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失的牙齒與千萬粉絲 韋東奕的流量時代選擇題

昨日關于宗馥莉的文章兩次推送、兩次被刪，消失的文字，像被風吹散的蒲公英，連痕跡都無處追尋。

算上昨天那篇，已經(jīng)是我兩個月來第五篇被刪的稿子。

這時代最諷刺的莫過于：人人都能發(fā)聲，卻處處都是禁區(qū)。但尼采說過：但凡不能殺死你的，最終都會使你更強大。鍵盤上的血性，從來都是越挫越勇。

寫作這場仗，我們既當烈士，也做常勝將軍。

言盡于此，且看今日正文。

北大數(shù)學天才韋東奕在短視頻平臺開設個人賬號，僅憑一條四秒的“打招呼”視頻，便在短短十小時內吸引了千萬粉絲。其熱度甚至超越了高考這一全民關注的焦點。

視頻中的他，衣著樸素，面容清瘦，缺失的半排牙齒成為了公眾關注的焦點，也引發(fā)了人們對其健康狀況的擔憂。

一個有意思的點是，關于韋東奕短視頻賬號的開設，是由家屬協(xié)助完成。

這表明，在當前社交媒體環(huán)境下，任何知名人物的出現(xiàn)，都可能伴隨著商業(yè)利益或平臺合作的影子。

短視頻正在徹底改變學者與大眾的交流方式。

宋代蘇軾的詩詞能被市井百姓傳唱，是因為詩詞本身就有通俗易懂的特質。但韋東奕研究的偏微分方程、幾何分析，對很多人來說就像天書一般難懂。

但韋不一樣，還記得當初讓他走紅的一段視頻么？

一個左手攥著冷饅頭、右手拎著礦泉水瓶的年輕人，頭發(fā)凌亂如秋風中的草垛，眼神靦腆得像鄰家初入職場的新人。這樣一段食堂外的偶遇采訪，讓韋東奕變成了全網(wǎng)追捧的“韋神”。

韋東奕的爆火，完美契合短視頻的傳播密碼。

反差感：學霸與土包子的形象碰撞；真實性：毫無修飾的隨手拍；符號化：饅頭+礦泉水=淡泊名利。

平臺算法敏銳地捕捉到這個“活化石”般的存在，當精致網(wǎng)紅們用濾鏡和劇本堆砌人設時，一個真實到粗糙的天才形象，反而成了稀缺品。

如某些網(wǎng)友的戲稱，這是“學霸版李子柒”，不用任何包裝，就自帶“大智若愚，大巧若拙”的光環(huán)。

就像普通人雖然看不懂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卻會為他的蓬頭垢面著迷一樣，社交媒體時代的知識偶像崇拜，已從專業(yè)成就轉向了特定人設的消費。

算法推送給千萬網(wǎng)友的，不是一個需要理解的數(shù)學家，而是一個可供圍觀、解讀甚至消費的文化符號。

不過，韋東奕33歲缺失半排牙齒的畫面，似乎再次反映了，天才的另一面，是其生活能力的殘缺。

這一幕，在當年的華羅庚身上早有印證。他能解開世界級數(shù)學難題，據(jù)說卻常把煤倒錯地方；穿著破舊西裝參加重要會議，被調侃“像從舊貨攤撿來的”。

韋東奕33歲就缺失半排牙齒的情況，或許與他的“超專注”特質密切相關。

斯坦福大學的研究表明，人的注意力就像有限的電池容量。當絕大部分電量都用于攻克數(shù)學難題時，留給刷牙、吃飯這類日常事務的“電量”自然所剩無幾。

這不是說天才的大腦不會處理生活瑣事，而是他們長期將“帶寬”分配給學術思考，導致管理牙齒健康這類基礎生存技能的神經(jīng)回路缺乏鍛煉。

韋東奕的牙周炎、華羅庚的生活混亂，與愛因斯坦用支票當書簽的軼事，本質上同源，天才的神經(jīng)突觸連接方式注定與常人不同。

從這個角度而言，短視頻賬號帶來的千萬粉絲流量，意味著商業(yè)價值。

經(jīng)濟資源如果能轉化為對韋東奕的實際支持——比如專業(yè)的健康管理團隊，反而能彌補對此類特殊人群傳統(tǒng)保障體系的不足。

華羅庚當年全靠妻子照顧起居，今天的學者，理應獲得更好的保障。

當然，圍繞韋東奕的爆火，還有一種聲音——關注韋的上千萬粉絲，800萬都指望他創(chuàng)造“美麗國沒有的”數(shù)學突破。

你說這種心態(tài)，其實也正常。

對任何一個領域優(yōu)秀者的圍觀，都會帶來追星以及其他更復雜的心理。

這與體育迷期待運動員奪冠、樂迷期待歌手拿格萊美如出一轍。人們總是渴望通過偶像的成就來獲得集體榮譽感。

對韋東奕在短視頻平臺走紅，也有人夾雜著一聲嘆息：那個白衣飄飄的校園“韋神”，終究還是沾了紅塵。

如此心態(tài)，或許與我們傳統(tǒng)文化中的“隱士崇拜”有關。

陶淵明“采菊東籬下”的千年意象，早已內化為我們對知識分子的審美標準：真正的學者應當如孤鶴棲松，遠離市井喧囂。

我們潛意識里認定，真正的智慧必然與世俗保持距離。

此類想象在當代演變成一種奇特的道德要求。

我們對知識分子的期待，始終在“不慕名利”與“功成名就”之間左右搖擺。

有些人一邊憤憤不平，痛斥流量明星拍一部戲的片酬，抵得上航天科學家十年的工資；一邊卻又固執(zhí)地認為，數(shù)學家最好只出現(xiàn)在論文署名處，科學家理當深居實驗室。

一旦他們走入大眾視野，便仿佛明珠蒙塵。

如此心態(tài)，或許與我們傳統(tǒng)文化中的“隱士崇拜”有關。

陶淵明“采菊東籬下”的意象，就暗含著對知識分子遠離塵囂、潛心研究的期許。文化基因投射到現(xiàn)代，演變成了對科學家“深居簡出”的刻板想象。

北宋林逋梅妻鶴子的故事被傳頌，而在今天，韋東奕的礦泉水瓶和破舊書包，同樣被賦予這種審美意義，直到他出現(xiàn)在短視頻鏡頭前。

執(zhí)念如此強烈，以至于當學者接觸大眾媒介時，我們首先擔憂的不是信息傳播效果，而是其精神世界是否遭到污染。

但我以為，流量經(jīng)濟的吊詭之處在于，它既可能消解學術深度，也能架設知識橋梁。

愛因斯坦1921年訪美時，媒體將相對論簡化為“彎曲的光線”，“失真?zhèn)鞑ァ狈炊ぐl(fā)了公眾的科學興趣。

韋東奕賬號下那些看不懂納維-斯托克斯方程的網(wǎng)友，至少記住了“數(shù)學很重要”這個樸素真理。

專業(yè)壁壘高聳入云，適度的大眾化，或許才是真正的學術慈悲。

作為一個心智成熟的成年人，韋東奕的未來，終究應由他自己定義。

他可以選擇在數(shù)學的海洋中繼續(xù)遨游，成為“韋神”。

也可以選擇以更開放的心態(tài)擁抱世界，成為“中人”。

但無論哪條路，社會都該給予足夠的包容。

很多時候，在算法的洪流中，天才也需要一葉扁舟。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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