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院中最特別的女孩：她4歲那年，主動拋棄了媽媽｜有愛孤兒院09

大家好，我是陳拙。

你能看出這張圖有什么不一樣嗎？

這是一個12歲小女孩在課堂上創作的繪畫作品。畫面里，她正在睡覺，但床邊卻出現一名身穿綠衣藍褲的怪異男人。

負責這堂課的老師認為這很不對勁，決定報警。調查結果顯示，女孩很可能遭遇了性侵。

很多生活環境遭遇巨大變故的孩子身上，都會出現異常行為。

我的作者紀良安做福利院兒童康復師十多年，接觸過上百個小孩。但是在2010年，她遇到一個行為最怪異的女孩。

在女孩眼中，做孤兒最幸福，父母雙全反倒很可憐；

面對領養人臨時變卦，女孩還會對被放棄的孩子說，這沒準兒是好事，因為不用害怕被大人“殺死”了。

紀良安不知道女孩身上發生了什么，只確定一件事——

她必須找一個能接納這女孩的家。

我在兒童福利院做康復師，從2008年到現在，接觸過兩百多個孩子，有個叫曉荷的女孩，是整個福利院，最難被收養的孩子之一，因為她讓所有成年人害怕。

從院長到老師，再到保育員阿姨，所有人見到她，都恨不得躲著走，生怕多說一句，或者和她有肢體接觸，院長甚至派出好幾位志愿者，全天候暗中監視這個四歲女孩。

曉荷吃過什么，碰過什么，和誰說過話，都要一字不落地記在本子上。要是有領導或者重要賓客來訪，院方就派老師把她送出去，堅決不讓她和領導、賓客碰面。

誰要是和她講道理，她就說：“那你把我丟出去。”

曉荷患有室間隔缺損，是一種先天性心臟病。

七歲那年，福利院將她送進醫院，安排修復手術。手術要在氣管的位置插管，全身麻醉，切開胸口，建立體外循環后，再將缺損的部分一針針縫合。這不是極難的手術，但是對一個七歲孩子，挺難熬。

做完手術，曉荷開胸處的傷口遲遲不好，傷口流出膿液，不斷滲出來。她高燒不退，福利院只能將她送回醫院。陪她住院的阿姨心里沒底，讓我陪著一起去，于是那陣子，我幾乎天天往醫院跑。

有一天我去醫院的時候，護士正在給曉荷清理傷口。可能太疼了，我在走廊里都能聽見這個七歲女孩的哀嚎。

看見我進來，她哭得更兇了，我就給了她一個玩具鴨，一捏就嘎嘎叫，我跟她說，疼就捏鴨子，但是她沒有停止哭泣，仍然很抗拒換藥。

護士說，要不你抱著她，身體稍微傾斜會好一點。言外之意是，摁著，讓她別動。

我小心翼翼地抱起她，坐在我腿上。曉荷仍然哭，但是不再躲閃抗拒。

換藥任務完成，曉荷趴在我肩膀上，淅淅瀝瀝地哭著。我聽她沒聲音，好像睡著了，就把她放回床上。整個病房都松了一口氣，可是我心里卻沒有平靜下來。

擱過去，擁抱曉荷這件事，簡直不可能發生。

這個孩子，自從四歲那年到福利院，堅決抵制任何人靠近她，像一只渾身長滿刺的刺猬，觸碰她，就要冒著扎傷的風險。

記得剛來第二天，有位志愿者問，你叫什么名字？她說，關你什么事。吃飯時，阿姨喊她半天，她也不搭理，阿姨拉她的手，她甩脫阿姨，“別碰我。”

最開始，大家都覺得曉荷是剛來，有情緒，可是過了半年，她還是沒有任何轉變。有人和她講道理：“你不要再這樣，這樣沒有人會喜歡你。”

曉荷嗆道：“不喜歡就不喜歡，誰稀罕你們喜歡！”

眼看誰也搞不定曉荷，院長出馬了，找到她問：“你不喜歡這里嗎？”

見曉荷沉默不語，院長繼續說：“你要對阿姨有禮貌。”

曉荷哼地一聲，來了句：“那你把我丟出去。”

