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載的防線：重慶主城醫療廢物處置10年超負荷運轉與公共安全隱憂

深夜10點后，當重慶主城區開始沉睡，推杯換盞的喧鬧散去，人們如倦鳥踏上歸家的路，醫療廢物轉運車卻才開始穿梭于各大醫院之間，一直忙碌至翌日清晨。這些標有“感染性物品”標志的白色專用車輛，承載著這座3000萬人口超大城市每日產生的醫療廢物，駛向北碚區童家溪鎮的處理中心。

醫療廢物轉運車穿梭于各大醫院之間

很少有人知道，這個關乎城市公共衛生安全的關鍵環節，正面臨著嚴峻挑戰。5月7日下午，一起侵權責任糾紛案在沙坪壩區人民法院開庭審理，當庭驚爆：作為重慶主城區唯一醫療廢物處置單位的重慶同興醫療廢物處理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同興公司”），已持續十年超負荷運轉；更令人擔憂的是，生態環境部門核發的經營許可證當庭被指涉嫌造假，其合法性存在重大疑問。

醫療廢物處置是公共衛生體系的“末端防線”。當這道防線因壟斷經營、監管缺位而變得脆弱時，威脅的不僅是環境安全，更是整座城市的健康屏障。重慶這一案例背后，或將暴露出特許經營壟斷、監管失位與公共安全風險的深層矛盾。

特許經營下的產能困局

這起侵權責任糾紛案發生在同興公司與沙坪壩區人民醫院、重慶蘇鑫醫療廢物處理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蘇鑫公司”）之間。

沙坪壩區人民醫院2024年底與蘇鑫公司簽署服務合同，把2025年該院所產生的醫療廢物交由后者收運處置。同興公司認為這一行為侵犯了其在重慶主城區醫療廢物處置服務方面的獨占特許經營權，因此將二者推上被告席，要求二被告立即停止侵權行為，連帶賠償其經濟損失39萬余元。

事情的起源，得回到2003年，重慶市政府為規范醫療廢物處置，采用BOT（建設-經營-移交）模式引入社會資本。經過公開招標，同興公司獲得主城九區醫療廢物處置特許經營權。同年6月，重慶市發展改革委代表市政府與同興公司簽訂《特許權協議》，“特許期應為自本協議生效日起滿十五年止”，授予該公司重慶主城區范圍內醫療廢物收集、運輸、貯存及無害化處置業務的獨占權。2012年9月，雙方在原協議基礎上，將特許期延長10年（至2028年）。

同興公司成立于2002年12月16日，位于北碚區童家溪鎮同興村。2004年7月，該公司建設的主城區醫療廢物處置中心投入運行，建成熱解爐和爐排爐各一套（1用一備），其設計處理能力均為24噸/日。

重慶主城區唯一醫廢處置商同興公司

參與當年項目評審的一位環境專家回憶說：“當時重慶主城區醫療廢物日產量9噸，設計產能是留有充分余量的。”這一看似穩妥的安排，實則埋下了日后危機的伏筆。

2011年，同興公司決定拆除污染物排放量較大的爐排爐處理設備，新建兩套處理能力分別為8噸/日和10噸/日的高溫蒸汽滅菌處置裝置作為日常運行設備，保留熱解爐作為備用設備。

其中，10噸/日的高溫蒸汽滅菌處置裝置2013年建成。2016年，同興公司根據重慶主城區醫療廢物逐年增加的實際情況，將批復的8噸/日處置系統建成了處理規模為12噸/日。

而隨著城市化進程加速，重慶主城區醫療機構數量從2002年的754家激增至2024年的5451家，這其間醫療廢物日均產生量逐年大增，目前主城九區常態下日均產生約46噸，單日產生最大峰值約70噸。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同興公司的處理規模始終停留在22噸/日。這意味著即使在最理想狀態下，企業也需要以209%的負荷運轉才能勉強消化日均產生量，在峰值日負荷率更是飆升至3倍以上，遠超設備安全運行范圍。

其實，危機早就爆發。2018年主城九區的醫廢產生量就達34噸/日，超過同興公司的處置能力22噸/日，重慶市生態環保局不得不以渝環辦【2018】585號文，同意同興公司延長高溫蒸汽滅菌設置設施工作時間（由每天16小時運行延長到每天24小時），將應急擴大規模至34噸/日。

