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人事的大宋文官指揮戰役：一心抗金的張浚，如何輸掉富平之戰

作者｜冷研作者團隊-披瀾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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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1130年宋金富平之戰是南宋與金國爭奪陜西控制權的關鍵戰役，也是宋金戰爭的重要轉折點。此戰以宋軍慘敗告終，作為此戰中宋軍的指揮者，張浚也因為富平之戰的失敗而備受爭議。他一生屢次起落，兩度執政，有人稱他為“身兼文武之全才”，“中興以來，一人而已”甚至將其與諸葛亮相提并論，但同時也有人指責他“托名恢復，大言誤國”，這種極端的正反評價，無疑與富平之敗有著相當重要的關聯。富平之戰時，張浚拒絕曲端等將領主張依托山地持久消耗，避免平原決戰的建議，決議集中兵力與金軍決戰。如此反常識的戰略安排，又是出于何種目的呢？

陜西被視為“天下之脊”，是南宋防御體系的重要屏障。“若棄關中，則四川門戶洞開，長江防線亦受威脅”。宋廷極其重視川峽的存續，在張浚的自薦之下，高宗于建炎三年（1129年）五月任命他為川陜宣撫處置使，許其在川陜地區享有軍、政、財的一切支配權。

如果單從行政水平考量，張浚在對于川陜地區的經略其實可以稱得上是卓有成效，尤其是在面對當地武將集團時，張浚手段剛柔并濟，展現了一位老牌官員深厚的政治素養。

一方面，他對于在宋金戰場上嶄露頭角的大將曲端極為親善，還未入川陜，便“承制拜（曲端）為威武大將軍、本司都統制”。

與此同時，曲端麾下武將吳階也被張浚所發掘，《建炎以來系年要錄》記載，“張浚至秦州才數日，即出行關、陜。參議軍事劉子羽言右武大夫、忠州刺史、涇原兵馬都監、兼知懷德軍吳玠之才于浚，玠亦素負才略，求自試。浚與語，大悅，擢為統制，又使其弟進武副尉璘掌帳前親兵。”

此時，聲名未顯的吳階正處于事業低谷，歷史上的曲端雖然文武俱佳，但其性格缺陷也極其明顯，建炎四年三月，曲端命吳玠守彭原店拒敵，自己則領兵屯于邠州宜祿，與吳玠相應援。

結果吳玠雖然大敗金人，但新嘗敗績的金人稍修整后又挫敗曲端，之后，曲端命吳玠退兵，吳玠堅持守彭原店，自此二人有隙，吳玠也因此事被曲端貶官。就在這樣的情況下，張浚成了吳階的伯樂。

吳階只是張浚拉攏提拔的諸多武將之一，在張浚的精心安排下，富平之戰前，陜西五路兵馬將領基本歸其本人節制，要知道，此時的南宋朝廷還在搜山檢海之下朝不保夕，威嚴掃地。

張浚入陜前，除了部分幕僚和將領外，僅有千余兵馬隨行。而更為加惡劣的現實問題則源于其前任鄜延經略使王庶所留下的一地雞毛。

王庶，“崇寧五年，舉進士第，改秩，知涇州保定縣。”因西北名將種師道推薦，“通判懷德軍”。后來，在當朝宰相李邦彥的推薦下于宣和七年，“為陜西運判兼制置解鹽事”，此后官運亨通，在延安失陷前，已受命節制陜西六路軍馬。

然而吊詭的是，這位仕途暢達的大將的軍事履歷上幾無可圈可點之處，在關中東部同金人數次作戰中屢屢失利，損兵折將，最后卻因“累立戰功”被高宗嘉獎。如此人物，勢必會與陜西六路兵將產生種種矛盾。

當地的驕兵悍將面對這樣一位廢柴領導，幾乎將“非暴力不合作”的姿態發揮到了極致，《建炎以來系年要錄》記載，

“（王庶）移文兩路，各大舉協力更戰。而環慶經略使王似、涇原經略使席貢自以先進望高，不欲受其節度，遂具文以報，而實不出兵……庶亦斂兵保險，猶以書約似、貢，欲逼金人渡河，至于再三。似不應，貢許出兵四萬，亦遷延不行”。

這其中，又以他與曲端（沒錯，又是曲端）之間的矛盾最為激烈。尤其是在其丟失帥府駐地延安府，自將百騎出逃，打算以勞軍名義“接收”曲端麾下涇原軍時，雙方徹底撕破臉皮。“庶無所歸，乃以其軍付王燮，而自將百騎，與官屬馳至襄樂勞軍。庶猶以節制望端，欲倚端以自副，端彌不平”。

