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璐 舒展：印太戰略下西印度洋的地緣價值與大國博弈

內容提要近年來，美國及其盟國伙伴為應對中國持續崛起與“一帶一路”倡議的全球影響，系統構建了“印太戰略”的地緣政治框架。本文深入分析了以美、日、印、澳等為代表的印太大國對西印度洋地區戰略價值的認知、在該地區的全方位部署及其對中國的戰略影響，認為西印度洋至非洲地區對中國在確保能源資源與關鍵礦產供應的戰略生存層面，以及拓展西向戰略縱深、維護發展空間方面具有雙重戰略價值。相較于印太大國構建的軍事基地、軍事聯盟和軍事設施“三位一體”的系統性布局，中國需要從兩洋、兩洲的大格局出發，充分發揮經濟與外交優勢，深化與域內及沿岸國家的全面合作伙伴關系網絡，持續推進戰略支點建設，不斷增強遠洋行動能力，以維護國家在印度洋方向的戰略利益與發展空間。

關鍵詞印太戰略 西印度洋 非洲 大國博弈 “一帶一路”

作者簡介姜璐，上海對外經貿大學國際發展合作研究院助理研究員，復旦發展研究院兼職研究員（上海200336）；舒展，中國國際問題研究基金會高級研究員、非洲研究中心主任（北京100036）。

盡管技術進步的確在不斷削弱地理因素對國際關系的影響，但地緣政治與經濟，特別是對具有戰略價值的地理空間的界定與爭奪，仍在很大程度上主導著國家對外部環境的認知及其對外政策的制定。這在那些力圖維持或拓展自身影響力的全球或地區性大國身上表現得更為明顯，近年來備受關注的大國印太戰略正是力證。從最初日本提出，印度、美國、澳大利亞相繼出臺各自的印太戰略，到后來法國、英國、德國甚至歐盟等非印太國家（地區）也推出自己的印太戰略，“印太”作為一個新的地緣政治經濟概念正在由印太大國共同建構。更為重要的是，囿于傳統的均勢思維，印太大國將防止周邊（如美日印澳）或傳統勢力范圍（如法英）內出現異軍突起的力量，從而改變既有權力格局甚至危及自身（全球或地區）大國地位視為重要議題——而它們不約而同地瞄準中國為共同防范對象。過去20余年間，中國國力迅速提升引發美歐等勢力的戰略關切，特別是2013年提出“一帶一路”倡議，進一步加劇了印太大國的戰略猜忌，成為它們共同塑造印太戰略及彼此間協同網絡的重要驅動力。印太就此成為繼亞太之后一個新的權勢角力空間。

國內學術界有關印太戰略的研究成果頗豐，但大都傾向于將其理解為相關國家傳統亞太政策的拓展，通常僅是增加印度這一關鍵行為體作為研究變量。因此，現有研究關注的地理空間主要集中于亞太加印度，研討重點則聚焦各印太大國特別是由美、日、印、澳在這一區域構成的菱形戰略空間內的戰略意圖、部署與合作。相較而言，既有文獻對沿南亞次大陸與印度洋海底中脊一線以西的西印度洋及至非洲（特別是臨西印度洋的非洲東部海岸線國家）的關注與系統性探討尚顯不足。事實上，鑒于該地區在領土主權、海上航道、軍事基地等方面的戰略價值，印太大國在這一海域及其周邊的活動與布局由來已久，它們在構建各自印太戰略時均明確將該地區納入印太的地域界定與戰略部署之中。此外，不少外國學者和戰略分析家早從十幾年前就已注意到并從戰略高度討論了西印度洋及至非洲地區在中美（乃至中西）戰略競爭中的特殊重要性。

本文認為，從西印度洋至非洲一帶對中國具有重要的地緣戰略價值，這不僅表現為海上航道安全的戰略生存層面，也體現在為中國拓展西向戰略縱深、塑造和平發展環境的戰略發展層面。如果制衡“一帶一路”、圍堵中國是印太戰略的題中之義，那么其必然不會僅止于印度，勢將進一步向西、往南拓展。近年來，印太大國在西印度洋地區的戰略動向便在相當程度上印證了這一意圖與趨勢，特別是中國在印度以東至太平洋方向上已然面臨戰略壓力，若再忽視西印度洋地區及印太大國在此間的系統部署，或會形成戰略視野盲區，使中國西出印度洋亦有受阻之虞。基于此，本文旨在揭示西印度洋及至非洲一帶（簡稱“西印度洋地區”）的地緣戰略價值，特別是在印太戰略背景下的新含義，系統梳理印太大國對該地區的戰略認知與全面部署，分析其對中國地區利益的潛在影響，并探討中國可能的戰略應對路徑。