這是我第一次在福利院里聽見這話，瞬間手足無措，腦子都空白了。丟出去、不要你、遺棄你，這些話在福利院是禁忌詞，就像我們在家人面前很難討論性，討論死亡，很敏感。

因為這里的孩子絕大多數都是被遺棄的，當他們的面，成年人絕對禁止說這種話，而孩子更不會主動說。

當時還有別的孩子在場，要是讓別的孩子聽見，過來問，我是不是被丟掉的？我該怎樣回答呢？面對過上百個孩子，當年的我依然不清楚，這個問題該如何回答。

即使是院長，也被這話噎得沒了脾氣，直接叫來心理醫生，帶曉荷去做腦電圖，評估高級腦認知功能，還要每周一次的心理咨詢。

院長懷疑，四歲的曉荷患了躁狂癥，特意安排志愿者，每天在不同時段監視她。這些志愿者拿著本子，也不和她說話，站在遠處盯著曉荷，將她的一舉一動記錄下來。

有個志愿者的筆記本外面套了三毛《撒哈拉沙漠》的封皮。有一回，志愿者上廁所，本子放在廁所外面的水池臺上。

我認出封皮，就偷偷翻開看，里面記錄著曉荷什么時候打噴嚏、啃指甲——心理醫生認為啃指甲是焦慮的表現，以及一個人獨處多久，時間精確到分鐘。

這些筆記，在每周特定的時間呈到心理醫生桌上。心理醫生讀完，老師就去抓曉荷，像抓泥鰍一樣，她跑，老師追，直到堵在角落，把她塞進心理治療室。

曉荷也不掙扎，跑不過就沉默。

從咨詢室出來，曉荷都一個人在角落里待著，不停地啃指甲。

見到這幅畫面，有的阿姨都不忍心，和我閑聊說：“沒必要吧，她才四歲啊，這么點的小孩經歷過遺棄，有脾氣也是正常的吧，把她搞得像精神病人，沒病也搞出病。”

阿姨的話說到我心里去了。這一回，我覺得福利院做得不妥。

每個來到福利院的孩子都有檔案，記錄他們的健康狀況、生活習慣和禁忌，還有一欄是怎樣被遺棄，怎樣被發現的。曉荷那欄只有一句：四歲生日當天被遺棄在教堂。

派出所有更多資料，但是院方沒有派人調查。也就是說，整個福利院，誰也不知道她是怎樣被遺棄的，經歷過怎樣殘破的童年。院方不肯挖掘她的過去，只是想要矯正她的行為。

曉荷的行為，我更傾向是她經歷過傷痛，保護自己的方法。想要讓現在的她變得溫順，不扎人，首先理應了解她的過去，再慢慢來，而不是把她身上的刺，通通拔掉。

所以當院里找來心理醫生，召集大家開會時，我提出意見說：“沒有必要總是盯著一個人身上的問題，她四歲被遺棄，有創傷也正常，就像親人去世我們也難過，會哭，雖然是負面情緒，但那是正常的情緒，不是病。”

如果我能拍板，我一定派出福利院最溫柔、最善良的阿姨，讓她把曉荷帶回家，以寄養家庭的方式和曉荷相處。寄養不是真的收養，孩子戶口，責任方仍然在福利院，每天仍然到院里上課，參加活動。

但是這樣做，能夠培養阿姨和曉荷的感情。我再檢查阿姨和曉荷的相處狀態，不讓阿姨問那些敏感的身世問題，半年甚至一年后，兩人建立足夠深厚的情感鏈接，再循循善誘，讓曉荷傾訴沉重的過往。

可是當時的我，只是在福利院兼職的社工，沒有權力決定一個孩子的命運。

聽到我的意見，領導只是點點頭說：“這個再說吧。”

就這樣，曉荷后續的治療和檢查，我都像是“麻煩”被隔絕開了。

每回心理咨詢結束，我都偷偷地去找曉荷，想看看，刺猬女孩是否如院方想象那樣，能夠被矯正，被馴服。

結果，曉荷每回都躲在角落啃指甲，下一次更拼命地逃跑，被老師更用力地抓走，關進治療室中。她更焦慮、更抗拒，身上的刺更堅實了。

我本身就對院方的做法不滿，有一回被她發現，悄悄給她出主意說：“你下次進去，趁醫生不注意你就裝睡，她說什么你就說，我聽不懂你說什么，把她逼瘋！”

曉荷捂著嘴，咯咯咯地笑了半天，滿意地點點頭。

自那以后，心理醫生都是氣沖沖走出咨詢室，曉荷跟在后面賤兮兮地說：“您要走了呀？注意安全，下次再來呦！”

心理醫生瞪她，“你不要再和我講話了。”

兩個月過去，矯正行動終止，心理醫生被活活氣走。院長不得已放棄“治療”曉荷，凡是領導來視察，就把她支出去，讓阿姨帶她到附近的超市門口坐游戲車，吃冰激凌。

曉荷成為福利院里的小霸王。往后再有人糾正她的行為，她也不跟多廢話，直接來一句經典口頭禪：“那你把我丟出去。”

當所有人都躲著她，厭棄她，我卻無意中發現這個女孩“正確的打開方式”。

曉荷對待我，和對待其他成年人沒有什么特別，面對她，我也感到害怕，緊張。

有一陣子，我每天都要穿一身賽車服那樣的衣服。一個是讓她覺得我很兇，不好惹，另一個就是這衣服硬，裹得嚴實，她打我，朝我丟玩具也不要太疼。每天上班前，我還要給自己打氣：

別害怕！別緊張！別主動和她說話，我怎么對別人，就怎么對她。

有一次，有個外國志愿者做了很多漂亮的餅干，放在精美的紙袋子里，一人一份，餅干有不同造型，有星星月亮的，有字母，有動物圖案，志愿者一人分一包，我分到一個可愛小熊造型餅干，很喜歡。

曉荷坐在離我不遠處，瞅著我，悄悄朝我這邊挪了挪，和我說：“喂！我和你換。”