為緩解處置壓力，同興公司在2019年技改項目中決定拆除備用的24噸/日的熱解爐，原地新建一條24噸/日高溫蒸汽滅菌處理線（含2臺高溫蒸汽滅菌器，單臺處置能力12噸/日）及配套設施。該新線仍作為備用設備，僅允許在“設備檢修或重大疫情期間應急啟用”。

實際情況卻是，2020年疫情期間應急投用后，該備用線被常態化使用，以填補產能缺口。

蘇鑫公司作為證據提交的2014—2024年重慶市固體污染廢物防治信息顯示，從2015年開始，同興公司每年都超負荷處置醫廢，2015—2023年實際年處置量多次突破1.6萬噸，2022年甚至達2.16萬噸，超過核準規模1.37萬噸，超幅173%。

重慶市政府明文規定，禁止不按照經營許可證規定從事醫療廢物收集、儲存、運輸和處置等活動。

16560噸許可證疑云

同興公司雖然拒絕承認超負荷運行，但在起訴沙坪壩區人民醫院、蘇鑫公司侵權案中，向法院提交的一份證據——重慶市生態環保局2025年1月21日向其核發的《危險廢物經營許可證》顯示，同興公司的核準經營規模為16560噸/年（有效期2025年1月21日至2026年1月20日）。

該許可證引發了合法性爭議。蘇鑫公司也提供一系列官方公示文件及環評材料，證明同興公司合法的核準經營規模為7920噸/年。為此，蘇鑫公司一位委托代理人在法庭上質疑同興公司所舉示的16560噸/年經營許可證的真實性，“它為假證或來源不合法”，理由是該證未取得相應的環境保護審批 ，且與官方網站公示的其他資料矛盾。

合法性引發爭議的同興公司經營許可證

蘇鑫公司認為，同興公司的核準經營規模從7920噸/年，擴大為16560噸/年，增長至209%。根據《污染影響類建設項目重大變動清單》，生產、處置或儲存能力增大30%及以上按行業建設項目重大變動清單執行?！督ㄔO項目環境保護管理條例》規定，建設項目規模發生重大變動的，建設單位應當重新報批環境影響評價文件。

而重慶官方網站公布的同興公司的環境影響評價報告書、環評批復、竣工驗收報告，均顯示同興公司的危險廢物經營許可規模為7920噸/年。同興公司2018年12月12日最新一次公示的經營許可證，亦載明其核準規模為7920噸/年。

《重慶市固體廢物（含危險廢物）集中處置設施建設規劃(2021—2025年)》及更早的規劃，并未顯示同興公司有關16560噸/年核準經營規模的任何環評資料。

北碚區生態環境局官網公示的同興公司排污許可證（有效期2022年12月4日-2027年12月3日）載明，同興危險廢物經營許可證（編號CQ5001090042，有效期 2022年1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核準處置規模7920噸/年。

同興公司16560噸/年經營許可證的真實合法性，在2025年3月初也曾遭到重慶市民質疑和舉報。3月19日，北碚區生態環保局執法支隊回復：

“經核實，2023年同興公司報送《主城區醫療廢物處理中心技改項目環境影響后評價報告書》，取得重慶市生態環保局備案。為確保中心城區醫療廢物及時收運和安全處置，市生態環保局基于同興公司備用設施在疫情期間已實際穩定運行，且其委托編制的《主城區醫療廢物處理中心技改項目環境影響后評價報告書》得出‘在已啟用備用設施運行的情況下，大氣、水等環境影響未超過原環評預測結果’的結論、備用設備設施于2019年已獲得環評批復，以及市發改委修訂的《關于印發重慶市產業投資準入工作手冊的通知》未將醫療廢物處置設施納入中心城區禁建范圍等實際情況，在組織相關單位及專家對同興處置規模進行論證后，核發《危險廢物經營許可證》（證號CQ5001090042）?！?br/>