印太戰略背景下的西印度洋地區

從2007年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印度發表《兩洋交匯》演說開始，“印太”（Indo-Pacific）概念開始越來越多地被納入相關國家的官方話語體系。印太大國圍繞這一概念逐步形成相關區域戰略及彼此協同機制，大體經歷了一個印日早期推動、美國提格定調、法英等歐洲國家緊密跟進的過程。2015年，在印度莫迪政府與美、日分別簽署的聯合聲明中，亞太與印度洋即印太被明確作為勾勒其雙邊戰略合作的新地域。2016年，在肯尼亞召開的東京非洲發展國際會議（TICAD）上，安倍首相正式提出日本“自由開放的印太戰略”。2017年，美、日、印、澳亦以“自由開放的印太”為主題，重啟沉寂多年的四邊安全對話。2018年，特朗普政府批準并開始實施《印太戰略框架》；美國國防部和國務院于2019年先后推出各自的印太戰略文件。法國、德國、英國緊隨其后，分別于2019年、2020年及2021年出臺了《法國印太戰略：打造包容的印太》《法國印太防務戰略》《德國—歐洲—亞洲：共同塑造21世紀》《競爭時代的全球英國：安全、防務、發展及外交政策整體評估》等官方文件，并在此后幾年中不斷更新完善，系統闡釋了三國針對印太地區的政策主張。

印太首先是個“兩洋”概念。“Indo-”所指先是從非洲東海岸直至馬來群島—澳大利亞西海岸的廣袤印度洋，包括本文關注的西印度洋，也指域內大國印度。然而，目前國內學界對印太戰略的研究較多集中于印太大國對印度及其以東地區的戰略考量與布局。這在一定程度上與學界對美國外交政策及其印太地域認知的高度關注有關，但無論從美國戰略出發點還是現實演進來看，對西印度洋乃至非洲的政策都是其印太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除美國之外，不管是印太理念的首倡者日本、印度，抑或印太戰略緊密追隨者法、英等歐洲大國，從西印度洋到非洲也都是其戰略布局中不可或缺的一環。

20世紀，隨著美國國力及全球影響不斷增長，維持其世界領導地位最為關鍵的地理區域逐漸從大西洋轉向太平洋。相比之下，美國曾經對與其國土并不直接相連的印度洋“幾乎毫不在意”。法、英、印等傳統盟友或價值觀盟友對印度洋地區提供的安全保障，也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美國在印度洋的后顧之憂。21世紀以來，隨著印度洋地緣政治與經濟重要性提升，美國在印度洋的利益也有所增加。特別是中國日益崛起使美國在歐亞大陸的戰略重心夯筑了新的根基，從奧巴馬政府的“重返亞太”到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戰略”，美國警惕、針對進而遏制中國的目標日漸明確。從亞太到印太的話語轉變本身，也體現了防范制衡中國在印度洋崛起、維系美國在兩洋主導優勢的戰略意圖。戰略表述層面，2017年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將印太的范疇描述為“從印度西海岸到美國西海岸”。在2020年新德里的“瑞辛納對話”上，美國副國家安全顧問馬特·波廷（Matt Pottinger）將之拓展為包括非洲大陸東海岸。在2022年拜登政府新版《美國印太戰略》中，印太則被進一步擴展為從美國的太平洋海岸線直至印度洋的廣大地區。

因高度依賴能源、資源及相應海上運輸通道，印度洋地區對日、印兩國具有十分重要的經濟價值。作為其毗鄰海域，印度洋還對印度國家安全意義重大，如其海洋戰略奠基人潘尼迦所言，“誰控制印度洋，誰就掌握了印度。”日本從提出“自由開放的印太”伊始，就一直強調兩洋加兩洲的概念，即在傳統太平洋和亞洲的基礎上將印度洋和非洲都明確列入印太范疇。印度對印太構想的踐行主要通過與其既有對外戰略有機結合，而其“西聯”“南控”政策，特別是2015年出臺的新版海洋安全戰略，均高度彰顯了西印度洋及其域內與沿岸國家對印度的戰略重要性。從2015年莫迪政府與美、日分別達成的兩項聯合聲明來看，印度對印太的地域界定也明確涵蓋了從非洲到東亞、橫跨印度洋直至亞太的廣泛區域。

作為溝通歐亞貿易的重要通道，西印度洋對法、英等國也具有重要經濟價值。此外，由于在印度洋占有大量領土與屬地，法國自稱“理所當然的印太國家”，并將印太明確定義為從東非海岸到美國西海岸的廣闊地區。英國在印度洋海域也據有一片爭議領地，即位于馬爾代夫以南、本屬毛里求斯的查戈斯群島（Chagos Archipelago）。這些海外領地的存在使法、英等國幾乎本能地將西印度洋地區作為其印太戰略的重要一環。澳大利亞國防軍司令也曾表示，“從非洲東海岸、波斯灣到印度洋和西太平洋都屬于印太區域。”

尤為重要的是，出于維持地區均勢、大國身份及與美國關系的考量，日、印、法、英等國均在其印太戰略文件中明確或暗示應對、控制乃至反制中國崛起的目標，僅是程度有所不同。即使是力圖彰顯戰略自主性的法國，鑒于其與美國的軍事同盟關系及相似的價值觀底色，也難以在中美之間真正維持等距外交。它們都想通過掌控西印度洋，在戰術層面阻礙中國西進印度洋直達非洲，在戰略層面則可施壓“一帶一路”（特別是“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建設，以遏制中國的生存與發展。借用歷史學家王賡武的評論，“如果英美人和印度人能夠將一個弧線從日本一直完整地劃到印度，并得以遏制中國……他們才會感到安全……將中國人拒于印度洋和西太平洋之外，是遏制政策的一部分。”事實上，美國軍方早在2012年就明確提出，沿西太平洋和東亞進入印度洋和南亞這條與美國經濟、安全利益不可分割的海上弧線，也即從太平洋關島到印度洋迪戈加西亞島，乃是美軍在兩洋開展前沿部署的“基本使命線” ，旨在阻遏中國走向印度洋及更遠海域。