我學著她平時懟人的模樣，哼地一聲，再附上一個白眼，沒說話。

曉荷愣住了，她挪了挪，坐在我的對面，語氣緩和一些，說：

“你和我換吧，我這個也很好看的。”

我搖搖腦袋，說：“不！我就喜歡這只小熊。”

她氣憤地說：“你是大人！哪有大人和小孩搶東西的！大人就應該讓著小孩的。”

我把餅干裝進口袋里，一副保護好，不能被搶走的模樣，一本正經地說：

“大人憑什么要讓著小孩。你一個小孩每天啥也不干，吃了玩，玩了睡，我們大人每天干那么多活，那當然是大人拿好的！啥活也不干，還想拿好的，沒門！”

曉荷噘著嘴，吐了幾口氣。她叉著腰，模樣就像是想說什么，又說不出，不說什么，又氣不過，只能把屁股下的坐墊狠狠摔到地上，氣呼呼走掉。

我也沒去追她，小心翼翼地拿出我的餅干，拍了個照，樂滋滋地打開吃起來。

回想起來，這樣做其實是沒有把曉荷當作一個要解決的“問題”。

在我看來，成人世界設置了一個“正常”的標準。我不喜歡這種標準，人是生命，不是一個個要解決的問題，就像多肉有多肉的養育方式，百合有百合的規則，曉荷就是她獨有的樣子。

說得簡單點，我不想矯正曉荷的行為，也不給她說“丟掉我”的機會。

自那以后，我一直堅持這樣做，曉荷漸漸地不再與我針鋒相對了。我讓她上課，她就去，不再哼一聲表示敵意，也不再拿玩具砸我。

盡管她還是不會主動靠近我，也不喊稱呼，直接說“喂”，可是我覺得，自己好像一個蒙對考題的孩子，無意間解開一道謎題，讓曉荷的刺，往回縮了那么一點。

往后三年多，曉荷竟然和以往有了很大改變。有時候，她跟在我身后，但是不像其他黏著我的孩子那樣，非要拉著衣服，貼著我。

她要跟我保持距離，也不拉著我，我一回頭，她就假裝干別的。

看見我幫孩子換尿不濕，她主動幫我摁著小孩，讓他不要亂動，自己倒水的時候，順便給我倒一杯，還在兩個小孩同時嚷嚷要我抱時，把其中一個搞走，找個玩具塞給他。

可是她仍然會懟別人，任何企圖矯正她、馴化她的人，都要遭到她的無情攻擊。

直到曉荷八歲那年，在一個孩子的靈堂，我終于明白她身世的秘密。

福利院里有一個孩子膽道閉鎖，需要換肝才能治好，可是沒有等到肝源，去世了。當時這樣的孩子有三四個，沒有肝源，他們只能活到三四歲。

福利院有里外兩棟樓，一旦有孩子去世，靈堂安排在外樓的活動室，同時把孩子們聚到里面和后院，不讓他們看到。只會讓一些年紀較大、心智相對成熟的孩子過來幫忙。

火化前一天，我們在疊金元寶，曉荷不知什么時候，跟在我后面，跑到靈堂里。誰也不敢要她幫忙，都害怕被她懟回來，沒想到曉荷突然說：

“你們這些笨蛋，還這么多，沒有我怎么行呢，我就勉為其難，幫幫你們吧。”

聽到這話，我們都想笑，但是又不敢笑。

金元寶疊到最后一點，我讓阿姨帶其他孩子們去吃飯，自己留下最后收尾。其他孩子都主動去吃飯，阿姨喊曉荷，喊了兩回，曉荷不動彈，也不理人家，半天才說：“我不餓。”

阿姨無可奈何，只能自己走掉了。靈堂里就剩下我們兩個人，曉荷突然問：

“你為什么不像他們一樣要求我？你從來沒有要我做一個懂事的人。”

我想了想，說：“你沒有經歷過我的痛苦，沒有資格勸我堅強。”

說完這話，我盯著曉荷，想看看她的反應。

曉荷沒有說話，繼續疊著金元寶，哭了。我沒有追問，靈堂里靜悄悄的，我們各自疊著金元寶。

大概幾分鐘后，曉荷手里疊著，輕輕地說：

“她扔了我三次，我都找回家，最后一次是我不想回去。她既然不想要我，那我就走吧。”

她沒有說“媽媽”兩個字，我確認了一下，“是你媽媽么？”

她點點頭，不愿意說出那兩個字，接著面不改色，依然疊著金元寶。

我的心臟，卻好像抽搐了一下。

那時我已經在福利院工作挺久了，隔三差五就有孩子來，基本上都是遭到遺棄的，我覺得已經挺了解他們的，沒想到曉荷的身世是這樣。

遭受遺棄的孩子，多是一出生就被扔掉，兩歲以上的都很少了。因為孩子越大，就越有感情，遺棄也就越難完成。

我想不通她媽媽為什么這樣做，如果對孩子沒有愛，為什么不一出生就扔掉，非得等到四歲，孩子和媽媽有了感情？

也不太可能因為窮困。室間隔缺損手術，并不是特別費錢、特別難治，能走醫保，一次手術也就能解決。多年以后我下鄉調研，還特意問過縣城醫生，2010年左右，你們能治這個病嗎？回答是能治，不難。