曲端何許人也？這可是曾寫“不向關中興事業，卻來江上泛漁舟”諷刺宋高宗出逃的猛人。

對于王庶這位草包上司他也是沒留一點面子，直接當面詰問其失地之責：

“庶至軍，端令每門減其從騎之半，至帳下僅有數騎而已。端猶虛中軍以居庶。庶坐帳中，端先以戎服趨于庭，既而與張彬及走馬承受公事高中立同見帳中。

良久，端聲色俱厲，問庶延安失守狀，且曰：節制固知愛身，不知為天子愛城乎？庶曰：吾數令不從，誰其愛身者？端怒曰：在耀州屢陳軍事，而不一見聽，何也？因起歸帳，庶留端軍，終夕不自安。”

曲端請陜西撫諭使謝亮代朝廷懲治王庶失地和退避之罪，但遭到傅亮拒絕，一些史料記載稱曲端“欲即軍中殺庶，奪其兵”。也是因為如此，此次沖突在如今的研究中也被稱為“王庶被拘”事件，《試論南宋初年延安失陷與“王庶被拘”事件》一文認為，曲端雖然行為桀驁不馴，但王庶本人對于延安失陷負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責任。

而無論如何，此事對隨后南宋陜西抗金行動也產生了極為消極的影響。然而無論怎么說，有著節制陜西六路軍馬權利的地方大員被下屬公開責難甚至軟禁，在當時依舊算得上駭人聽聞，雙方矛盾顯然已經到了幾乎不可調和的地步，更重要的是，這一事件發生之后，朝廷又該如何恢復在當地的威信和權威？

對此，張浚的處置同樣可圈可點。他入川峽前就向朝廷力保曲端，與富平之戰前后勢同水火的情景不同，兩人在此時的關系無疑十分融洽。這也為張浚進一步掌握和調動川峽宋軍提供了便利條件。

草蛇灰線，伏脈千里。張浚至川陜后，他的一系列拉攏和懷柔措施，的確有效緩和了朝廷與當地將帥之間的緊張氣氛，同時也避免了如王庶時期各道將官“不欲受其節度”的尷尬局面。

實事求是的說，自張浚經略川陜起直至富平之戰前夕，陜西路軍事將領們已經完成了一次重新換血，如此一來，張浚對于麾下軍隊，雖然稱不上如臂使指，但至少已經遠強于王庶之時。

不過，從富平之戰中各路宋軍陷入各自為戰的窘況來看，這樣的整合依舊不算徹底，就像曲端在會戰前期所建議的那樣，“嚴守關隘，整兵以待時機”顯然才是更好的做法。這其實也是張浚初至陜西時將領王彥的建議：“屯兵利、閬、興、洋，以固根本。若敵人侵犯，則檄諸將帥，互為應援，以御敵，若不捷，亦未至為大失也”。

然而可惜的是，不主動出擊的理由有千種百種，但在張浚看來，出擊的理由或許只有一種就足夠了：“參議官劉子羽爭之，以為不可。浚曰：吾寧不知此，顧今東南之事方急不得不為是爾。”

富平之戰爆發的一個重大背景，是為了分擔南宋東南戰場的壓力。朝廷方面甚至有“浚出兵，分道由同州、鄜延以搗虜虛”的計劃。需要注意的是，此時的張浚已然不是內朝大臣，而是一名手握重兵的地方大員，兵權、財權具備。

宋廷內部已有質疑和彈劾張浚專權的聲音存在，如季陵就曾經說過如“是浚在外傷于太專。雖陛下待之不疑，臣恐自陜以西，不知有陛下矣”這類的誅心之言，可以說，面對朝廷一而再再而三要求其出兵的命令，此時的張浚根本承擔不起拒絕的后果。

不過，根據各類文獻中他與其帳下幕僚的言行來看，至少在張浚看來，他雖然知道此時并非出兵的有利時機，但這種憂慮感并不強烈，其本人甚至早就有向金人用兵的計劃。

在張浚首次與王彥的交談中，因為王彥對于主動出擊表現出了相當程度的謹慎態度，張浚的幕僚之中便有人反詰王彥：“提兵數萬，乃畏怯如此？”甚至對在陜西聲望極高的曲端，也出言嘲諷其保守戰略為“豈可擔任大將？”

最近互聯網上流行一句話，叫做“壞人的絞盡腦汁不如蠢人的靈機一動”，張浚自然不是蠢人，但至少在軍事方面，他和他的班底幕僚們對于戰爭表現出的輕率態度，著實讓人無言以對。似乎在其看來，真的只要“兵馬一集，可一掃金人盡凈者”。

張浚對于富平決戰并非沒有準備，或者在他看來，他已經準備充足。客觀來講，宋軍的物資籌備的確相當豐厚，和前任相比，他對于輜重糧餉的籌措極富遠見。

為募集軍資，他在川陜地區“貸民賦五年”以充軍實，“金錢糧帛之運，不絕于道，所在山積”，正是因為有了這些充足的補給，宋軍才得以在富平一地聚集五路大軍。

在富平之戰時，宋軍為了防備金軍騎兵襲擾各縣征調的運糧隊，還采用了車陣作為防護：“每州縣自為小寨，以車馬為衛，十十五五，相連不絕”。

這也是古代中原王朝最常見的反騎手段，如南北朝時的偏廂車、西漢李陵的車陣，若是運用得當，的確能夠對騎兵造成不小的麻煩。

富平戰場雖然平坦，但宋軍屯駐處有著一片泥濘的蘆葦地，極不利于騎兵沖鋒。當吳階質疑張浚選擇在富平和金軍會戰這一部署時，張浚等人信心滿滿的認為有這樣的“地利”，可以抵消金軍的騎兵優勢。