西印度洋地區對中國的地緣戰略價值

本文所謂“地緣戰略價值”，主要是指特定地區以其地緣位置或地理特性對一國具有關鍵、全局與長遠性影響的價值，至少表現在戰略生存價值與戰略發展價值兩方面。戰略生存價值強調對一國的基本生存具有關鍵性影響的價值，如領海對宣示與捍衛國家主權的意義，海上通道對確保（特別是對外依存度較高的）礦產資源供給與國際貿易流通的作用等。戰略發展價值指通過塑造良好的周邊環境、拓展必要的戰略縱深等方式助力一國實現持續穩定發展的價值。當然，上述戰略價值也能被影響和利用，作為限制國家生存與發展的手段，從而成為一種反向的戰略遏制價值。

進一步講，不同大洋或海域對特定國家地緣戰略價值的大小還受國際地緣政治經濟環境及一國海陸地緣關系（如鄰海與隔海、淺海與深海、近洋與遠洋）等因素的影響。例如，一國的鄰海（與國土直接毗鄰）通常比隔海（與國土隔陸相望）具有更明顯的戰略生存價值，特別是在領海主權層面。倘若鄰海發展受阻，隔海的戰略生存價值則可能相應提升。以中國為例，在與之關系最緊密的兩洋之中，雖然太平洋作為鄰海重要性更為顯著，但在太平洋方向上的發展困境則相應提升了作為隔海而常被低估的（西）印度洋的戰略意義。

綜上，本文認為，西印度洋地區對中國具有重要的地緣戰略價值，尤其體現在生存安全與發展利益層面；而在美、日、印、法、英等大國聯手構建印太戰略與協同網絡并試圖遏制中國的背景下，西印度洋地區對中國拓展發展空間、防止“西出”受阻更具不可低估的作用。

（一）西印度洋地區對中國的戰略生存價值

西印度洋對中國的戰略生存價值首要體現為其是重要的能源、資源海上運輸通道。截至2022年，石油、天然氣在中國能源消費總量中合占26.4%，而且在中短期內勢將進一步提升。中國油氣資源對外依存度在2020—2021年已分別超過70%和40%，其中從中東、非洲和拉丁美洲進口的石油超過進口總量的70%，此外還從卡塔爾、阿曼、尼日利亞、阿爾及利亞等中東與非洲國家進口天然氣，這些油氣資源絕大部分經由印度洋（航線1和航線5）運回中國。

此外，在核心產業供應鏈安全的重要性日益突顯的背景下，西印度洋航道還對中國其他戰略性礦產的進口有關鍵作用，很多礦產主要來自非洲。如大宗金屬礦產中，2023年中國約81.5%的鉻礦砂來自南非（對外依存度近100%），65.3%的錳礦砂來自南非和加蓬（對外依存度達88%），超過70%的鋁礦砂來自幾內亞（對外依存度為55%）。近年來，隨著全球大國在高新技術領域的競爭日趨白熱化，一些非洲（與拉美）儲量豐富的關鍵礦產，如稀土、鋰、石墨、鈷、鎢、銦、氦等，日益成為大國關注與爭奪的資源。如中國的鈷礦石幾乎全部進口自剛果（金）；坦桑尼亞、安哥拉、肯尼亞等國的稀土礦，納米比亞、津巴布韋的鋰礦，贊比亞、剛果（金）等國的銅礦，莫桑比克、馬達加斯加、坦桑尼亞等國的石墨，對中國高新產業發展也極具戰略價值。這些大宗與關鍵礦產也主要經由印度洋（航線5和航線6）運往中國。

上述三條航線對中國能源資源進口至關重要，西印度洋的地緣生存價值進一步凸顯。如若能加強西印度洋的海上安全，加上“一帶一路”倡議下建設的中巴經濟走廊及中緬孟國際大通道，或可有效提升中國能源資源供給通道的多元化，切實保障國家經濟安全。但若在西印度洋地區準備不足，印太大國在這一地區業已存在并不斷加強的戰略部署，則可能從印度洋方向阻礙中國海上通行。

（二） 西印度洋地區對中國的戰略發展價值

2013年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致力于促進沿線各國經濟繁榮與區域經濟合作，加強不同文明交流互鑒，促進世界和平發展。通過開拓與“一帶一路”伙伴國家的經濟合作，可以充分利用過去40余年在基建、貿易、投資等領域積累的經驗與優勢，繼續維持并增強中國經濟發展的活力。

“一帶一路”倡議對中國拓展戰略發展空間有雙層含義。一方面，如前所述，美國從冷戰時期起就通過與部分東亞國家建立同盟體系、開展防務合作、打造三大島鏈等方式在中國的東、南一側安排部署，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國在太平洋方向的活動及自由度。因此，發展和強化與“一帶一路”伙伴國家的全面友好合作關系，對中國向西往印度洋方向拓展地緣活動空間具有重要意義。另一方面，改革開放前30余年中國對外經濟交往的主要對象集中于發達國家，這一過程在給中國帶來大量資金、技術和經濟發展機遇的同時，也加深了中國對主要經貿合作發達國家的依賴，并可能在中美（中西方）競爭加劇的背景下成為中國的掣肘。因此，“一帶一路”建設不僅有益于新興市場的培育開拓及中國經濟交往對象的多元化，也有利于中國進一步加強與發展中國家的團結合作，共同致力于完善國際規則與秩序。從這一意義上講，發達國家自2021年以來提出的各類面向發展中國家的基建計劃，以及從2023年起對“全球南方”概念的戰略運用（特別是試圖重新定義中國在“全球南方”的角色），均反向證明了加強與發展中國家關系對中國外交戰略的重要性。