北碚區生態環保局執法支隊的回復

顯然，同興公司年處置許可規模16560噸，是將日常處置線和備用設備的處置量疊加而成的。這種將備用設施計入日常處置規模的做法，直接違反2019年4月公示版《主城區醫療廢物處理中心技改項目環境影響評價報告書》的明確規定：同興公司2019年技改項目（建成一條24噸/日高溫蒸汽滅菌處理線），作為醫療廢物備用處置設施，實施后不新增醫療廢物處理規模，仍為22噸/日，年處置量不得超過8030噸。

經風雷財經查閱重慶市生態環境局2019-2025年所有公開審批信息，未發現同興公司處置規模調整的相關公示。一位不愿具名的環保專家表示，這種明顯的“陰陽證照”現象，直接違反《行政許可法》關于“公開、透明”的基本原則。

更令人費解的是，同興公司產能擴張可能規避了法定審批程序。以上環保專家說：“危險廢物經營許可證的設立，體現危險廢物管理的預防性原則，通過設置嚴苛的準入條件，包括項目立項、嚴苛的選址要求、環境影響評價及批準文件、處置設施標準、排污許可、污染防治方案、應急預案等，強制過濾技術不達標企業，從源頭上構筑環境安全防線。許可證核發過程包含專家評審、現場勘查等專業評估環節。同興公司處置核準規模的擴展，沒有經過項目立項、環境影響評價、環評批復的前置條件，許可證發放也未經公示，這背后到底有何隱情？”

超量處置的潛在危機

蘇鑫公司向法院提供了大量重慶市生態環保局公示文件及重慶歷年固體污染廢物防治信息，證明2015—2025年同興公司危險廢物經營許可證在“沒有任何支撐前置條件”之下，年核準經營規模不斷變化：2014-2015年7920噸，2016—2018年11008噸，2019年7920噸，2020-2021年16790噸，2022年24710噸，2023年16800噸（0.79+0.89萬噸），2025年1月變至16560噸。

其中，2019年同興公司經營許可證的年核準經營規模變為7920噸，在市場份額沒任何變化的情況下，同興公司的實際處置量從2018年12218噸“精準”降至7920噸，而2020年又躍升至12528噸，2022年達到21635噸。蘇鑫公司委托代理人質疑：“這種異常波動不符合醫療廢物產生量的自然增長規律，同興公司的危險廢物轉移數據被人為修飾的可能性極高?！?/p>

這位代理人在法庭上指出，同興公司設施設備的設計處理能力并未得到改變，而不斷地變化其許可證的核準經營規模，目的是想掩蓋超負荷運行的尷尬現實；環保部門則涉嫌違反規定給予行政許可，以掩護同興公司規避項目審批、日常監管，進行非法經營。

一個不容回避的事實是，從2015年至今，同興公司超核準規模經營，造成了嚴重環境風險。2022年3月重慶主城區出現疫情后，整個主城區醫廢系統全面癱瘓，同興公司接收的醫廢最高達90噸/日，收運能力保障困難，公共衛生安全遭到嚴重威脅，不得不緊急啟用3個應急設備及主城區周邊醫廢處置設施分流處置。

醫療廢物正在被轉移

當年，重慶市生態環境局會同市發改委、市規資局、市衛健委等單位召開專題會議提出，當前對同興公司現有醫廢處置設施進行擴能和提質改造“迫在眉睫”。

重慶市生態環境局2022年5月12日的一份文件明確表示，同興公司現有處置能力已難以滿足當前和今后中心城區醫廢的處置需求；其現有廠區面積小，難以擴大規模。該公司占地僅22畝，但生產車間、環境治理設施以及停車場占地就達18畝，沒有條件建立專用的醫廢運輸車輛停車場及員工集中居住宿舍。

同興公司的經營領地卻在不斷擴大，2018年起除主城九區外，還擴張到璧山、合川等地。

同興公司的超負荷運轉，不僅增加了設備損壞的風險，還可能導致處置質量下降，進而影響環境安全。一位環保專家擔憂地說：“就像高壓鍋一直開最大火煮飯，遲早要出問題。”

