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兩個職業資格證：法官何苦為難律師？

生活論語（8）

孔子有兩個職業資格證，教師證，法官證。

教師證，這個好說，大家公認——雖然當時的政府未必承認，畢竟他教授的是私學。所謂私學，就是私人辦的學校，區別于公辦學校。

私學有什么好？還得交學費。嗯，這個質疑貌似很冷靜，其實沒啥營養。當時的確有公辦學校，但學生局限于“在職”的王公貴族。換句話說，即便你爺爺是國君，但到你這一代淪落為“士”了，也難有上學的機會。

士、農、工、商，士是平民階層中身份最高貴的，但也只是平民而已。在孔子之前，大多是沒有讀書受教育的資格的。

問題恰恰在于，因為君王妻妾成群， 從王公貴族到普通平民，快得很，幾乎就是一眨眼的工夫。

舉個栗子：國君受冷落的妾，生的兒子已經受到歧視，但還算貴族，能多少分點家產；這兒子的受冷落的妾再生兒子（國君的孫子），淪落成平民的概率就相當高了。

如果一個貴族家族在競爭中失勢，“向下方階層流動”幾乎是板上釘釘的事兒。

孔子開創性地創辦了私學（那個時代他的私學并不是唯一的，但最出名），給平民以受教育的機會。這對整個中華文明的貢獻，難以估量。

所以，教師資格證頒給孔子老師，沒問題吧？

至于法官證，則是官方的。他有一段時間當了公務員，先在一個叫“中都”的地方擔任“宰”，相當于縣長；治理卓有成效，很快被火箭般提拔，做了魯國大司寇，相當于司法部部長。這個職位，一定程度上相當于總理，含權量很高。

法官證也沒問題吧？

然而，別高興得太早，孔子當了大法官，律師們就有點難過了。情況嚴重點的，恐怕要失業。

《論語》里，談到打官司的，一共有兩處，都在《論語·顏淵》中。

No.1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

孔子說，根據一方面的情況就能判定案件的，大概就是子路吧？

咱也鬧不清到底是表揚還是批評。如果積案太多，案情又單一，子路快刀斬亂麻，根據單方面情況判定案件，似乎說得過去；如果案件復雜而且重大，就有點莽撞了。

倒也符合子路的性格。

審理案件，有三個信息來源：原告方、被告方、第三方（人證物證）。三方都對上號了，基本就可以定性了。古人已經有了這種意識，要求打官司一定既要看到原告，又要看到被告，這叫“兩造”。

子路為什么反其道而行之，依靠“片言”就定性呢？也有種說法，認為子路性格坦誠、直率，人們不愿欺瞞他。

有點像當年湘軍將領拍曾國藩的馬屁。曾國藩其實打仗水平不咋滴（比王陽明差遠了），好在懂戰略、會用人。他親自指揮的戰斗，經常失敗，甚至差點為此自責到要跳水（只是表演一下，別當真）。

將領們后來便恭維他說，你呀，太實誠，有的領導是“人不敢欺”，您是“人不愿欺”。曾國藩嘴上不說，心里一定很受用。

No.2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孔子說，處理訴訟，我和別人一樣，目標一定是爭取沒有訴訟。

這就是如果孔子執政，律師很容易失業的原因了。當時有一種非常不好的游說縱橫之風，故意挑起事端、搬弄是非，鷸蚌相爭，自己作為中間人、協調人，從中漁利。孔子對這一做法，極為痛恨。他的目標，是消除訴訟，讓人們不打官司，社會和諧。

令人費解的是“吾猶人也”這幾個字。“我和別人一樣”，說明孔子有“同道中人”，他的理念得到了不少人的認可。事實真的這樣嗎？還是在“自嗨”？

當時中國，天下大亂，叢林法則盛行，孔子的“無訟”理念恐怕很難推廣；但魯國在孔子的治理之下，取得一定成效，而且達成一定的共識，卻很有可能。

即便魯國國君被架空，“三桓”（三個卿大夫）把持朝政，也不代表他們在社會治理方面無法達成統一。“無訟”理念，側重的是民間，是社會治理，不涉及朝廷高層的爭權奪利。三個卿大夫以及孔子，在基層治理以“無訟”為目標上，是可以達成一致的。

用什么方式來實現“無訟”呢？孔子的答案有點意外：禮。有個成語叫“先禮后兵”，在社會治理上，可以套用為“先禮后法”。

禮，就是規矩，規矩定好了，人們習慣了，不逾越禮制，就不太可能去違法。法是什么呢？你出軌了、違反規矩了，再去處置你。

漢代賈誼說得好：

“夫禮者禁于將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為生難知也。”（《治安策》）

禮，是防范惡行出現；法，是惡行出現了再處置。所以，法的作用、效果更加顯而易見，禮的效果就不容易看出來。

和當年魏征對唐太宗說的一段話，有點像。

魏征說，我想當良臣，不想當忠臣。唐太宗就問為什么。

魏征說，國君無道，拼死抗爭，這叫忠臣；國君有道，大臣只要嚴格貫徹執行，不違上意、順天應民，就能做好工作，這叫良臣。

唐太宗頓悟。

套用魏征的說法，禮是良臣，法只能做忠臣了。

高金國，筆名高了高，高級編輯，著有《好父母養出好孩子》《寫給孩子的趣味中國歷史（12冊）》《少年讀史記故事（3冊）》《中國歷史超好看（6冊）》《人生是一場修行》《唐朝那層窗戶紙》《齊國那些事兒》等圖書32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