“一帶一路”倡議的深遠謀劃賦予西印度洋地區對中國獨特的戰略發展價值。西印度洋及其域內、沿岸所及之中東與非洲是“一帶一路”倡議輻射的重點區域，通過加強在西印度洋的戰略部署、夯實與周邊國家的全面友好合作關系，有利于中國向西往印度洋方向拓展地緣活動與戰略選擇空間。從這一角度出發，西印度洋地區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成為中國（拓展共同發展空間）與印太大國（壓制中國發展空間）在中國西南方向的戰略交鋒處，因此，以美國為首的印太大國不僅高度關注中國在西印度洋上的一舉一動，更極盡輿論造勢、外交施壓等手段，欲將中國的戰略支點與影響力排擠出西印度洋及其周邊地區。

如早在2009年前后，印太大國就開始針對中國在瓜達爾港、漢班托塔港的建設大肆炒作所謂“珍珠鏈戰略”。2013年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及此后在非洲之角國家吉布提興建海軍保障基地，使印太大國對中國在西印度洋的經濟影響力與軍事存在更為忌憚。2015年美國國務卿克里訪問吉布提時，還曾試圖阻攔中國建設海軍保障基地。還有西方學者明確建議美國構建“第四島鏈”和“第五島鏈”， 以應對中國在印度洋日益增強的影響力。2019年以來，在海牙國際法院明確判決英國非法占據毛里求斯的查戈斯群島后，英國仍拒不歸還的重要考量之一即是以迪戈加西亞基地的至優位置牽制中國，有議員甚至將中國可能租用迪戈加西亞島作為不能歸還島嶼的理由。美國則聲稱將“毫不含糊地支持”英國對迪戈加西亞島的“主權”。2024年10月，英國在國際壓力下同意歸還查戈斯群島，但仍然對迪戈加西亞島行使主權以確保島上基地能夠正常運轉至下個世紀。總體而言，近年來美歐對非戰略日益以大國競爭為導向，力圖削弱中國在西印度洋—非洲地區的戰略存在，這恰恰反映了西印度洋地區對中國拓展戰略發展空間的重要價值，也凸顯了中國加強在此區域戰略布局的必要性。

印太大國在西印度洋地區的全方位部署

以美、英、法、日、印為代表的印太大國在西印度洋地區部署由來已久，部分國家早就在此洋域及沿岸重點國家建基地、派駐軍等，而且始終重視這一戰略要沖，即使在冷戰結束或海盜消散后仍不退棄。印太戰略的出臺不僅激活了上述國家在西印度洋地區建立的戰略據點，更引發它們進一步加強在此區域進行軍事、經濟、外交舉措一體化的綜合戰略部署。

（一）“硬”部署：軍事據點與防務合作

出于各自戰略訴求，特別是防范遏制中國的立場，印太大國根據不同地緣或歷史的“勢力范圍”，迄今已沿阿曼灣—亞丁灣、非洲東海岸、西印度洋群島直至印度西海岸一線，在幾乎所有關鍵位置鞏固或新建軍事據點并駐軍，同時向東道國提供軍事援助與安全保障承諾以獲取在當地采取軍事行動的便利。

1.阿曼灣—亞丁灣。美國與阿聯酋簽有防務合作協議，至少設3個美軍基地及若干后勤保障倉庫，駐扎美軍5000人，其中杰貝阿里港可供美軍停泊航空母艦。2009年起，法國首次在非法語區的阿聯酋興建海陸空基地，并駐軍700人。澳大利亞也在阿聯酋有軍事基地及500人駐軍。美國早在1980年就與阿曼簽署協議，美軍可使用該國諸多港口、機場及倉庫等。“脫歐”后的英國也加緊在這一帶部署軍力，2018年在阿曼新建永久性海軍基地，服務巡弋印度洋的航母，并駐軍400余人，此外還獲準使用阿曼及阿聯酋的空軍基地。

近年來，印度通過共同制造國防裝備及定期舉行聯合軍演等方式，加強與阿聯酋的防務合作。2018年，印度與阿曼就在杜格姆港設立后勤基地達成協議，該基地現已啟用。印度還從2014年起升級改造伊朗恰巴哈爾港（距中國參與投資的瓜達爾港約100公里），并爭取該港的長期運營權。近兩年間，日本也開始加強與阿曼的軍事對話，并與阿聯酋達成武器裝備及技術轉讓協議。此外，西印度洋海域還存在若干由歐美主導的多國海上行動，如聯合特遣部隊（CTF-150、151、152）、北約的“海洋盾牌行動”及歐盟的“阿塔蘭特行動”等，護航范圍從波斯灣一直延伸至索馬里東岸。印度、日本則在亞丁灣地區獨立巡航。2024年初，美國組建多國海上聯盟應對紅海安全危機，隨后美英對也門胡塞武裝發動軍事打擊，澳大利亞等國提供支持。

