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恢復高考工作遭到阻力，鄧公撂下狠話：不贊成的，大可改行

“劉部長，這文件還要改！”1977年8月6日深夜，教育部辦公室的臺燈將鄧小平的側影投在墻上，鉛筆在《招生工作意見》草稿上劃出深深的溝壑。教育部長劉西堯的茶杯早已涼透，他望著被圈改得面目全非的 “群眾推薦”條款，突然想起三年前周恩來在病榻上攥著他手說的那句： “教育不興，國無寧日。”

這個夏夜悶熱得反常。長安街的路燈下，三十七歲的北京知青王建國正踩著三輪車運送蜂窩煤，車把上掛著本卷邊的《數理化自學叢書》。他并不知道，中南海的激烈爭論將徹底改變他的命運——三天前，鄧小平在科教座談會上突然拍案： “北大數學系學生解不開二元一次方程，這是要亡國的！”

歷史的轉折往往藏在細節里。1975年整頓教育時，鄧小平就發現清華園實驗室的顯微鏡落滿灰塵，生物系學生竟分不清細胞壁與細胞膜。更刺痛他的是，某次視察上海機械廠，技術科長翻著俄文說明書直撓頭——這位工農兵學員的俄語水平，僅限于會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阻力比預想中頑固。在太原召開的全國招生會上，某省代表拍著胸脯保證： “我們貧下中農推薦的學員，扛鋤頭比拿試管更在行！”會議室煙霧繚繞中，清華大學黨委副書記何東昌突然摔了筆記本： “去年我系錄取的'紅五類'，連三角函數都不懂！”這場爭吵持續到凌晨，窗外的汾河結起薄冰。

鄧小平的雷霆手段在9月19日爆發。當看到教育部報送的《關于推遲高考的請示》時，他摘下老花鏡，對在場干部說： “在座的哪位是靠推薦上大學的？舉個手我看看。”會議室死一般寂靜，只有掛鐘滴答作響。 “既然都不信這套，還等什么？”鋼筆尖戳穿五層稿紙，批注化作八個鋼印般的字：立即執行，不得拖延。

知青們用凍裂的手掌托起了新時代。在陜北插隊的上海姑娘李芳，把牲口棚的油燈捻亮到凌晨三點，用糊墻報紙默寫化學方程式；鞍鋼工人張建軍在煉鋼爐前偷背俄語單詞，安全帽里墊著《準考證注意事項》。最動人的是云南農場，三十七個知青湊錢買套《數理化叢書》，每晚由數學老師后代輪流講課，書頁被亞熱帶潮氣浸得發霉。

10月21日的《人民日報》頭版像枚驚雷。當王建國在煤堆上看到 “恢復高考”四個鉛字時，蜂窩煤砸在腳面都渾然不覺。他哆嗦著掏出鋼筆，在車把的送貨單背面寫下報名表——墨水混著汗水，在 “家庭成分”欄暈染成團。這個細節后來被老舍之子舒乙寫進《高考1977》劇本，成為時代記憶的鮮活注腳。

反對聲在最后一刻仍在叫囂。某省革委會主任在電話里吼： “考試就是復辟！”鄧小平對著話筒冷笑： “那就請同志去農村復辟——明天就去種地！”這話通過保密專線傳遍全國，地方教育局長們連夜撤下 “推薦入學”的橫幅。

570萬考生在1977年冬天創造了歷史。東北考場的火墻燒得通紅，監考老師不得不提醒考生脫掉棉大衣；廣州七中教室飄著驅蚊的艾草煙，與三角函數公式糾纏升騰。閱卷場上，批卷教授們為篇作文潸然淚下——內蒙古知青用蒙古文與漢文對照寫作，標題是《我的兩個母親》，副題寫著 “額吉與祖國”。

多年后，中科院院士王志珍在回憶錄里寫道： “那年北大生物系錄取的云南考生，在顯微鏡下觀察細胞的神情，像極了饑民見到糧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