弓少星：我用“心心學”致敬古圣先賢之復

入魯五載，學問之路自文史哲漸入儒釋道，與萬物和鳴，與眾生共利；參透生滅相續(xù)之理，體悟元亨利貞之機。《心三識觀》者，于時光長河中錨定心道坐標之恒，以文脈為舟，溯千年心跡。《心三識觀》，正是希冀在時空長河中尋找一個永恒的坐標——心道。天地玄黃，宇宙洪荒；人生逆旅，我亦是行；時空無限，數(shù)數(shù)攜行。千百年來，歷代文人墨客以筆為舟，載著對生命的叩問，在歷史長河中溯流而上，又順流而下，皆源心跡之萌。開創(chuàng)“萬歷新政”的張居正，著有《張?zhí)兰贰ⅰ稌?jīng)直解》、《帝鑒圖說》等。時人皆呼之為“張香帥”的晚清后期洋務派代表人物張之洞，為諸生所寫教戒之語《輶軒語》中提出“讀書期于明理，明理歸于致用”，提倡通經(jīng)致用。張之洞在《勸學篇》中指出，“今日學者，必先通經(jīng)以明我中國先圣先師立教之旨，考史以識我中國歷代之治亂、九州之風土，涉獵子、集以通我中國之學術文章，然后擇西學之可以補吾闕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吾疾者取之，斯有其益而無其害”。世稱“青田”先生的劉伯溫，融會理學諸派，其理氣觀針對宋元理學視域下宇宙生成論、哲學本體論意義而言，則成哲學層面的"元氣說"。姜子牙與諸葛亮，亦是歷史上善于夜觀天象揣摩時空數(shù)數(shù)之高士。周文王更是賢德富有遠見，以觀天象預測未來，運用八卦易理闡述時空數(shù)數(shù)能量演進、演化之利弊之動，以心推道，探尋那貫穿古今的道之形也。袁天罡與李淳風的《推背圖》更是毋需贅言。

“道”之一字，上承天光，下接眾靈。老子言“道法自然”，莊子云“道通為一”，而禪宗則曰“明心見性”。道無形無相，卻蘊藏于草木枯榮、日月更迭之中。守仁龍場悟道，于絕境中頓悟“心即理”、“心外無物”、“致良知”、“知行合一”；蘇軾泛舟赤壁，從江風山月中參透“物與我皆無盡”，物我歸一也。固然，悟道非玄虛之學，而是對生命本質(zhì)的終極認知——萬物皆備于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萬物俱我、我和萬物、歸一道生。

人生如棋，黑白交錯；矛盾統(tǒng)一，和合相生；陰陽和諧、守恒于道。孔子曰：“知其不可而為之”的進取，與老子“無為而無不為”的辯證，即是“矛盾統(tǒng)一，和合相生”之法。李白“仰天大笑出門去”的狂放，杜甫“大庇天下寒士”的夙愿，皆是不同時空洪流中個體的不同應答，無數(shù)絢麗“因果數(shù)”終匯文明高維“時空數(shù)”，旨在尋求“陰陽和諧、守恒于道”。而今人面對信息爆炸、價值多元的現(xiàn)代社會，更需“破”與“立”的智慧、“陰”與“陽”的和合、“道”與“法”的統(tǒng)一、“心”與“相”的共明，破浮躁功利之桎梏，立心道時空之心境；拔狹隘偏見之藩籬，融海納百川之氣魄；發(fā)千古圣賢之大愿，圓眾生惠善之升明。

文以載道，以筆墨載千古情。文章乃經(jīng)國大業(yè)，不朽盛事。曹丕《典論》一言道盡文之重，而韓愈“文以載道”更點明其責，由迷惘至通透。好文章當如蘇軾《赤壁賦》，既有“哀吾生之須臾”的哲思，又有“江上之清風”的靈萌；亦如王國維“人生三境界”之意喻，從外相至吾心，終至心物豁然開朗。著書之道，貴在“皮薄餡厚汁多”——去浮華辭藻，存真知灼見；棄繁因萬相，得心道之數(shù)。西方海德格爾言“人是向死而生的存在”，而中國古圣先賢則以“生死一如”超脫其懼。陶淵明“采菊東籬下”，是在平凡中覓得永恒；尼采“每一個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對生命的辜負”，是在苦難中綻放激情。人生之意義，不在長短，而在是否能活成一顆發(fā)光的星辰。如泰戈爾說：“生如夏花之絢爛，死如秋葉之靜美。”“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從《禮記》的“物有本末”到現(xiàn)代人的存在之思，悟道人生終究是一場與自我、與時空、與心道的對話。非常崇尚李書磊那句話“一生只為著一本好書”，《心三識觀》愿傾盡一生學問之路，在喧囂中守心，于無常處修恒。以學問為燈，照己照人；順道而行，共赴星河。（作者系《心三識觀》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