2.非洲東海岸。法國很早就在吉布提建立軍事基地，20世紀后期以來法國不斷縮減海外軍力，但仍保留吉布提基地及1500人駐軍，這是法軍在海外（除自身海外省及領地外）最大基地。2002年，美軍進駐吉布提原屬法國的萊蒙尼爾軍營并進行大幅擴建，派駐海、陸、空及海軍陸戰隊4個兵種和一個無人機部隊，總人數超5000人，該營成為美國在非洲最大的軍事基地并供英軍使用。2011年，日本在吉布提建立其二戰后首個海外軍事基地并駐軍180人。2018年，印度通過與日本簽署雙邊后勤支持協定獲準使用這個基地。在索馬里，美國至少有5個臨時軍事基地并駐軍500人。

在肯尼亞，英國設有其在非洲唯一的軍事基地，并通過雙邊防務合作協議獲準每年派6個步兵營至肯尼亞輪訓；美國則在肯尼亞的蒙巴薩、曼達灣及瓦吉爾擁有若干基地；過去幾年里，法國、印度也開始加強與肯尼亞的海上安防合作。除吉布提外，日本防衛省還將坦桑尼亞、肯尼亞、烏干達、南蘇丹及至埃及一線國家作為其在非洲的重點合作對象。自2021年起莫桑比克北部局勢不穩，為美、英、法等國加強與莫桑比克的軍事及海上安全合作提供了契機，美國不僅派特種部隊培訓莫桑比克海軍，還在2022年將莫桑比克列入美國《全球脆弱性法案》優先適用的5個國家和地區之一。歐盟也以打擊海上犯罪、保護海洋環境等為名，資助并推動“西印度洋海上安全部長級會議”機制化，美、法、澳、印、日等均參與。

3.西印度洋群島至印度西海岸。法國早與西印度洋諸多島國結有防務合作協議，從而可以使用馬達加斯加的軍事基地和設施，在其領空及沿海水域享有完全行動自由；向科摩羅提供領海保護、空軍監視等服務，并派遣技術專家及少量駐軍；還派其南印度洋部隊駐守海外省留尼旺和馬約特，在兩島均有海軍基地并駐軍近2000人，該部隊還長期與毛里求斯開展防務與海上安全合作。

2009年美國與塞舌爾簽署協議，獲準在其國際機場旁設無人機基地，并部署具備進攻和轟炸能力的“收獲者”號無人機群，2021年塞舌爾成為東非第一個與美國簽署雙邊海上安全合作協議的國家。2013年美國與科摩羅達成協議，美軍事人員獲準在特定情形下進入該國。尤為關鍵的是，美國長期租用20世紀60年代英國在毛里求斯查戈斯群島興建的迪戈加西亞軍事基地（租期至2036年），并于本世紀斥資兩億美元進行更新改造。該島地理位置優越，處于印度洋正中心，戰機從這里起飛數小時即可抵達海灣、中亞及中國南海等地區，在海灣戰爭、阿富汗戰爭及伊拉克戰爭中都曾被用作美軍進攻與空襲的出發地；島上儲有大量軍用物資并駐軍千余人，其機場、港口分別可供大型轟炸機起降與航母停靠，還可充當核軍事平臺，故被稱為美軍在印度洋上“不沉的航空母艦”。此外，2020年9月，美國還與馬爾代夫簽署防務合作協議，約定在軍事演習、后勤支持、情報共享、軍事培訓等領域加強合作；兩國自2019年起頻繁舉行聯合軍演。

2006年印度在馬達加斯加北部設立其在海外的第一個監聽站，用以監控他國在非洲東海岸的活動，2018年與馬達加斯加簽署加強防務合作諒解備忘錄。2015年莫迪上臺后積極謀求在塞舌爾阿桑普森島設立軍事設施；在毛里求斯海岸布置監視雷達，并且從2018年起在毛里求斯阿加列群島秘密興建軍事設施。自1988年以“協助平叛”為由進入馬爾代夫后，印度在該國駐軍已超30余載，2018年進一步加強在馬爾代夫的軍事存在。2019年印度又與科摩羅就加強海上防務合作達成諒解備忘錄。

印太大國依不同地緣或傳統關聯在西印度洋的部署各有側重：美國在臨近其中東軍事重鎮的阿拉伯海北部地區優勢更為明顯，歐洲特別是法、英兩國則因歷史淵源迄今仍在非洲東海岸及西印度洋群島保有相對穩固的“勢力范圍”，印度不斷試圖加強對西印度洋群島國家的影響乃至控制，日本則抓緊一切機會突破本國憲法對其海外派兵的限制，拓展其在西印度洋地區的軍事存在及與域內、沿岸國家的軍事交往。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印太大國看似各自為政，但實則互相扶持，憑借相對穩固的同盟或伙伴關系，特別是彼此間錯綜復雜的防務合作安排（見圖1），在必要時可以很快實現設施、裝備、人員、信息等方面的合作共享，協同行動，以增強諸方在應對共同目標（如中國）時的能力。從這一角度講，并不能排除一種可能，即印太大國聯手構建一條從美軍中東基地，沿亞丁灣—非洲東海岸—西印度洋群島延伸至美軍迪戈加西亞島基地的戰略防線，這一“西印度洋戰略鏈”旨在制約中國在該地區的戰略活動空間。

