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唯一因馬屁拍得太肉麻被斬首的人，頭顱菜市口掛12年才準下葬

北京菜市口作為清朝京城的刑場，總是籠罩著一股肅殺之氣。行刑的日子，圍觀的百姓摩肩接踵，竊竊私語，等待劊子手的刀光劃破長空。

但雍正四年（1726年）冬日的一場處決，卻讓這刑場蒙上了一層詭異的色彩。

一顆頭顱被斬下后，竟被高懸于鬧市，長達12年，風吹雨打，化為白骨，觸目驚心。

這顆頭顱的主人名叫汪景祺，一個才華橫溢卻命運多舛的文人。他究竟犯下何等罪行，落得如此下場？

答案出人意料，只因他拍馬屁拍得太過肉麻，觸怒了皇帝。

這背后隱藏著怎樣的離奇故事？讓我們一探究竟。

一、才子多舛：汪景祺的坎坷人生

汪景祺字無已，號星堂，生于1672年的浙江杭州，出身官宦世家。其父汪霖曾任戶部侍郎，位高權重，兄長汪見祺也在禮部擔任主事，家境優渥，書香門第。在《清史稿》中記載：

“汪景祺，錢塘人，少有才名，然恃才傲物，科場不利。”

自幼聰穎的他，飽讀詩書，文采斐然，少年時便在當地小有名氣。然而，優越的家境與過人的才華，也讓他養成了孤高自傲的性格，常常目中無人，言辭犀利，難以與人相處。

科舉之路是清代讀書人晉身仕途的唯一正道，汪景祺19歲考中秀才后，滿懷壯志，誓要通過科舉光宗耀祖，可命運卻與他開了一個漫長的玩笑。

接下來的二十余年，他屢試不第，考場上的失意讓他心生怨懟。他從不反思自己的不足，反而將失敗歸咎于考官的昏庸與試題的刁難。

年復一年，青春逝去，汪景祺的耐心被消磨殆盡，直到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42歲的他才終于考中舉人。

這遲來的功名，雖讓他稍感欣慰，卻也讓他意識到，憑借科舉再進一步，難如登天。

隨著家道中落，和父親去世，汪景祺的生活愈發困頓。中舉十年后，他仍未謀得一官半職，仕途無望的現實如一座大山壓在心頭。

52歲那年，他終于幡然醒悟，單靠埋頭苦讀已無法改變命運，投靠權貴或許是一條捷徑。

于是，他將目光投向了當時權傾朝野的年羹堯，這位撫遠大將軍，戰功赫赫，深得雍正帝信任，是無數人爭相攀附的對象。

汪景祺深知，若能抱上這棵大樹，自己的命運或將徹底改寫。

二、諂媚開路：攀附年羹堯的瘋狂馬屁

雍正二年（1724年），汪景祺帶著一腔抱負，從京城跋涉千里，來到西安，投奔年羹堯。

為了獲得這位大將軍的青睞，他先通過父親的老部下、陜西布政使胡期恒牽線搭橋，胡期恒是年羹堯的親信，深得信任，在他的引薦下，汪景祺終于見到了這位手握重兵、威震西北的權臣。

年羹堯高坐營帳，氣勢如虹，幕僚恭立兩旁，汪景祺心潮澎湃，決心抓住這千載難逢的機會。

當晚，汪景祺挑燈夜戰，揮毫潑墨，寫下了一封名為《上撫遠大將軍太保一等公川陜總督年公書》的自薦信。在《清史稿》中對這封信有這樣的描述：

“景祺上書年羹堯，極盡諂媚，稱‘宇宙第一偉人’，比擬衛青、霍去病，頌其功績無人能及。”

在信中，他將年羹堯捧為“用兵如神”“立不世之奇勛”，甚至將他與西漢名將衛青、霍去病相提并論，稱歷史上的名將如郭子儀、裴度，與年羹堯相比，不過是“螢光之于日月，勺水之于滄溟”。他還寫道：

“敬欲上覲耿光，仰承緒論，倘蒙閣下假以詞色，景祺此生足矣。”

信末，他附上六首七言律詩，包括：“克敵星奔千里寇，寧人月靜百城煙”“欲謁千秋第一人”等等，將年羹堯的戰功與威望吹得天花亂墜。

年羹堯閱信后，心滿意足，此時的他，正處于權勢巔峰，身邊不乏諂媚之徒，但汪景祺的文筆華麗、言辭大膽，尤為投其所好。

于是，他將汪景祺收入幕府，任命為幕僚，汪景祺終于如愿以償，得以追隨這位權臣，參與軍中文書撰寫，替不識字的將領起草奏折與匯報。

他春風得意，覺得自己前途一片光明，甚至幻想有朝一日能憑借年羹堯的提攜，躋身朝堂。

在隨后的兩年里，汪景祺將拍馬屁的“才華”發揮到極致。他撰寫了《讀書堂西征隨筆》二卷，書中繼續吹捧年羹堯為“宇宙第一偉人”，貶低郭子儀等人，稱其功績在年羹堯面前不值一提。