那到底為什么，能讓一個媽媽，連續四次扔掉自己的孩子呢？

更讓我震驚的是，當年四歲的曉荷說：“那我就走吧。”

她能走到哪里去？回想起她的檔案寫著“四歲生日那天遺棄在教堂”， 教堂可能就是她選擇的。也許覺得那里的人不會馬上“丟掉她”，總要給她一口飯吧。

我感覺受到巨大的沖擊。她把這些說給我，就好像把自己過去的秘密托付給我，而我接過了一個沉重的東西，不能什么都不做，也不能無動于衷。

我走到離她很近的位置，想要抱抱她，說點什么。可是她察覺到我的動作，一躲閃，手里伸出一張疊金元寶的紙，故意岔開話題：

“這紙太小了，疊不了元寶，疊星星行不行？”

我看過一篇論文，是講述國外新生兒教育的，呼吁母親在孩子一歲以前盡可能多抱著。因為此時孩子對世界是陌生的，唯一熟悉的就是母親，充分擁抱，就會產生安全感，反之如果此時沒有得到充分擁抱，可能終其一生安全感匱乏，想要弭平得花數十倍力氣。

曉荷不光沒有足夠擁抱，還被媽媽丟棄過四次。殘破的童年，讓她內心安全感缺失，成為刺猬女孩，想要變回“普通孩子”那樣，幾乎不現實。

我只能退回去，點點頭，把心里的話咽了回去。

那天夜里，我偷偷哭了半宿。

在福利院工作那么久，我經歷過的遺棄事件已經很多了，可是曉荷依然讓我揪心。

我沒有目睹曉荷媽媽是怎樣丟棄她的。可是腦子里，很多畫面在反復重映。

她媽媽第一次把她丟出去，她找回去，那她在那個家怎么生活？小心翼翼嗎？看著母親的臉色，膽怯、卑微，不敢有任何出錯的地方，甚至飯都不敢多吃一口。

通常丟棄孩子都是放在很遠的地方，就是怕孩子找回來。而她媽呢，當曉荷找回來，她媽媽是什么反應，有愧疚嗎？可能沒有吧？

曉荷回來以后，怎樣跟媽媽溝通？你是把我忘了，還是故意丟我的？這些沒有質問過媽媽？

也許她根本不敢問，而是求媽媽，不要扔掉她，她會做一個乖小孩。

曉荷的口頭禪是“那你把我丟出去吧。”

我想，對她來說最糟糕的不過是，你把我丟出去，還能把我怎樣。

以往印象里，她一直是昂首挺胸，鋒芒畢露，總是很拽的模樣。是不是因為，她在四歲之前一次次找回去，已經把頭低到塵埃里，把這輩子的卑微用完了呢？

那天夜里，曾經讓我害怕緊張的，刺猬女孩身上的刺，好像蕩然無存了。

我們被刺猬扎傷過，但是沒有人想過，刺猬渾身長滿刺的過程，自身是更疼的。想到這點，即使她在福利院再霸道，我仍然不想去矯正、甚至訓斥她，而是疼惜她。

那個夜晚，我感覺肩膀上擔負起這個孩子的未來，想要做點什么，改變她的處境。

曉荷繼續待在福利院，是沒有出路的。

這個孩子不適應福利院，周圍都是要矯正她的人，而她對這些人非常抗拒。她的年齡越來越大，周圍和她同期的孩子都被收養走了，她卻遲遲沒有消息。

福利院幾乎每天都有想要收養孩子的人來拜訪。收養人對哪個孩子有意向，負責收養的老師就要把孩子的情況告訴收養人。

但是這些老師，都不知道曉荷過去，卻一味地想要矯正她。在他們嘴里，曉荷能是什么樣呢？

怎么可能通過他們，給曉荷找到愿意接納她的收養人呢？

唯一的辦法，就是有人用三五年的光景，讓她變得柔順一些，不是強行拔掉她的刺，而是自然而然地，讓她感受到溫暖與關愛，不必再像以往那樣，對周圍劍拔弩張。

雖然她的脾氣是有理由的，但是以后步入社會怎么辦呢？終究還得過日子吧？

這個人，只能是我了。

我打算以寄養家庭的身份帶她回去，像兩個同居女孩一樣生活。

當時我在市區做一份記者的工作，每個月掙4000多點，如果寄養曉荷，就要搬回福利院附近租房子。我那時每天9:00上班，如果由附近出發，需要每天清晨5:30出門，下班回來也要深夜。

村里到最近的公交站得走20分鐘，公交車半小時一趟，遲到可不得了。我找到一位開三蹦子的大爺，打算以每月300的價格，每天早上載我去公交車站。

盤算這些的時候，我發現了一個人，也許能幫助我改變曉荷的命運。

有一天，我在辦公室準備教案時，遇到一位咨詢收養的外國人。

她叫薩拉，一頭金發，看上去只有二十多歲，實則已經三十多了。當時薩拉和負責收養的老師說：

“我想收養一個年齡大一點的女孩，我有兩個妹妹，爸媽去世得早，我把她們養大成人的，所以擅長和大一點的小孩相處，不太能跟太小的孩子打交道。”