（二）“軟”部署：經貿投資與發展援助

除在西印度洋地區關鍵位置設立軍事據點、進行防務安排以外，印太大國還以不同方式強化針對域內及沿岸國家的經濟外交，力圖對沖或削弱中國在相關國家的影響力。其中，對阿聯酋、阿曼、肯尼亞、坦桑尼亞、莫桑比克、南非等具有一定經濟規模或擁有重要礦產資源的國家，主要以經貿投資為主；對經濟規模較小或較為落后的國家，如馬達加斯加等西印度洋上的島嶼國家，則以提供發展援助為主。

1.阿曼灣—亞丁灣。美、英、法對海灣地區第二大經濟體阿聯酋有著大量投資，特別是在金融、高新技術和油氣及新能源等領域。2009年美國即與阿曼簽署自由貿易協定，英國曾長期是阿曼最大的海外投資來源國。印度和日本與阿曼灣—亞丁灣沿岸國家的經濟合作則更多出于能源進口與外交戰略（尤其是印太戰略）的考量。2015年，印度總理莫迪繼20世紀80年代英迪拉·甘地之后首次對阿聯酋進行國事訪問，將兩國關系升級為全面戰略合作伙伴關系，此后幾年間印度不僅躍升為阿聯酋第二大貿易伙伴，大幅提升雙邊投資力度，還與阿聯酋達成數份長期大額能源合作協議。2023年12月，印度與阿曼簽署《面向未來的伙伴關系》聯合愿景文件，并正式啟動雙邊自由貿易協議談判。在2023年9月新德里G20峰會上，美國推動印度與阿聯酋、沙特及歐盟等多方共同簽署了“印度—中東—歐洲經濟走廊”諒解備忘錄，旨在促進走廊沿線國家的互聯互通與經濟一體化。2022年日本與阿聯酋簽署《全面戰略伙伴關系協議》，并很快在能源、工業、太空、高新技術、人工智能等領域達成23份合作協議與備忘錄。同年，日本還與阿曼就增加液化天然氣進口及共同開發綠氫能源初步達成協議，并表達了在日本“自由開放的印太”框架下與阿曼加強合作的意向。

2.非洲東海岸。對非洲東海岸及西印度洋島國，日本和印度的經濟外交力度在一定程度上要高于歐美國家，這些國家無論在能源、資源、市場方面的經濟意義，還是在重要議題上的政治外交價值（如非洲是日、印在聯合國安理會改革中爭取常任理事國席位的大票倉），對日、印兩國而言都非常重要。加之日本在海外軍事部署上受限制，更適合選擇經濟滲透為替代，實現對關鍵地區的長期布局。兩國尤以基礎設施建設為抓手，兼顧能源合作等傳統核心關切領域。

日本支持并積極參與非洲大陸的經濟走廊建設，主要包括途經剛果（金）、烏干達、盧旺達、布隆迪、肯尼亞的“北部走廊”和途經贊比亞、馬拉維、莫桑比克的“納卡拉走廊”，沿途多為非洲礦產大國。投資戰略性港口也是日本的突出特色之一，如上述兩走廊連通西印度洋關口的肯尼亞蒙巴薩港和莫桑比克納卡拉港，以及馬達加斯加塔馬塔夫港等。參與印度洋沿岸重點港口的建設與運營，既服務于日本確保非洲礦產資源供應的經濟目標，也因這些深水港的軍事適用性而具有安全戰略意義。

近年來，印度也試圖乘日本資金、技術與基建實力之東風，通過與日本攜手推進在中東、非洲的基建工程，與中國競爭抗衡。2017年5月，莫迪在非洲開發銀行年會上提出與日本聯手打造“亞非增長走廊”計劃，“亞非增長走廊”從提出至今實際進展寥寥，但在近年西方國家大力推動全球基建的背景下，該計劃的相關構想可能被重啟或融入西方國家新近提出的各類全球基建計劃之中。尤以建設連通非洲東海岸與印度西海岸的海上走廊為重點，因此肯尼亞、坦桑尼亞、莫桑比克、南非及西印度洋島國等非洲國家均被作為優先合作對象。2023年10月，印度將與坦桑尼亞的雙邊關系升級為戰略合作伙伴關系，此舉被認為是進一步落實“亞非增長走廊”計劃的行動之一。

美歐國家傳統上側重在西印度洋的軍事存在，并以安全保障換取地區影響力，但近年來出于同中國開展能源、資源及影響力競爭等戰略考慮，也開始與沿線一些重點國家加大經貿合作力度。英國在2021年發布的《競爭時代的全球英國》報告及其2023年更新版中，都將肯尼亞列為重點合作伙伴，這是其重點合作伙伴中屈指可數的非洲國家。拜登上臺后開始調整對以肯尼亞為代表的非洲國家關系，并于2022年與肯尼亞啟動戰略貿易與投資伙伴關系談判。法國也將肯尼亞作為拓展與非法語區非洲國家關系的重點合作對象。

自莫桑比克沿海發現世界級儲量的天然氣資源后，埃克森美孚（美）、殼牌（英）、道達爾（法）、三井（日）等跨國企業競相投資，西方國家金融機構也紛紛提供支持。美國進出口銀行承諾向道達爾提供47億美元貸款，并通過其國際開發金融公司向埃克森美孚提供15億美元的主權風險擔保，兩者合計構成美國政府在非洲最大的投資項目；英國出口信貸公司和日本國際協力銀行也分別承諾向道達爾提供11.5億美元和5.4億美元貸款或擔保。

