處絞刑，主犯谷壽夫被定為乙級戰犯，在南京雨花臺被執行槍決。

應該指出的是，凡是參與南京大屠殺的大小嘍嘍在戰后均遭到審判，包括進行“百人斬競賽”的野田毅、向井敏明，在戰后也被定為丙級戰犯，被判處死刑。

唯獨只有一個人逃出生天。

接替松進石根出任上海派遣軍司令的朝香宮鳩彥王本身是屬于戰犯之一，美國基于日本天皇是日本人心中的支柱，出于擔心追究天皇的戰爭責任，會導致日本混亂，不利于占領，因此對日本天皇免于懲戒，同時對日本皇族出身的戰犯，也不作為戰犯逮捕起訴。

盡管二戰中國是作為戰勝國，但在懲辦戰犯一事上做的并不徹底，這也是一個遺憾。

這也導致了一個問題。

因為日軍攻陷南京以后，為了粉飾侵略行徑，還故意發出假消息，稱南京淪陷后，市民“安居樂業”。市內“秩序井然”。

后來凡是被捕的日本戰犯在被送到法庭上以后百般狡辯，甚至拒不承認罪行，尤其是對南京大屠殺，更是毫不承認，主犯谷壽夫在南京軍事法庭接受審判時，竟然堂而皇之的說：

“軍人以服從為天職，我奉命到中國作戰。戰爭期間，雙方都要死人，對此我深表遺憾；至于我說的部屬屠殺南京平民，則是沒有的事。”

不過就在審判谷壽夫期間，南京軍事法庭將羅瑾所保存的相冊出示給他看，谷壽夫看了以后，臉色大變，渾身哆嗦。

羅瑾的相冊是怎么來的，又是如何保存下來的，這又是一個充滿艱辛的歷程。

二

事實上，在1993年以前，有關羅瑾是誰的問題，一直就是個很大的謎。

從抗戰勝利到新中國成立以后，有關部門對羅瑾的查找都是一片空白。

羅瑾其實不是什么大人物，也正因為如此，他所作出的事跡才會那樣令人動容。

1923年2月，羅瑾出生在南京，他是個滿族人，原名叫王羅瑾，因為家境貧寒，羅瑾1936年5月小學畢業后，就到了南京中山東路原國民黨財政部對面的雨花里“上海照相館”當學徒。

很不幸的是，第二年日軍全面侵華，當年年底南京淪陷。

從當時的情況來看，羅瑾應該是想要逃，但是沒能逃掉，索性就一直躲在也正因為如此，羅瑾親歷了南京淪陷后日軍大屠殺。

一直到1938年1月，日軍大屠殺慢慢停止，羅瑾又到了南京長江路估衣廊附近新開的華東照相館做學徒。

也差不多是在這個時候，一個日軍少尉軍官帶著兩個120“櫻花”膠卷來沖洗照片，就在照片洗出來的時候，羅瑾嚇了一跳，因為里面有不少是日軍燒殺劫掠時候的照片。

基于一種義憤，羅瑾在沖洗照片時，悄悄多洗了幾張收藏起來。

后來這個日軍少尉軍官又多次上門要求沖洗，羅瑾悄悄留意，把其中凡是日軍暴行的照片都多留了一份出來，后來陸陸續續收集了有三十多張。

羅瑾當時年紀并不大，他之所以收集這些照片，完全是出于身為中國人的一個憤怒，至于這些相片日后發揮什么作用，他還并不清楚，只是出于本能，想要保存下來。

可問題就是，當時的南京已經完全淪陷，他手里這三十幾張照片，不被發現還好，一旦被發現，那么他最終也只可能是十死無生的下場。

為了保存好這些相片，羅瑾把店里用來貼照片的灰色軟卡紙裁成20多張5*10cm大小的卡片，將之裝訂成一個小冊子，然后從這些照片中，選取了16張6*4cm或6*6cm大小的相片，小心翼翼的貼好。

羅瑾還給相冊做了一個封面，并在上面畫上了一個圖案，即一把刀刺進心臟，還在旁邊用紅色的美術字寫了一個“恥”字。

在做好相冊后，羅瑾小心翼翼地收藏起來，期間為了安全還多次換過地方。

1940年5月18日，基于當兵才能不受欺辱的一個簡單心思，羅瑾參加了汪偽政府警衛旅通訊隊，當時該通訊隊是在南京毗盧寺，以為宿舍安全，就把相冊藏在宿舍床底下。

不過，羅瑾因為擔心日偽檢查內務時把相冊搜出來，干脆就在通訊隊伙房邊廁所的墻上掏了個洞，把相冊藏了進來。

可不湊巧的是，有一次羅瑾去查看藏起來的相冊，發現居然不翼而飛，后來他把這件事跟家里的大人說了一遍，大人們也嚇了一跳，考慮到可能已經暴露，羅瑾托人請了一個長假跑到了安徽鄉下避難。