當時我躲在電腦屏幕后面，聽到她們的對話，突然像被點醒了一樣。

“媽媽”在她心里就是一個壞蛋，這已經成為她性格的一部分，就像出廠設置。強行干預只能適得其反，這是難以幫她找到一個家的根源。

然而是誰規定，一個家里必須有“媽媽”這個角色呢？

如果收養曉荷的，是一個姐姐呢？

我抱著期待，偷偷觀察薩拉。后來兩次在福利院見到她，她都是找七八歲，年齡比較大的孩子，陪他們玩游戲、教他們說英語。

等到第三次遇見薩拉，我打算和她聊聊，當時她正要離開，我也差不多要下班，趕緊追上去和她套近乎，“你想收養孩子？”

薩拉說：“我怕疼，嘿嘿，不想生孩子，但是我很喜歡小孩。我先生是中國人，很想有一個中國孩子。”

我說：“那很好啊！我可以和你講講福利院的孩子，他們的身世和心理創傷，如何和他們相處。”

其實我只是找個理由，想要游說薩拉收養曉荷。

薩拉很激動，“好啊好啊，那周末我請你吃飯，叫上我先生，你好好給我們講講。”

我們在三里屯一家西餐廳見面。

薩拉是加拿大人，她把兩個妹妹撫養成人，還收養了一個海嘯中成為孤兒的波蘭女孩，現在七歲。一大家人每周都要聚會，每年都要拍一套家庭寫真集。

她的丈夫是華裔，幾代定居加拿大，不會說中文，沒有在中國生活過，血脈相連總是心系中國，這才想要收養一個中國孩子。

我覺得自己的直覺沒錯，薩拉就是能夠幫助我，改變曉荷命運的人。

我跟夫妻倆講了曉荷的身世，包括她被親生母親扔掉四次，最后一次放棄回家。薩拉顯然牽動了情緒，邊聽邊哭著說：“怎么會有這樣的母親？怎么能一次次下得了手的？”

薩拉當時就說，下次到福利院，會特別留意這個孩子。

可是，曉荷真的能接受薩拉嗎？相處這么多年的老師，都拿她沒辦法，一個陌生成年人，讓曉荷不產生抵觸情緒，太難了。

我打算把自己的秘訣告訴薩拉。

和曉荷接觸四年多，我已經摸索出一套和她相處的方法。其實早在小熊餅干時期，我就無意中觸碰到她的“正確打開方式”，不過那是我瞎蒙的，還搞不懂背后的門道。

真正讓我想透背后邏輯的，是一個自閉癥的孩子。

有一回，一個家長帶著自己的自閉癥孩子到福利院參觀。家長給孩子們買了零食，多數孩子湊過去，就在她分發給大家的時候，那個自閉癥的孩子，竟然和角落里的曉荷玩起彩筆。

自閉癥孩子拿彩筆往曉荷的臉上畫，把曉荷畫成一個小丑，曉荷也給她畫，兩個小孩看著彼此的鬼臉，嘎嘎笑，特別開心。

我看在眼里，突然意識到，這個自閉癥孩子，完全掌握了和刺猬女孩相處的精髓。

不管是福利院里的老師，阿姨，甚至其他孩子，大家要么覺得曉荷有“病”，要么覺得她可憐，都把她當成一個麻煩，一個要解決的問題，或者一個需要特殊照顧的怪小孩。

終歸一句話，所有人都想要改變她。

每當曉荷感受到這一點，就會繃直“身上的刺”，直挺挺地懟回去。

那個自閉癥小孩，沒有這種特殊對待，啥也不知道，就拿曉荷當成普通的小朋友，也沒想過改變她。曉荷倒是和她玩得特別好。

我那回和她“搶餅干”，也是偶然做到這點，拿她當成普通、平等的人看待，曉荷從此就不再懟我了。

所謂的秘訣，就是拿曉荷當成一個普通、正常人看待，別想著規訓她，也別給她什么特殊照顧，和這個人正常相處就行了。

但是福利院的老師只想矯正她的行為，把她當作一個需要解決的問題，壓根不愿意耐心和她相處。

改變一個孩子很難，改變成年人更難，明白這一點后，我也不愿意去說服他們。

盡管和薩拉接觸幾次下來，我都覺得她應該可以做到，可我還是作為解釋，把我和曉荷相處的經歷和她都說了，很希望這對“姐妹”能成功匹配，我還特意和她強調：

“只要曉荷的世界沒有媽媽，她可以很快樂的生活，媽媽只是一個稱呼而已。成為世界上最相愛的人，這就夠了，是不是媽媽，不重要，不用提及這個概念。”