對近年陷入嚴重電力危機的南非，美、法、英、德與歐盟于2021年宣布提供85億美元資金，助其進行清潔能源轉型。此外，2021年以來美歐還通過推出“重建更美好世界”“全球門戶”“全球基礎設施與投資伙伴關系”等一系列海外基建計劃，對沖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在2023年10月首屆“全球門戶”論壇上，美國、歐盟與安哥拉、剛果（金）、贊比亞等多方就開發連通上述三國頗具戰略價值的“洛比托走廊”及贊比亞—洛比托鐵路支線簽署合作備忘錄，并承諾提供融資支持，企圖以此在非洲基礎設施及關鍵礦產領域與中國形成有力競爭。

3.西印度洋群島至印度西海岸。印太大國，特別是美、印兩國不斷加大對塞舌爾、毛里求斯、馬爾代夫、斯里蘭卡等西印度洋上島嶼國家的經濟外交力度，戰略意圖同樣指向中國。毛里求斯是美國《非洲增長與機遇法案》最大受益國之一，在該機制下向美國的紡織品出口成為其重要經濟支柱。由于該國民眾近七成為印裔，毛里求斯與印度的關系歷來緊密，2021年在中國與毛里求斯簽署自貿協定僅數月后，印度與毛里求斯達成《全面經濟合作與伙伴關系協定》，這也是印度首次與非洲國家訂立雙邊貿易協定，同年印度還向毛里求斯提供1億美元貸款用以購買（印產）防務裝備。

對近鄰馬爾代夫，截至2020年，印度據稱已向其提供超20億美元的貸款與無償援助，以強化兩國戰略關系并確保馬爾代夫在地區事務中優先考慮印度利益。美國則從2018年以來向馬爾代夫提供3600萬美元發展援助，還在“孟加拉灣倡議”下提供超過1000萬美元軍事援助以支持其海上安全能力的提升。對近年受新冠疫情等因素影響陷入嚴重經濟危機的斯里蘭卡，印太大國一方面批評中國在斯里蘭卡的投資模式，另一方面通過增加經濟援助提升自身在斯里蘭卡的影響力。2022年美國國際開發署向斯里蘭卡提供近1億美元發展援助，還通過國際開發金融公司為其中小企業提供1.2億美元資助等，2023年又向其提供5.53億美元貸款用于科倫坡港深水碼頭開發。印度則承諾向斯里蘭卡提供40億美元貸款用以支持其國內基建與經濟復蘇。

中國在西印度洋地區的影響力及發展戰略

對比印太大國在西印度洋地區的長期、系統性布局，特別是與由軍事基地、軍事聯盟和軍事設施構成的三位一體的軍事存在不同，中國在這一地區的活動主要以與域內及沿岸國家發展伙伴關系、開展經貿交往為主。過去十余年中，中國分別與巴基斯坦建立全天候戰略合作伙伴關系（2015），與莫桑比克（2016）、肯尼亞（2017）、坦桑尼亞（2022）建立全面戰略合作伙伴關系，與南非（2010）、阿聯酋（2019）建立全面戰略伙伴關系，并與阿曼（2018）建立戰略伙伴關系。在中國—阿拉伯國家合作論壇、中非合作論壇以及“一帶一路”倡議推動下，中國與包括西印度洋域內及沿岸在內的中東和非洲國家之間經貿合作不斷加深，已然發展成為這些國家最重要的貿易、投資伙伴之一。

中國還參與西印度洋地區部分國家港口的投資、建設與運營，如巴基斯坦的瓜達爾港、斯里蘭卡的漢班托塔港、非洲之角的吉布提港，坦桑尼亞的巴加莫約港項目經歷多次調整后也在推進。中國參與這些港口建設的性質主要是企業主導的商業工程承包、投資與運營（見表1），除吉布提港被部分作為中國人民解放軍保障基地之外，其他港口均未標示軍事功能。但鑒于這些港口的地緣位置、中方參與主體的特征（多為國有企業）及印太大國的猜忌，中國正常的商業行為往往被政治化，并被部分印太大國以負面輿論渲染（如炒作所謂“軍事基地論”“債務陷阱”“新殖民主義”等）乃至暗箱操作等方式設置重重障礙。

此外，根據聯合國安理會有關決議，中國于2008年12月起派遣海軍艦艇編隊赴亞丁灣、索馬里海域進行常態化護航，與多國護航力量合作，共同維護國際海上通道安全。十余年來，中國海軍常態部署3—4艘艦艇參與護航，迄今共派出42批編隊前往亞丁灣為數千艘中外船舶提供安全保護，包括成功執行從利比亞（2011）、也門（2015）及蘇丹（2023）的3次撤僑任務，其中2015年也門撤僑是中國首次動用軍艦直接靠泊外國港口執行撤離任務，總共出動3艘軍艦先后轉赴三國四港一島，最終分5批將962名中外公民安全撤離也門。

