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枚薩姆7導彈抵京后，歸屬問題引發爭執

1974年在北京的一次秘密會議上，三枚薩姆-7便攜式單兵防空導彈的歸屬問題，引起一場不大不小的爭執。這次會議由國家計委副主任李人俊主持，與會者包括空軍一位負責人、國防工辦的一位副主任和國防工辦科技局局長劉正棟。

這三枚蘇聯生產的薩姆-7，是由“某國”贈送給葉劍英元帥的“外交禮物”。這個贈送國，可能是越南或埃及，但埃及的可能性更大一些。我查閱的參考資料對此信息做了模糊處理，我們只能做推測。

當時，國內好幾個單位都想拿到這幾枚導彈，僧多粥少。于是葉帥委托計委副主任李人俊來協調，因為他當時分管國防和國防工業，對導彈武器的情況更熟悉。

李人俊接到任務后先做了一番調研，隨后召集了一個小型會議。會議一開始，李人俊就解釋了為什么要小范圍討論：“咱們今天開個小會。人少一些，這樣可以把問題摸清楚點。”

首先發言的是來自空軍的同志，他說：薩姆-7是我們空軍從國外運回來的，現在也正由空軍代管。如果導彈能繼續留在空軍，我們打算把它當成教育樣彈，組織部隊參觀學習，這樣可以獲得更多的導彈知識。

第二位發言的是國防工辦的一位副主任。他說，薩姆-7導彈的工作原理和空對空導彈有點類似，不如把它交給空對空導彈研究所去研究，這樣可以提高我們國家的空對空導彈技術水平。

劉正棟（右一）

時任國防工辦科技局局長的劉正棟最后一個發言，軍人出身的他說起話來也比較直接。他對空軍的同志說：“你們空軍根本就沒有地面單兵防空的任務，所以，你們其實不需要這三枚導彈。薩姆-7本來就是一種陸軍裝備，是地面戰士們扛在肩上發射的防空導彈，它非常適合民兵使用，但我們還沒有相關產品。”

劉正棟說：“現在遼寧、上海和中國科學院已經建了三個工廠，開始探索這種超低空導彈的技術，工廠現在迫切需要樣品。我建議把全部薩姆-7，都交給國防工廠進行測繪設計、仿制改進，建立我們國家自己的生產線，批量生產。

計委副主任李人俊也支持了劉正棟的意見，最終各方達成一致：導彈交給工廠測繪仿制。

在決定仿制后，劉正棟將其命名為“紅纓-5號”。他在《鑄劍——一個老軍工的回憶》一書中寫道：“紅纓-5號導彈的命名也是我提名的。‘紅纓’取自紅纓槍，這是一種民兵的武器。” 這個名字體現了當時“人民戰爭”思想對軍隊上上下下的影響。

1975年國務院、中央軍委正式下達了紅纓-5號導彈的研制任務。遼寧省國防工辦負責組織，包括七機部、三機部、五機部、冶金部、建材部等共17個單位參與。119廠承擔導彈總體和總裝任務，朱玉池、肖林先后任總設計師，王昭惠任副總設計師，遼寧省國防工辦副主任隋蕓生擔任行政總指揮。

薩姆-7采用紅外制導肩扛作戰，能攻擊低空、超低空目標，包括噴氣式飛機和直升機。雖然我們是仿制，但過程也并非一帆風順。工廠先后遇到了發動機低溫斷續燃燒、導引頭振動噪聲等技術難題，經過反復、多次試驗和改進后，才最終解決。1975年至1976年，紅纓-5號進行了模型彈飛行試驗，共發射17發，驗證彈體結構和發動機性能。

1976年至1978年，獨立回路遙測彈試驗發射18發，驗證了控制系統和彈體強度。在1978年9月的試驗中，閉合回路遙測彈試驗失敗，全部4發導彈脫靶，后經改進，于1979年成功完成試驗。1980年4月，中國第一位便攜式防空導彈射手孟慶云，肩扛發射3發導彈，擊落靶機1架。

1980年10月，紅纓-5號進入設計定型試驗階段。

在定型試驗中，發生了兩次早炸，試驗失敗。又經過一年的技術攻關后才解決暴露的問題。1982年底至1983年春，定型試驗重新進行，共發射23發導彈，其中22發達到要求，共擊落航模2號靶機3架、長空1號（甲）靶機2架，直接命中3枚重霄靶彈，試驗順利完成。

1985年4月，國務院、中央軍委正式批準紅纓-5號導彈設計定型。

紅纓-5號研制的同時，上海機電二局也開始研制紅纓-5號甲導彈。1979年，總參謀部和國防工辦批準其戰術技術指標，上海新躍儀表廠為總體單位，聯合多家工廠研制。紅纓-5號甲導彈改進了導引頭，提高了抗干擾能力和探測距離，同時加大了戰斗部威力。1978年至1981年，多次試驗暴露出質量問題，1982年補充試驗取得進展。

1984年6月，朱振泉以肩射方式成功發射導彈。1984年底，進行設計定型試驗，共發射21發導彈，所有戰術技術指標達標。1986年11月，紅纓-5號甲導彈通過定型。

1984年10月1日，紅纓-5號導彈在國慶35周年閱兵式上亮相，外界首次看到中國制造的薩姆-7。此后，該導彈進入批量生產并裝備部隊。

1980年代末，紅纓-5號輸入阿富汗戰場，表現優異，隨后巴基斯坦提出引進生產技術，并獲得許可。巴基斯坦生產的紅纓-5號被命名為安扎-1（Anza），后在其基礎上開發出Anza-MK2型并出口至國際市場。

如今，中國已形成“紅纓”和“前衛”兩大系列便攜式防空導彈，成為中國軍售體系中的重要產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