根據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網站刊登的史料記載，羅瑾逃離南京后，還輾轉了蘇州、上海、福州等地，最后落腳在福建大田縣。

從此以后，羅瑾再也沒有發現過那本相冊的下落。

三

也許是冥冥之中自有天定，這本至關重要的相冊其實并不是遺失，而是被另外一個人保護起來了。

這個人不是別人，正是羅瑾在通訊隊里的同學吳旋（原名吳連凱）。

根據不同的資料，有關吳旋發現這本相冊的經歷也有出入。

有資料記載，一個偶然的情況下，吳旋從南京毗盧寺廁所發現了這本相冊，當時通訊隊也知道有這本相冊，還警告所有人凡是發現這本相冊的人都要叫出來，吳旋知道事關重大，因此冒險保存起來。

還有另外的資料記載，吳旋偶然從南京毗盧寺廁所里發現了這本相冊，他看了相冊的內容后，知道這本相冊的重要性，所以故意藏了起來。

不管如何，吳旋在得到這本相冊后，冒著極大的風險將之藏在身邊，一直藏到了抗戰勝利后。

抗戰勝利后有段時間，吳旋失業在家，一次上街看到了布告，南京政府號召市民提供日軍南京大屠殺的罪證，吳旋一下子就想起來藏在家里的那本相冊，于是特意取出來，交給了南京市臨時參議會。

南京市臨時參議會在對照片進行調查后，確認這16張照片為當年侵華日軍士兵在南京大屠殺期間所拍攝，是日寇暴行鐵證。

圖|吳旋呈文

1947年2月6日，南京軍事法庭對戰犯谷壽夫進行公審，南京市臨時參議會將吳旋上交的照片和呈文轉交給國防部審判戰犯軍事法庭，在法庭上作為指控的“京字一號證”出示。

谷壽夫雖然在公審現場百般抵賴，但在鐵證面前無濟于事。

1947年3月10日，南京軍事法庭判處谷壽夫死刑，根據判決書罪證現實：

“并有當時日軍為炫耀武功，自行拍攝之屠殺照片15幀，及實地攝制之屠城電影，經我軍于勝利后扣獲，可資印證。（見京字1號，2號，15號各證。）”

4月26日下午，谷壽夫被驗明正身后押赴刑場，據說谷壽夫因為害怕嚇得站立不穩，還是被人架著上了刑場。

對于自己拼死保管下來的照片后來發揮了如此重大的作用，羅瑾本人是不知情的。

1990年夏，羅瑾在南京的一位老友的兒子出差到福建大田探望他，偶然說起一件事：

“南京大屠殺期間，有個叫羅瑾的熱血青年冒死保存了一本日軍血腥屠殺現場的相片冊，這個羅瑾是不是您啊？”

當時，羅瑾一聽這話，立馬就明白了一切，但他并不表功，只是淡淡地對老友的兒子表示：

“可能是吧，那本相冊現在何處？”

朋友的兒子告訴他：

“南京江東門外建立了一座死難者同胞紀念館，里面陳列的就有其中的照片。”

1993年10月，羅瑾到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才使得當年的謎題徹底解開，盡管羅瑾老人當時已經年過七旬，身體也不是很好，但還是在館方請求下，撰寫當年有關的回憶錄，后來留下了記錄抗日戰爭親身經歷的12萬字自傳體手稿《歷史的訴說》。

1995年6月10日，吳旋和羅瑾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再次相見，共同回憶了這段歷史。

此后羅瑾多次出席有關抗戰的紀念活動，并作為南京大屠殺的親歷者，為眾人講述當年這段往事，后來老人聽說日本極右翼勢力不承認南京大屠殺，還多次公開站出來，怒斥日軍侵華暴行。

1998年，吳旋在南京去世，其出生年不詳（網絡查不到相關資料），2005年2月5日，羅瑾在上海市第一人民醫院去世，享年82歲，骨灰與妻子一起合葬于南京普覺寺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