這些文字雖讓年羹堯頗為受用，卻也為汪景祺埋下了禍根。他未曾料到，自己這番毫無底線的諂媚，竟會成為日后致命的罪證。

三、風云驟變：年羹堯倒臺牽連汪景祺

年羹堯的權勢如日中天，卻也如履薄冰，他自恃戰功卓著，日益驕橫，不僅在軍中培植親信，形成了所謂的“年選”，還干預朝中官員任命，甚至對雍正帝的旨意敷衍了事。

在朝堂上，他“御前箕坐，無人臣禮”，目空一切，雍正帝雖初登大寶，對這位功臣尚有幾分倚重，但心底的猜忌與日俱增。

雍正三年（1725年），年羹堯的命運急轉直下，一份賀表中的筆誤：將“朝乾夕惕”寫成“夕惕朝乾”，成了導火索。

雍正帝抓住這一小錯，大做文章，指責年羹堯心懷不敬。隨后，他以雷霆之勢剝奪年羹堯的軍權，將其貶為杭州將軍，繼而降為閑散章京，最終鎖拿進京。

議政王大臣列出年羹堯九十二款大罪，包括“大逆”“僭越”等重罪。雍正帝賜其自盡，年氏一族家破人亡，親信黨羽悉數被清算。

汪景祺作為年羹堯的幕僚，自然難逃牽連，在查抄年羹堯府邸時，浙江巡撫福敏發現了《西征隨筆》，這本書不僅充斥著對年羹堯的肉麻吹捧，還包含了一些令雍正帝震怒的內容。在《雍正朝漢文朱批奏折匯編》中記載：

“汪景祺《西征隨筆》悖謬狂亂，譏諷圣祖，妄議年號，罪不容誅。”

在書中，汪景祺曾寫道：

“皇帝揮毫不值錢……”

這被解讀為譏諷康熙帝濫用財物，同時他還質疑康熙帝“圣祖”謚號，稱“正”字為年號不吉，暗指雍正帝統治不穩。

這些言論，在以皇權至上的清朝，無異于大逆不道。

雍正帝閱后，怒不可遏，親筆批示：

“悖謬狂亂，至于此極！惜見此之晚，弗使此種得漏網也。”

他將汪景祺定為“作詩譏訕圣祖仁皇帝，大逆不道”，下令將其立即處斬，并嚴懲其家族。

汪景祺的妻子被發配寧古塔為奴，兄弟親侄也被革職流放寧古塔，五服以內親屬皆受株連，這場因馬屁引發的文字獄，波及之廣，令人膽寒。

四、菜市口的白骨：12年的恐怖警示

雍正三年十二月十八日，菜市口刑場寒風刺骨，汪景祺被押赴刑場，昔日的才子風采蕩然無存，只剩滿臉的絕望與悔恨。

監斬官一聲令下，刀光閃過，頭顱落地，鮮血染紅了冰冷的地面。圍觀的百姓屏息凝神，既震驚于這血腥一幕，又好奇這位文人究竟犯下何罪。

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雍正帝下令將汪景祺的頭顱懸掛于菜市口示眾。

菜市口地處京城要道，人流如織，這顆頭顱高懸梁上，成為一道觸目驚心的“風景”。

起初，頭顱尚存人形，引得路人駐足議論。日子久了，風吹日曬，皮肉腐爛，頭發脫落，漸漸化為白骨，陰森恐怖。

孩童路過，嚇得哇哇大哭，大人則借此告誡子女，言辭不慎將招致滅頂之災。

這顆頭顱一掛就是12年，12年間，朝堂風云變幻，雍正帝勵精圖治，推行新政，卻也以嚴苛著稱，文字獄頻發，士人噤若寒蟬。

汪景祺的頭顱如一座無聲的警鐘，提醒著所有人：皇權不可觸犯，言語必須謹慎。

直到雍正十三年（1735年），雍正帝駕崩，乾隆帝繼位。左都御史孫國璽上奏，稱：

“京師首善之地，枯骨懸于中途，有礙觀瞻。”

請求取下頭顱掩埋，乾隆帝為彰顯仁政，準奏。這顆白骨終于得以入土，結束了它漫長的示眾生涯。

五、歷史警鐘：汪景祺的教訓與啟示

汪景祺的悲劇，表面上是因馬屁拍得太過，實則是他對時局的誤判與對權力的迷戀。在《清史列傳》中寫道：

“汪景祺依附年羹堯，諂媚無度，然其文辭狂悖，終自取滅亡。”

他自恃才華，渴望功名，卻選擇了諂媚權臣的捷徑，放棄了尊嚴與底線，最終自食惡果。

這一事件不僅是個人的悲劇，也折射出清朝文字獄的嚴酷與皇權的至高無上。雍正帝以汪景祺為鑒，震懾朝野，任何涉及皇室威嚴的言論，都可能招致殺身之禍。

汪景祺案后，浙江士子查嗣庭因科場試題被疑諷刺朝廷，同樣遭誅，浙江鄉試、會試停考三年，讀書人惶惶不可終日，這種高壓政策雖鞏固了皇權，卻也扼殺了思想的自由。

對于現代人而言，汪景祺的故事仍有深刻的啟示。汪景祺的悲劇提醒我們，無論身處何種環境，都應堅守原則，不被名利誘惑。

人生如棋，落子無悔，唯有腳踏實地，才能走得長遠。他的頭顱在菜市口懸掛12年，是對那個時代士人的警告，也是對后世所有人的警醒。

參考資料：

1、閻崇年（2006）《清史稿》 北京：中華書局。（本書詳細記載了汪景祺的生平及因諂媚年羹堯被處極刑的經過。）

2、雍正帝（1985）《雍正朝漢文朱批奏折匯編》 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本書詳細記錄了雍正帝對汪景祺《西征隨筆》的批示及相關罪狀。）

3、許曾重（2009）《清史列傳》 北京：中華書局。（本書詳細描述了汪景祺依附年羹堯的經過及其悲慘結局。）

觀點聲明：本文所述均為基于歷史資料的真實事件，旨在通過汪景祺的經歷探討清代文字獄的嚴酷與職場人生的啟示。文中所有觀點為筆者整理分析，僅為個人觀點，不構成官方意見。解讀因視角不同而異，歡迎大家閱讀本文后留言交流，提出寶貴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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