除向亞丁灣派遣護航艦隊以外，中國海軍對包括西印度洋地區在內的港口訪問也不斷增多，從此前的每年不足3次發展到近年平均每年15次左右，訪問之處遍及吉布提、肯尼亞、坦桑尼亞、莫桑比克、南非、塞舌爾、斯里蘭卡等非洲東海岸及西印度洋群島國家。2019年11月和2023年2月，中國還與南非、俄羅斯分別在開普敦（非洲西南海岸）和德班—理查德灣（非洲東南海岸）附近海空域舉行三邊聯合演習。上述護航、訪問及聯合軍演等行動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提升中國海軍在西印度洋等遠洋海域的行動能力。

盡管中國在西印度洋地區的活動范圍及頻度在過去十余年間有較快增長，但鑒于“走出去”時間尚短，無論中資企業的行動經驗還是中國海軍的投射能力都與印太大國有一定差距。同時，受歷史原因、外交原則等因素影響，中國與西印度洋域內及沿岸國家合作的廣度與深度亦難與印太大國相提并論。因此，無論是保障西印度洋航道安全（戰略生存利益）還是向西拓展發展空間（戰略發展利益），中國都面臨較大挑戰。在此背景下，如何“審慎但切實” 地加強中國在西印度洋地區的影響力，值得深入思考和探索。

戰略層面，應跳出傳統亞太觀念的束縛，從亞非兩大洲、太平洋與印度洋兩大洋的海陸聯動大格局中，全面認識美國主導的多國協同印太戰略，切實提升對西印度洋地區（包含域內及沿岸國家）地緣戰略價值的認知，警惕印太大國在這一地區長久以來不斷加強的全方位部署及可能對中國造成的潛在威脅，為應對挑戰做好戰略規劃與相應準備。

戰術層面，首先應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與西印度洋域內及沿岸國家多交朋友，在給中國創造更多潛在機會的同時，盡量減少印太大國在相關國家“排中性”部署的數量，以及避免過度依賴少數關系緊密國家帶來的脆弱性風險。這一過程中應理解并尊重大多數國家希望保持戰略自主，不愿在大國競爭中選邊站隊的合理訴求，以及利用部分國家與美、英、印等印太大國因主權、利益、文化等因素業已存在的微妙裂痕，積極爭取更多伙伴，包括如前所述西印度洋上那些體量雖小但地緣戰略重要性極高的島國，重視并發揮這些國家在西印度洋地區的作用。

其次，應充分發揮“一帶一路”倡議實施以來中國在中東、非洲已然建立的積極緊密的經貿與外交聯系，不斷夯實與西印度洋域內及沿岸國家的伙伴關系。中國不應復制印太大國以軍事部署為核心的傳統模式，而要堅持走符合自身特色的發展道路，結合自身優勢，繼續大力發揮經濟實力及對外經貿合作的吸引力與撬動力，同時輔以區別于西方霸道強權做派、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基礎的靈活務實外交，在充分尊重他國主權、利益與文明的前提下，從與域內國家真正建立命運共同體的戰略高度推進雙邊關系健康穩定發展。

再次，應將落腳點放在戰略支點建設上。歸根到底，保障中國在該地區海上通道安全及戰略縱深，需要構建適量的戰略性支點，借此為途經西印度洋的中國商船及軍艦等提供停靠、補給與維修等后勤服務，因此有必要繼續加大對域內戰略性港口的投資、建設特別是后期運營的參與力度，在此過程中除盡可能使合作的國家和港口多元化之外，在港口項目的投建營過程中也應充分綜合戰略與經濟考量，不宜只關注眼前的經濟利益。

最后，應適度增強中國海軍在西印度洋的行動能力。加強與域內及沿岸國家的雙邊軍事交流，更多參與以共同維護西印度洋海上安全為目的多邊機制（特別如“環印度洋區域合作聯盟”“西印度洋海上安全部長級會議”等），通過加大與相關國家在信息互通、技術共享、共同護航乃至聯合軍演等方面的合作，提升中國海軍在西印度洋域的行動能力與經驗。

結語

近年來，美國及其同盟伙伴為應對中國崛起與“一帶一路”倡議，加緊建構“印太”這一新的地緣概念與戰略規劃。國內學界對印太戰略的研究對西印度洋地區的系統關注相對不足，但事實上無論在政策還是實踐層面，西印度洋地區都是印太大國戰略規劃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除服務各自利益外，印太大國掌控、主導這一地區，還便于它們制衡“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限制中國向西進入印度洋的戰略空間。有鑒于此，過去十余年間印太大國在其傳統勢力范圍基礎上，進一步加大在西印度洋及其域內、沿岸國家包括設立據點、防務合作、經貿投資、發展援助等在內的戰略部署，尤其是美國已明顯將與中國的戰略競爭延伸至非洲與中東地區。西印度洋地區在確保中國進口油氣能源與關鍵礦產的航道安全層面本就十分重要，在印太戰略背景下對中國拓展西邊、印度洋方向戰略發展空間的地緣價值愈發凸顯。但總體而言，中國在西印度洋地區的戰略存在在廣度與深度上與印太大國相比仍有提升空間。為防范印太大國在這一地區進一步打造不利于中國經濟安全與戰略發展的環境和空間，需要充分發揮經濟與外交優勢，深化與域內、沿岸國家的全面合作與伙伴關系網絡，繼續加大海外港口與戰略支點建設，增強中國海軍的遠洋行動能力，以維護國家在印度洋方向的戰略利益與發展空間。

（責任編輯：陳雅慧）

(本文刊發于《中國非洲學刊》202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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