后來，薩拉過來找曉荷玩了幾回，兩人的合拍程度令我驚訝。

有一回，我看到她們玩棋盤游戲，竟然有說有笑，這幅畫面在曉荷身上，簡直罕見。每次我不在的時候都問阿姨，最近有沒有外國人和曉荷比較親近，阿姨說是有一個。

我問是加拿大人嗎？阿姨說，這我不知道，是個金色頭發的女人。

薩拉大概又來過四、五次，就向福利院提出申請，正式收養曉荷。在法律文件上，薩拉是曉荷的養母，但是兩人互相稱呼名字，薩拉也不在意，曉荷是否管她叫“媽媽”。

每個孩子臨走，福利院都會匯總一份資料，上面展示孩子的全部信息。我看過那份資料，遺棄那欄依舊寫的是，“四歲生日當天被遺棄在教堂”，說明院方依然不知道，曉荷被遺棄過四次，最后一次自己走掉了。

離開中國那天，我對九歲的曉荷說：“你過來，我和你說幾句話。”

別的孩子，這時要么想多拍照留念，要么哭著不愿離別，曉荷兩種情緒都沒有，好像離別也沒什么大不了，拍照都不愿意，跟我說：“你就在這里說。”

于是，我又把心里的話咽回去了。

這時我已經認識她五年。曉荷不再是當初的刺猬女孩，見誰扎誰，可是也拒絕與任何人變得親密，更拒絕所有肢體上的親昵與接觸。

我不清楚，這是否會成為她離開中國以后的問題，只能把希望寄托在薩拉身上。

果然，曉荷去加拿大以后，麻煩接踵而至。

她陷在自己的空間里了。

曉荷到加拿大兩周，薩拉給我打來求助電話。

“如果她在專注做一件事，這時候要吃飯了，不吃的話，對她的身體有什么影響？”

“她不健康的生活習慣，我應不應該干預呢？我管她的時候，界限在哪里？”

我問薩拉，曉荷平時都做什么？薩拉說，她幾乎不怎么和我們聊天，就喜歡待在自己的房間里玩電腦游戲，屏幕上有綠色的小怪物，吐一些彈丸，打僵尸。

我有點著急，轉念一想，就明白了。以前在福利院，所有東西都是大家的，沒有自己的房間，還有一堆想要矯正她的人，這下突然變了，曉荷這是放飛自我了。

我故作平和地對薩拉說：“曉荷的身體已經康復了，如果偶爾沒有按點吃飯，也沒有太大問題，至于管她的界限，你就按照自己最自然的判斷，不用顧慮那么多。

“跟她最好的相處一定是自然的，不要隱忍或者迎合，做自己最自然的樣子就好了，該發火就發火，對別人什么樣子，就對她什么樣子，不要把她當作需要特殊照顧的孩子。”

過了兩個月，我再問薩拉情況如何？她說現在還不錯，曉荷很少一個人待著了，跟他們吃完飯，都會在客廳聊天，還學會“討價還價”。

薩拉家有打掃衛生的阿姨，但是為了讓孩子學會做家務，兩個孩子輪流洗碗。有一天曉荷和波蘭妹妹說：“該你洗碗了，我這周洗五次了，你才洗了三次。我們來定一個值日表，印一個有我們頭像的印章，在紙上蓋章，誰的章少誰洗碗。”

這種“討價還價”也許說明曉荷已經一定程度上融入了新家吧。

可是沒我想得那么容易，曉荷又給我們倆出難題了。

被收養半年左右，我和薩拉視頻，問她最近怎么樣。

薩拉說：“倒是都還好，也沒有什么沖突和矛盾，相處也比較和諧，但好像她沒有把這里當作她的家。我們逛商場，她看到一個燈，說這燈很適合你們家，看到一把椅子，說椅子很適合你們家。總是說——你們家。”

我頓時一愣，腦子里也沒想到什么好辦法。和任何人都不顯得親密，這是曉荷的性格，只能給她更多的時間，冒然地做什么，強行讓她融入，恐怕只能適得其反。

沒想到一年后，這個難題，竟然被薩拉解決了。

我趕緊追問，想知道她怎么把曉荷嘴里的“你們家”，變成“咱們家”。

薩拉告訴我，有一天接到曉荷老師的電話，得知曉荷在學校里和一個男同學打架。男同學說曉荷不是加拿大人，媽媽不是生她的媽媽。

曉荷雖然嘴上不承認那是“咱們家”，可是已經把薩拉當成最重要的人，這些話對她來說難以接受。

老師打電話的目的，是讓薩拉注意關照曉荷的情緒。結果放學回來，曉荷表現得很正常，看不出什么情緒。薩拉知道，曉荷沒有向她吐露真心。

她沒有找曉荷談這件事，而是不久后找到老師，希望由她出資，請同學們去一個農場郊游，要求是每個人帶著自己的寵物。

加拿大家庭多數都有貓或狗，薩拉就組織一場寵物農場游。等到大家都玩累了，薩拉叫同學們圍坐著，問他們，你們的狗是哪里來的？

有些同學說是買的，有些說是收養的流浪狗，有些說是外婆去世了留下來的。

薩拉又問，它們都是什么品種？

有同學說，我的是柴犬，有的說我的哈士奇是俄羅斯的，有的說我的邊牧是英國的。

薩拉問同學們，你們愛你們的狗狗嗎？

同學們說當然啦，它是我的親人，有的說，它是我最好的朋友。

薩拉看著和曉荷打架的男生說：“所以愛，與是不是本國的，是不是你生的都沒有關系。曉荷的確不是我生的，她也不是加拿大出生的，但是這一切并不影響我們彼此相愛，對嗎？”

