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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看到新聞?wù)f,多個地方將出臺《提振消費專項行動方案》。不明覺厲。
隱約感覺,“刺激消費,擴內(nèi)需”多年來持續(xù)在說。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1998年就屢屢傳來“擴內(nèi)需”的隆隆之聲。
這么多年過去了,可見知易行難。
消費為何不振,估計隨便一個人都能說出一堆理由,所以不探討也罷——還不如探討一下消費為何繁榮。
消費何以繁榮?這兩天翻閱宋朝歷史的時候,突然發(fā)現(xiàn)一個可能更接近真相的答案。
縱觀中國古代史,商業(yè)最繁榮的時代莫過于宋朝,北宋東京的繁華在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里和孟元老的《東京夢華錄》里都有記錄。南宋臨安的繁榮則超過北宋的東京,雖然南宋的面積減少了,但臨安的人口規(guī)模就遠遠多于東京。
兩宋商業(yè)繁榮的原因,已有公認的豐富的解釋,比如——
朝廷不抑制商業(yè),甚至有些官員也兼職經(jīng)商;都城里的坊市被徹底打破,商鋪可沿街開設(shè),夜市合法化;白銀成為主要貨幣,而且出現(xiàn)了紙幣,便于交易;海上貿(mào)易發(fā)達;市民階層壯大……
然而有一個最重要的原因可能被忽視了,那就是宋朝擁有最大的官僚集團——擁有最龐大的吃財政飯的群體。
北宋中后期,朝廷面臨的重要弊病是三冗問題,即冗官、冗兵、冗費,朝廷養(yǎng)太多官太多兵,花費太多,最后導(dǎo)致財政虧空,不得不搞“王安石變法”。變法的本質(zhì),就是給朝廷“理財”,也就是從民間搜刮錢財以充盈國庫,結(jié)果朝廷和民間都亂了套。
宋朝為人稱道的一點是善待官員,不僅不殺士大夫,而且俸祿很高。把這些人養(yǎng)起來,讀書人就不會對朝廷指指點點了。宋朝為人詬病的一點是兵多,而且多是集中在都城周邊禁軍,這樣皇帝覺得安全。兵多的高峰在群星璀璨的宋仁宗時代,仁宗當(dāng)國40年,據(jù)說是中國古代最好的40年,然而仁宗慶歷時代朝廷養(yǎng)兵125萬,其中82萬是禁軍,也就是在都城附近保衛(wèi)朝廷的軍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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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jù)《宋神宗:未竟的變法》
如此說來,張擇端與孟元老所描繪和記錄的東京繁華,是建立在東京有一個龐大到驚人的吃財政飯的群體——皇城里的人,各種皇親、勛貴,大量的官員,龐大的禁軍,他們一定是東京的消費的主力軍。
吃財政飯的人,就像守著印鈔機。到了發(fā)工資的日子,口袋里自動就多出一筆錢,收入預(yù)期很穩(wěn)定,他們當(dāng)然就能消費,敢消費。他們就像今天的美國人民,雖然“不事生產(chǎn)”,卻由于能夠印刷美元,而成為全世界最強的消費者。
是的,美國只有3億多人,消費能力遠超中國的14億人,原因之一就是美國能向全世界收“鑄幣稅”。同樣的道理,東京如夢如幻的繁華,很可能最本質(zhì)的原因是,那里有一個龐大的、收入穩(wěn)定的吃“稅收”的群體。
大宋的上億人民為這個龐大的群體打工——體制內(nèi)的人吃肉維持繁榮,老百姓喝湯努力干活兒,大宋呈現(xiàn)了“供需兩旺”的良好局面,既不用促消費,也不用督促老百姓干活兒。
遺憾的是,這個局面很難長期維持。
財政飯?zhí)贸粤耍蜁懈嗳讼朕k法擠進那個隊伍,老百姓終究會扛不住。于是,到宋英宗的時候,財政赤字就很明顯了,傳到宋神宗就不得不讓王安石去“變法”斂財了。這也有點兒像今天的美國,赤字似乎扛不住了,要用關(guān)稅斂財。
總之吧。無論是北宋還是南宋,無論是東京還是臨安,當(dāng)時的繁榮很可能不是建立在大眾消費之上的真繁榮,而是虛假繁榮。
劉子健在其名著《中國轉(zhuǎn)向內(nèi)在:兩宋之際的文化轉(zhuǎn)向》一書中說,當(dāng)時,首先是政府團體,其次是官僚個人,構(gòu)成了最基本的消費群體。
隨著靖康之變,北宋的皇帝、皇族被金人擄走,官僚、禁軍作鳥獸散,汴京瞬間不再繁華,成了一個荒涼的城池。
回到現(xiàn)實世界中來……其實是美國這個巨型消費機器出了“問題”,美國那個龐大的消費群體透支太多,帶不動世界工廠的機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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