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刊110周年 · 我與《船山學刊》 | 郭齊勇：深耕經典 推故致新

深耕經典 推故致新 —— 我與《船山學刊》

郭齊勇

郭齊勇，1947年生，湖北武漢人，武漢大學哲學學院與國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榮譽主任，國學院名譽院長。2006年被評為國家級教學名師，2017年被評為世界儒學研究杰出人物，2019年被評為儒學大家。曾任武漢大學人文學院院長、哲學學院院長，國際中國哲學會（ISCP）會長、中國哲學史學會副會長、中華孔子學會副會長等，現兼任第七屆國際儒聯顧問、湖北省文史館館員、貴陽孔學堂學術委員會名譽主席、湖北經心書院山長、山東嘉祥曾子研究院名譽院長。主要從事中國哲學與文化的教學與研究工作，專長為中國哲學史、儒家哲學。著有《中國哲學史》《中國哲學通史》（先秦卷）、《中國儒學之精神》《中國哲學智慧的探索》《中華人文精神的重建》《儒學與現代化的新探討》《中國文化精神的特質》《中國人的智慧》《中國思想的創造性轉化》《現當代新儒學思潮研究》《熊十力哲學研究》等。

我既是《船山學刊》的讀者，也是它的作者。我把《船山學刊》看作我的良師益友，從中獲益匪淺。從《船山學刊》發表的文章來看，它的文章風格是有特色的、開放的。首先，它具有全面性。這一點體現在《船山學刊》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逐步走向復蘇、復興的一個縮影。其次，它有自身的特色和側重。它對于儒家文化，尤其是對王船山學術的追蹤、推進有重要的意義，是幾個歷史階段的重要見證。它是一個有地域特色、有學術追求的期刊。

我們武漢大學的學者對這個期刊很有感情，因為蕭萐父老師等前輩學者一直以來與湖南的學者有很深刻的交往。兩湖地區（湖南、湖北）是新中國成立后王船山研究的重鎮。我印象中，1962年和1982年在湖南召開過全國性的王船山學術研討會。1962年11月，紀念王船山逝世270周年學術討論會得到了武漢大學李達老校長的支持，他是湖南人，在湖北做知名大學的校長，他特別重視兩湖學術的交流與溝通。那次大會是全國學術界的一次盛會，會議由李達、謝華倡導并主持，由湖南、湖北兩省社會科學界聯合會籌辦。蕭萐父老師作為年輕學者參與了籌辦工作，他提交的兩篇高質量的學術論文，即《王夫之哲學思想初探》和《淺論王夫之的歷史哲學》，使他在學術界嶄露頭角，并開始以王夫之研究專家名揚于世。這兩篇論文在日后由中華書局出版的兩卷本《王船山學術討論集》（1965年版）中，排在非常重要的位置。蕭萐父老師充分肯定王夫之哲學體系的樸素唯物辯證法的性質及啟蒙因素，又深刻指出王夫之哲學的理論局限和思維教訓。這一成果代表了當時國內船山學研究的水平。

我從本科起，就跟隨蕭老師學習，通過老先生的言傳身教、耳提面命，也由此對船山學展開了學習和研究。20世紀80年代初，蕭老師倡導并參與組織了1982年深秋在湖南衡陽舉行的紀念王船山逝世290周年學術討論會。他提供了關于船山哲學的系列論文《王夫之的認識辯證法》《王夫之的自然史觀》《王夫之的人類史觀》《王夫之年表》等，這些論文全面考察了王船山辯證思想的理論體系，系統梳理了王船山哲學的諸范疇及范疇間的關系，對船山辯證法作了多層次、多側面的剖視，凸顯了船山辯證思維的動態邏輯。那個時期，以湖北與湖南為中心，全國性的王船山研究潮流涌動開來。我們當時在讀研究生，蕭老師就鼓勵我們去寫王船山的文章。蕭老師很認真地指導我們，而且他特別提攜后學，我當時寫的《王夫之樸素形態的實踐觀試探》一文由蕭先生推薦到《中國哲學》輯刊上發表了。因此，我們研究船山學是有傳統的。后來，《船山學刊》復刊了，蕭先生與唐明邦先生等老一輩學人一直支持刊物的發展。