實際上，這個問題從2022年以來已引起外界廣泛關注，多位重慶市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提交議案、提案，建議提升主城區醫廢處置能力，措施包括對同興公司現有處置設施進行擴能改造，并推動有條件的區縣對現有垃圾焚燒設施實施醫廢應急投料裝置改造；引入主城周邊符合醫廢處置資質條件規模較大的機構參與等。

重慶市生態環保局回復：“目前，中心城區醫廢處置能力、管理水平和服務質量有待于進一步提升。我們將認真吸納建議意見，做好我市醫廢處置工作。”

特許權與反壟斷的博弈

競爭主體介入重慶主城醫廢處置市場，其實并非易事，因為在2028年6月前必將遭遇同興公司這只“攔路虎”。沙坪壩區人民醫院、蘇鑫公司被訴侵權一案就是明證。

在該案中，同興公司以已與重慶市政府簽訂的25年特許經營權協議，主張“獨占經營權”，要求主城區醫療機構不得選擇其他處置商。

同興公司認為，沙坪壩區人民醫院、蘇鑫公司明知其擁有25年特許經營權，仍然故意串通實施了侵權行為，導致其無法與沙坪壩區醫院簽訂2025年的醫廢處置合同，喪失該部分財產權，二被告應當立即停止侵權，并連帶承擔賠償責任。

沙坪壩區人民醫院答辯稱，其選擇醫廢處置服務商的行為合法合規，未侵犯同興公司權益；同興公司主張的“獨占經營權”無法律依據。

蘇鑫公司表示，同興公司主張二者侵權無事實和法律依據。首先，同興公司主張的特許經營權應當受到限制，根據其與重慶市政府簽訂的特許權協議，獨占權應當以其履行協議責任和義務為前提，但該公司并未完全履行特許權協議規定的義務，處置能力不能滿足市場需要。其二，蘇鑫公司具有重慶市生態環保局核發的危險廢物經營許可證，依法具備醫廢處置資質，有權參與市場競爭。與沙坪壩區醫院簽訂醫廢處置合同，是和同興公司公平競爭之后取得的，合同內容合法，未損害公共利益。

第三，同興公司2015年以來就一直超負荷運行，服務能力不足，已遠遠不能滿足市場需求，這是沙坪壩區醫院選擇替代機構的根本原因，并非蘇鑫公司惡意競爭。

此外，蘇鑫公司認為，同興公司所引用的獨占經營權條款及規范性文件，因違反《反壟斷法》設定市場壁壘，應當被認定無效，“同興公司以獨占特許權名義排除競爭，已違背我國現行政策，根據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的意見》，不得設置歧視性的準入條件。同興公司與重慶市政府簽署的相關特許經營權協議，屬于妨礙公平競爭的規定，理應被清理。”

事實上，重慶市政府2003年11月14日發布要求主城區醫療廢物“統一交由同興公司處置”的《關于加強醫療廢物管理的通告》（渝府發【2003】81號），已于2017年1月24日被重慶市政府發文（渝府發〔2017〕4號）廢止。

但同興公司仍引用該舊文件主張權利，認為其雖然自2017年失效，卻并不影響該文件獨占經營權持續至2028年。

案件尚在審理，博弈不斷深入。5月5日，蘇鑫公司提起反訴，訴同興公司以其享有獨家特許權為由要求主城區醫療機構與其獨家交易，濫用市場支配地位。5月6日，該案已被重慶第一中級人民法院立案。

蘇鑫公司訴同興公司濫用市場支配地位一案已被法院立案

“特許經營一旦變成保護落后的盾牌時，公共利益就成為最先犧牲的代價。”蘇鑫公司負責人強調，醫療廢物處置必須守住環境安全與公平競爭兩條底線。

醫療廢物處置是公共衛生體系的“末端防線”。當這道防線因壟斷經營、監管缺位而變得脆弱時，威脅的不僅是環境安全，更是整座城市的健康屏障。這個重慶案例折射出全國醫廢處置體系的共性難題。

在推進“無廢城市”建設的大背景下，如何平衡特許經營與公平競爭、行政監管與市場規律、應急處置與常態管理，需要更智慧的制度設計。這亦是一個司法實踐困境。法院審理這兩起侵權案，需權衡特許經營的歷史協議效力、公共安全需求與市場競爭公平性。

這一博弈將如何收場，我們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