她沒有批評男生，也沒有再繼續說下去，就帶著狗狗們來了一場運動會。

自那以后，那個男生再也沒有找過曉荷的麻煩，兩人竟然還成為不錯的朋友。

從那時起，曉荷嘴里不再有“你們家”，雖然她不喊薩拉叫“媽媽”，但是彼此敞開心扉，什么都能說。不管學校里的事，還是曉荷喜歡的同學，她都和薩拉、兩個阿姨（薩拉的妹妹）分享。

我不禁為薩拉的做法叫好。當初真沒看錯，薩拉果然是能幫助我改變曉荷命運的人。

直到要寫下這篇故事，我特意去問薩拉，好奇她究竟有什么“魔法”時，薩拉向我講述了她的童年經歷。

我這才明白，薩拉其實就是曉荷的翻版。

薩拉的父母是戶外愛好者，常常背包去行走一些小眾的、甚至是極端的旅行線路，在薩拉14歲那年，父母因車禍意外去世。

三姐妹唯一的親人就是外婆，但是外婆年紀大，無力照顧三個孩子。當時二妹9歲，小妹4歲，薩拉瞬間成為家里的頂梁柱。

父母葬禮后，三姐妹即將被送進圣嬰院（兒童福利機構），薩拉把兩個妹妹叫到一邊說：

“誰要收養我們，或者把我們送到別的地方，我們堅決抵制，我還有幾年就成人，可以養活你們了，我們三個堅決不分開。”

就這樣，三姐妹決定好了要永遠在一起。

小妹從爸爸媽媽去世，直到進圣嬰院好幾天，還是在哭，薩拉和小妹說：“你不要哭了，我們都要接受現實。”

圣嬰院的院長聽到，和薩拉說：

“讓她好好哭吧，哭好了才能接受現實。想哭到什么時候，就哭到什么時候。”

院長給三姐妹找了一個活動廳，準備好床和生活用品，讓阿姨給房間里準備充足的零食、面包、飲料。老師和薩拉說，每頓飯都放在門口，如果想吃就把飯端進去，不想吃，過了點阿姨就收走。

活動廳有很多氣球，是不久前的兒童節活動剩下的，院長說，你想扎就隨便扎，想出去就出去走走，負責好妹妹們的安全就行，想哭，不想接觸其他人，就在里面好好哭。

聽到這里，我為院長的做法拍案叫絕。

我們總是勸別人要樂觀，想開點，希望內心受傷的人脫離悲傷的氛圍，實則是不大允許這些人悲傷。

這樣做，賦予了悲傷一種負面標簽，沒有給負面情緒一個體面的位置。結果是，受傷的人通常把負面情緒隱藏在內心的角落，任憑這些情緒，隱性地侵蝕著他們。

為幫助三姐妹銜接新的生活，圣嬰院的老師接她們回家，住了半年。這位老師有個女兒，得知有三個失去爸媽的孩子，要住進自己家時，女兒問她，該怎樣對待這三位剛剛失去家人的小姐妹呢？

老師說：“就像對待你的同學一樣，該吵架就吵架。特殊照顧，就會讓她們覺得自己被悲憫了，等于不斷地提醒她們，她們失去了父母。反而會放大她們的悲傷，我們不掩蓋，也不放大，正常相處就好。”

后來有一次，老師在衛生間聽到薩拉的二妹在哭，老師問她怎么了，她說我想媽媽。老師讓二妹去拿媽媽照片，接著帶她到一個房間，對二妹說，你對著媽媽的照片和她說話，告訴她你現在的生活。

二妹邊哭邊說，老師說，你以后想媽媽，就和媽媽說話，帶媽媽去你生活的地方。

老師還帶三姐妹來到天臺，問她們，天上的星星，哪個是媽媽？小妹說，最亮的。

老師說，那你們就對著最亮的那顆和媽媽說話。

薩拉帶著妹妹們喊：“我們在這里生活得很快樂，你們放心吧。”

隨著三姐妹漸漸長大，開始幫助老師照顧更小的弟弟妹妹，即便是小妹也很嫻熟了，老師夸贊她說：“你很棒啊！你照顧小寶寶很有媽媽的味道。”

小妹驕傲地說：“媽媽就是這樣照顧我的，我現在是媽媽，媽媽就會安心了。”

有一天小妹突然說：“媽媽回來了！”

薩拉問：“在哪里？”

小妹說：“我們照顧弟弟妹妹的時候，我們就是媽媽呀，她就在我們的肚子里。”

小妹胖乎乎，肚子圓滾滾的，二妹調侃她說：“你這個是大肥肉。”

小妹說：“媽媽以前總是怕胖，不敢吃大肥肉，現在她可以吃大肥肉了。“

二妹說：“那我們就多吃大肥肉，越吃媽媽越快樂。”