我是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在《船山學刊》上發表文章。我當時圍繞著“王船山思想是否有內在的緊張的問題？王船山的啟蒙思想是一種什么層面上的啟蒙？王船山對中國傳統文化發展有怎樣的意義和價值？”等諸多問題撰寫了幾篇文章，如《船山思想的內在緊張與船山模型的當代意義》發表在《船山學刊》1993年第1期，《新故相資而新其故》發表在《船山學刊》2005年第4期，《王船山論傳統文化的核心價值》發表在《船山學刊》2013年第1期。之后，我也在思考“我們兩湖學者應當以怎樣的心態對待《船山學刊》”這個重要的話題，后來寫成《兩湖學人的精神家園——賀〈船山學刊〉創刊百年》一文發表在《船山學刊》2014年第2期。次年的8月20日，我應湖南省社科聯的邀請，在長沙出席了“紀念《船山學刊》一百周年暨船山學研討會”，在大會上致詞的題目也是《兩湖學者的精神家園》。

此后，我在《船山學刊》2017年第5期上發表的《儒家人文主義與道家自然主義》一文被《新華文摘》（數字版）2018年第7期轉載了，這說明儒道關系這個話題依然是重要的，文章發表在《船山學刊》上，也是我本人對刊物的一點貢獻。我還曾寫作《尊生明有 主動率性——王夫之哲學的特質》一文發表在《船山學刊》2020年第1期。此外，我與幾位學者關于諸子學的一些探討被整理為《“諸子學與中國哲學”對話錄》，發表在《船山學刊》2020年第5期。去年，我和楊柳岸副教授合作的《王船山的歷史影響》一文發表在《船山學刊》2024年第2期上，這篇文章也被《社會科學文摘》2024年第11期轉載了（更名為《船山學與中國哲學》），這說明也引起了學界的關注。這些文章的發表都是我與《船山學刊》三十多年學術互動的重要見證。

我們通常認為，文章的轉載、轉引一方面說明了學界對作者學術水準的認可，另一方面對刊物學術形象的塑造也有積極意義。于此，就我與《船山學刊》之間來說，我們在《船山學刊》上發表文章，我們不是一般意義上的作者，也不是一般意義上的讀者，是跟刊物感情深厚的、不自外于刊物存在的學術共同體。《船山學刊》不是冷冰冰的紙張文墨，而是活生生的文化生命。我們親眼見證了《船山學刊》復刊后的逐步壯大、聲譽日隆。刊物學術水平的提升是我們學者（作者）的一項使命和志業，我們應當認真對待。我們作者與刊物的學術互動是一個動態的過程，雙方都會有所提升。我們兩湖學人積極推動與《船山學刊》的進一步互動也應當成為一種學術共識。

多年以來，我在解讀船山、詮釋船山方面，雖談不上有什么經驗，但也有點心得體會，概括地說就是“深耕經典，探索致思模型，推故致新，創化日新”。船山精通四部，他的每一著作，甚至每一命題、思想，都有深厚的背景，是某種經典的再詮釋、再創造。因此，我們應追溯其源頭活水，把握精義，深度挖掘，貫通古今。船山善于總結、提煉其致思模型，蕭先生等詮釋者也牢牢地把握了這一點，如對船山一兩觀之“兩端歸于一致”的總結等。在此基礎上，創造轉化，日新其德，這就是創造的詮釋學。百年來船山學的多樣發展，證明了其學說的博大精深。借此機會，我還要表達我對老一輩湖南學者王興國先生等的誠摯的感謝，深謝他們對在下的提攜、關愛、指導與幫助！

此刻，我正在瀏覽《船山學刊》編輯部不久前寄來的2024年第5期上的文章，十分喜悅，文章質量都很高。加強對《船山學刊》的關注，尤其是以船山學、中國哲學為核心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研究和推廣依然是一種進行時，這是一個含弘光大的過程。我們學者不是一個自外于刊物的客體，而是積極參與的主體。只要有余力，我會一直支持《船山學刊》，也期待更多的青年才俊在上面嶄露頭角，希望刊物辦得越來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