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歲罪犯引爭議：人大代表提議降低刑事責任年齡

今天看到一則新聞，有人大代表建議“調整刑事責任年齡適用范圍，將故意傷害致人重傷刑責年齡降至12歲”。

這一建議的背后，也是低齡化犯罪不斷激增的無奈。

據相關調查報告顯示，近些年來，青少年犯罪低齡化、暴力化并非是我們國家獨有的現象。有研究者發現，英國國家統計局數據表明，2022年英國持刀具或鋒利工具犯罪的案件數量達4.9萬件，其中近五分之一犯罪人員為10到17歲未成年人，比過往顯著增多。德國媒體也發現，2022年德國的犯罪數量激增，扭轉了過去五年的下降趨勢，其中兒童青少年占比顯著增加：警方記錄了約9.3萬名14歲以下嫌疑人，相比2021年增加了35%。

而很多被曝光出的案件，其特點之一就是手段極其殘忍。

國也不例外，如2019年大連13歲兒童奸殺10歲女童案件，受害者被連捅七刀。此案一經媒體報道，便迅速引爆網絡。很多人都希望能嚴懲兇手，但因為兇手未滿十四歲，按照刑法罪刑法定原則，無法啟動刑事程序追究其責任。最后，兇手被判決收容教育三年。

一年后，刑法修正案（十一）調整了刑事責任年齡的劃分，增加了十七條第二款，將十二周歲以上，十四周歲以下的人，有條件的納入了刑事責任范圍內，即

“已滿十二周歲不滿十四周歲的人，犯故意殺人、故意傷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別殘忍手段致人重傷造成嚴重殘疾，情節惡劣，經最高人民檢察院核準追訴的，應當負刑事責任。”

這位人大代表今天的建議，則是希望在此基礎上，將刑事犯罪年齡，由十四歲再次降低至十二歲。

我個人對這一建議，理性上可以認同，但感性上不好接受。

一般認為，對刑事責任年齡的設置，是基于保護兒童青少年的理念。這種理念據考究，最早追溯至公元6世紀羅馬的《查士丁尼法典》，該法典第一次提出“兒童不可能預謀犯罪”的古典理論，認為世界上不存在天生的壞兒童，也沒有不可挽救的兒童。此外，英國關于“國家對少年兒童不是懲罰的官吏而是最高監護人”的理念流傳頗為廣泛，這些理念都成為影響各國少年司法制度的理論源頭。

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青少年犯罪急劇上升，與環境污染、吸毒販毒并稱為當今世界的“三大公害”，青少年犯罪成為一個國際性的社會問題。各國紛紛成立青少年法庭，以專門應對青少年犯罪問題。

國際上，2007年的《〈兒童權利公約〉第10號一般性意見——少年司法中的兒童權利》規定，最低刑事責任年齡不能低于12歲。

但各國在實踐中，各有不同，并未嚴格統一遵照這個年齡規定。

尤其是在過去幾年，每當有低齡重型犯罪出現，各國都會掀起一波針對刑事責任年齡的討論。目前，全球近百個國家將刑事責任年齡定在12至13歲，如荷蘭、法國、土耳其等。日本、德國等40多個國家定為14歲，英國為10歲，瑞士、新加坡等20多個國家為7歲。

最奇葩的是在美國，有35個州沒有入刑年齡限制。也就是說，這些地區任何年齡的兒童理論上都可能被判刑，擔負刑事責任。

上述都只是從法律理論和實踐的角度來看待這個問題，但從教育和社會學角度而言，降低追究刑事責任的年齡這只是一個治標的辦法，甚至是一個很偷懶、無奈的辦法，青少年犯罪背后的根本問題還是家長和社會的問題。

古語有云：“禮者禁于將然之前，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法律其實已經是這個社會的最后一道屏障，只是在事后給以補救，尤其是刑法，固然可以把犯罪的人關進監獄，給他判以刑罰的處罰，但是這個消極結果卻是不可避免的，已經是無可挽回的了。

而一個健康的社會應該能夠把很多的案件消滅在萌芽狀態，特別是未成年人的罪案最應該如此。對未成年人而言，家庭是其接受教育的第一所學校，父母更是孩子最重要的老師。然而，越來越多的現實問題不得不提醒我們，我們對未成年人的家庭教育，實則存在很大隱患。

長期致力于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方面研究的中華心理健康學會教育分會李雪副教授長，在接受《人民法治》記者采訪時曾坦言：

“這是和失敗的中國家教有直接關系的，這些家長的父母本身就忽視了家庭教育的重要環節，而當這些孩子為人父母之后，他們更不會去教育和正確引導他們的孩子。其實這就是一個惡性循環。現在很多的為人父母者本身還是孩子的心理狀態，他們對自己是怎么回事都還沒搞清楚，什么是他們應該擔負的社會責任、什么是他們應該盡到的社會義務他們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是正確什么是錯誤更是界限模糊，甚至是非善惡都區分不了。讓這種家長去教育下一代，能教育出什么樣的孩子自然可想而知了。”

或許，我們在教育孩子之前，首先更需要反省的其實是我們成年人。因為兒童社會，在某個角度來說，也是成年人世界的縮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