更大的誤判則在對雙方軍事實力的預估上，戰前，張浚認為五路齊聚后己方兵力“數倍于敵”，但宋軍始終都沒有搞清楚，金軍一方的主帥除了完顏婁室外，還有主將訛里朵（完顏宗輔）。

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如《宋史·吳階傳》《三朝北盟會編》之類文獻，在富平之戰中都沒有提到訛里朵的名字。根據王曾瑜《宋金富平之戰》的考證來看，宋金之間的兵力對比，當在一比二到一比三之間。

這絕對不是一個可以穩操勝券的比例，兵士的士氣、訓練、裝備，對于其戰力的影響極為巨大，面對金國縱橫馳突的騎兵部隊，用野戰來決定勝負無疑是將國運寄托于一場賭局。

這場賭局的結局對宋軍而言相當狼狽，張浚視為險要的沼澤地帶，被數千金軍用薪柴和沙囊輕易填平，成為對騎兵毫不設防的平地，而“十十五五，相連不絕”的鄉民小寨，在完顏婁室看來卻是“人雖多，營壘不固，千瘡萬孔”的樣子貨。

在金軍騎兵驟然發起的突襲下，鄉民們驚慌失措，互相踐踏。如潮水般涌來的民夫丁壯們反而對宋軍軍營造成了二次沖擊，讓未來得及列陣出營的宋軍也陷入混亂之中。

混亂之中，原曲端麾下的涇原軍爆發了超乎金軍意料之外的戰斗力，此時曲端因與張浚意見相左已被削奪軍權，涇原軍的將領為后來的南宋名將劉锜，在他的率領下，涇原軍差點讓金兀術（宗弼）原地去世。

《金史·宗弼傳》記載：“與張浚戰于富平，宗弼陷重圍中，韓常流矢中目，怒，拔去其矢，血淋漓，以土塞創，躍馬奮呼搏戰，遂解圍，與宗弼俱出。”

然而，涇原軍的表現仍然未能挽回敗局，金軍左翼軍隊由完顏婁室統領，猛攻宋軍另一路軍隊——將領趙哲所率的環慶軍。兩軍相持之際，宋軍其余各路兵馬并未出營支援，坐觀環慶軍孤軍受敵，將領趙哲擅離所部，臨陣脫逃。

失去主將的環慶軍旋即潰散四逃。而環慶一軍的崩潰引發了嚴重的連鎖反應，其余四路軍士軍心頹喪，一同敗退。

復盤富平之戰，我們可以發現，張浚并非完全不知兵的文官，然而他一知半解的軍事常識并沒有真正起到什么應有的作用。

在朝廷逐漸施加的壓力下，他與主張守勢的曲端、王彥等將領矛盾日益尖銳。在他看來，輜重、軍力、地形、戰術等方面，宋軍皆有優勢，如何不能將金軍一鼓而下？

然而諷刺的是，以車陣、沼澤限制騎兵行動的方法，在完顏婁室等久經戰陣的宿將面前并非什么難以防備的殺招，當這些被張浚倚為屏障的障礙被紛紛掃除后，宋軍指揮調度不順、兵士素質良莠不齊的缺陷卻徹底暴露在金人的鐵蹄之下。

以文御武的大環境下，張浚的情況并非個例。如華岳的《翠微北征錄》，雖然是如今研究南宋軍事戰術中相對重要的材料之一，但其中所記載的內容還是需要學者們一一甄別。

比如，其中以步制騎的戰術效用就有待商榷，《北征錄》列舉了二十四種非常規“以步制騎”的方法。其中不乏如利用絆馬索、伏槍等我們相對熟悉戰術，但也有一些所謂的戰術卻基本上只能算是文官的“浪漫想象”。

如“芻誘”，在陷阱之上覆蓋草料；“餌誘”，當在陷阱上方覆蓋菽粟豆料等馬匹喜食之物；“獻青”，在水草豐茂處設置陷阱，“獻白”，在池塘、溪澗等處設置陷阱。考慮到華岳本人一生中并無真正從軍出征的經歷，這些戰術的實用性還是需要打上一個大大的問號。

參考文獻：

1、王澤青《能動與被動：再論張浚與宋金富平之戰》

2、王曾瑜《宋金富平之戰》

3、劉樹友《張浚與富平之戰》

4、陶萍萍《張浚與南宋初期政治軍事演變關系研究》

5、吳泰《南宋初宋金陜西“富平之戰”述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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