三個孩子說到這兒，咯咯咯笑個不停。不知不覺中，她們已然走出爸媽去世的悲傷。

我意外地發現，圣嬰院的院長和老師，對三姐妹的方式，和我對待曉荷的方式不謀而合。

我們都不強行干預，不打擾悲傷，不強行關起門要治愈她們，給他們提供了一個了有愛、自由、包容的環境，她們的傷口就自然愈合了。

良好的環境就像免疫系統，把時間交給它，它自有能力讓我們復原，而不是打開心理的傷口做手術，一遍遍剖析她們的傷痛。

真正的治愈不是拔掉刺猬的刺，而是給她一個柔軟的環境，讓她找到可以讓自己卸下硬刺的家人。

刺猬的刺不是一直繃著，只有緊張、發脾氣時才是鋒利的、刺人的。它放松的時候，身上的刺很順，一點也不扎人。

其實曉荷剛到福利院那一兩年，是我在這家福利院最艱難的日子。

不單曉荷被當成麻煩，我也是福利院的麻煩，因為對待孩子的觀念不同，我和領導們都不對付。院方曾經有一段時間，像監視曉荷那樣，監視過我。

福利院里的老師、行政人員，沒必要為了孩子和領導起沖突。保育員阿姨倒是和我有相同的立場，但是她們在這里打工，只能私下贊同我，也不敢正面反抗上級。

只有我，和福利院沒有利益相關，也不靠這里的工資生活，才能跟領導層“唱反調”。

我時常有一種孤軍奮戰的感覺。跟誰都不是一派，只能自己去思考，什么選擇是對孩子最好的，再自己承擔責任。在處處碰壁的環境里，做著我認為正確的事，挺艱難的。

直到2021年前后，我再次見到曉荷，我突然覺得這些年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薩拉的丈夫是蘇州人，他們要回蘇州探親，那年想約我見面，我剛好在紹興旅居，我說最近有烏鎮戲劇節，我們就相約烏鎮吧。

時隔五年，那是我和曉荷第一次見面，我有點小緊張。他們到的時候，我已經在烏鎮的大門口售票處等他們了，曉荷看見我，敲了敲我的棒球帽的帽檐，說，“hi”，好像昨天才見過。

在烏鎮期間，我們沒有敘舊，沒有談到福利院的事情，就是聊話劇，吃飯，劃船。

她還送給我一個骷髏圖案的帽子，說“不要做庸俗的人類，咱們是外星人。”非要讓我戴著拍照，后來這張照片被她洗出來，放在書柜上。

曉荷給紀良安拍的照片，帽子是她送的禮物

最后兩天，我當時的男朋友來了，曉荷總算逮到一個機會，以要給加拿大的朋友買禮物為名義，拉著我的男朋友獨處了片刻，可能是想考察這個人合不合格吧。

曉荷問：“你為什么喜歡她？你喜歡她什么？”

男朋友說：“如果真的能說出一二三條，也太功利了吧，沒有具體的原因，因為是她。”

曉荷說：“那你給我個承諾吧。”

我男朋友說：“承諾什么？永遠愛她嗎？”

曉荷哈哈笑著說：“才不要咧！只有軟弱的人才需要一個人永遠愛她，她才不需要這種東西呢，你要承諾，你會尊重她的每一個想法和選擇，即使那個想法是荒唐的。”

在我印象里，這是她第一次主動關心我——這只小“刺猬”輕輕地抱了我一下。

寫這個故事之前，我征求曉荷的同意，沒想到，她完全不在意，想都沒想就說行，只有一條要求：“別說那個人是我媽。”

直到現在，曉荷的身世秘密，唯獨親口告訴過我，連薩拉，她也沒有親口講過。

她把這件事告訴我，就好像把自己的創傷和過去托付給我。我總覺得自己，應該代表這個世界回答她一些東西。

這份回答，在疊金元寶那回，擁抱她的時候想說；她臨走時，我叫她，也想說，但是都被她打斷了。等到現在她長大了，我又覺得沒必要了。

這份回答，在我心里成了一個逗號，藏了很多年。

趁著這個故事，我想把這個回答說出來，把我心里的逗號變成句號：

她不要你，不是你的問題，不用懷疑自己，也不用懷疑這世界，你值得最好的，我很愛你。

今天的后記，是紀良安想要跟大家說的話：

在日常生活里，我們好像總能遇見一些專家，他們總是想給我們強行定制一套“幸福標準”，好像偏離了這套標準，我們就得被矯正。

我覺得很多問題就是這樣產生的。每個人出身不同，經歷也不同，怎么能被簡單粗暴地塞進一個“正常”的模板里評判呢？

在這篇故事里，我沒想過改變曉荷身上的怪異，而是想為她的怪異，尋找一片自由發揮的土壤。

也許真正的愛，不是改變那個人，而是給他提供一個溫暖、舒適，能夠包容他的環境。

我也想和所有的“曉荷”說：

人是生命，不是一個個要解決的問題。多肉有多肉的養殖方式，百合有百合的規則，你就是你獨有的樣子，不必盯著自己的問題，也不用和自己過不去，活得舒服就好了。

讓廣闊的世界去理解你。

（文中部分人物系化名）

編輯：迪恩 小旋風

插畫：大五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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